【觅史记】赵尔巽《清史稿》：采摭甚富，史实略备（下） / 四六文摘

其实李宗侗写此文另有背景在，故宫被南京国民政府接收后，关于如此处置《清史稿》的问题并未着手。半年后，有位叫刘赞廷的人给国民政府写信，认为应当发售《清史稿》，若长期封闭的话，“则一代典章，散归乌有，几多心血等于虚耗，殊非国家保存国粹之至意。”（刘赞廷《呈国民政府请启封清史稿史册发售归结文》）而国民政府接到此文后，提交给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决议，而后致电故宫博物馆：“应令将《清史稿》及所存书籍悉移南京在案。兹派本府文管处文书局科长彭晟，率同书记官两员、书记一员，前往北平，将原印《清史稿》一千二百部，及清史馆以前所存一切书籍，全数点验，悉数运送来京，以凭核实……克日全数点交该员等接收运京，毋有延误。”（《国民政府训令北平故宫博物院文》）

故宫博物院未曾想到某人的一篇售书提议不但没能达到效果，反而要将清史馆的一切书籍全部从北平运往南京，而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一些人原本打算重新编一部清史长编来更正《清史稿》中的错误，但书籍全部运走后，这种计划将无法实施。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煜瀛对此提出异议，而易培基也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他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处长古应芬去电称：“可否先将《清史稿》百部，全数运京，已备参考审查之用。《清史稿》重复书籍，亦可送京。至其它各书，待清史长编告竣，再行运京。”（《易培基致文官长古应芬电》）

南锣鼓巷

易培基匠提议被提交给第五十五次国务会议，但讨论的结果仍要求将这些书全部运往南京。面对这种状况，易培基想出了另一种办法，他命李宗侗翻阅《清史稿》，而后从中找出一些错误，李宗侗将这些错误总结为十九条，之后易培基再次致电行政院：“此书除反革命文字以外，其中无非错误、忽略，及体例不合等项。即如此文章体例之官书，已难颁行全国，传之后人，况以民国之史官，而有反革命、反民国、藐视先烈诸罪状。若在前代，其身必受大辟，其书当然焚毁，现今我政府不罪其人，已属宽仁之至，至其书则决不宜再流行海内，贻笑后人，为吾民国之玷，宜将背逆之《清史稿》一书永远封存，禁其发行，现在职院已聘请专家就所藏各种清代史料，分年列月，编辑《清代通鉴长编》，一俟编成，再行呈请国民政府就其稿本，再开史馆，重修清史，一举而数善备矣。所有查禁《清史稿》各理由，理合呈请鉴核，不胜待命之至。”

看到了胡同牌

易培基想通过这种办法来阻止《清史稿》及其他书运出故宫，他的提议得到了南京政府的赞同。行政院在1929年12月4日安排文官处文官局科长袁晟来到北平，而后将《清史稿》进行了清点，将重复的部分运往南京，对《清史稿》进行了审查。审查的结果，该书仍然被禁，然正因为此书成了禁书，才使得这部书更加有了知名度。因为各方需求旺盛，运到南京的三百多部《清史稿》分发给了一些图书馆及高级官员。在1934年1月，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仍然在讨论如何处置该书：

主席（林森）：请大家讨论。此书前本由府禁售，后因各机关来府请领者甚多，曾发出五十余部。

张委员继：此书现时北平民间还有些，东三省也有，从前康有为曾秘售些，此亦无大关系，书是禁不住的。

主席（林森）：我看图书馆或机关具函来府请领者，即可发给。

张委员继：私人请领者，不必再发，此可以图书馆为限。

主席（林森）：现在个人请领者，政府未准，那即以图书馆为限。

叶委员楚伦：图书馆也要有一限制，至少要省立以上图书馆，呈由教育部转请具领，方可发给。

主席（林森）：此书现时还存二百余部，可否如此决定，即图书馆请领者，须省立以上之图书馆呈由教育部转请，机关请领者须其主管长官为选任或特任长官（仍要他严密保管），如无异议，即如此通过。

陈委员立夫：最好留存若干部，如将来中山图书馆落成，一定要来领的。

主席（林森）：那留存二三十部。”

（《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速记录》，转引自周海建《南京国民政府对<清史稿>审查及其社会因应》）

安静的胡同

关于《清史稿》所存在的问题，大多数人认为这是缘于赵尔巽所招编纂人员大多是清朝的遗老，故这些人在撰写稿件时，始终以满清为正统，而对于新成立的民国却有贬斥之词。比如彭国栋在《清史纂修刍议》中说：“赵尔巽诸人，自命为清室遗老，于清岂则多方隐讳，于民国则滥肆诋毁。”

而《清史稿》中对清初时朝廷的一些残暴行为也未曾记载，即使有记也写得颇为简略，比如清政府颁布的禁止八旗逃亡的“逃人法”，《清史稿》中未载。而对于重要的“太祖受伤”、“孝庄下嫁”、“世祖逃禅”、“世宗压位”，《清史稿》中也未曾提及。傅振伦在《<清史稿>评论》中指出：“清初入关，平定东南，屠城惨案，暴戾已极。康、乾之季，清帝游幸，国计民生，交感其困。起自康熙，迄于雍正；惨酷大狱，层出不穷。清室末造，纲纪废坠，权阉乱政，势熏朝野，诸如此类，国之大事，均应洋载，而《清史稿》则多削而不录。盖所以泯没满精残忍变乱之实也，言多隐讳，直道安在？”

找到了17号院

《清史稿》另外的问题则是为民国间去世的清遗民立传，比如王国维、沈曾植、劳乃宣、梁鼎芬、张勋等。按照断代史的贯例，王朝结束后，有些重要人物若在世的话，应当记入后朝。更何况，王国维乃是著名的学者，《清史稿》把他列入《忠义传》，而未放到《文苑传》，故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称：“王氏可称者，在积学于躬，著书自称家言，宜为儒林之冠冕，讵得以忠义一节蔽之乎？”这样的安排方式，同样可以看出撰写此文者对于满清的重视态度。

对于《清史稿》整体上的瑕疵，1936年陈登原在其所撰《读清史稿偶记》中总结道：“予自民国二十二年秋，首读《清史稿》。至二十五年，又重读一过。约其疵累之处：其一，为纲常之见太深太露。其二，为褒贬出失，未惬人心。其三，为叙记之言，多有戾谬。其四，为当详不详，当略不略。其五，为书事记人，未能适格。其六，为时日不序，先后失第——非敢好谤前辈。”

门墩不错

但也有人认为《清史稿》中的一些瑕疵并非有意为之，比如李宗侗所写呈文中指出《清史稿》撰写者反革命的铁证是“革命党谋乱于武昌”。对于这一点，孟森在《清史稿应否禁锢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所有谋乱字、诛字，是否为有抵触民国之嬚，可付讨论，观诏文盛奖瑞澂，可知为原来史料，若为有爱于清而发，则瑞澂决不为所称许矣。”

可见，《清史稿》的编纂者有些字句是直接抄录原始文档，并非撰写者有意如此，故孟森认为：“在馆秉笔诸人，当时采清代旧望，来者多以元遗山自况，用修史以报故君，故疑其内清而外民国，此诚有之。但意主表扬清室，与敢于触犯民国，并非一事，其可疑与否，当据书中内容而言，不当以揣测之故，湮没甚富之史料。此审查之不可少也。”

果然是饭店

对于有人指责《清史稿》的编纂者心怀满清，傅振伦举出如下事例：“若谓彼等心怀满清，则黄宗羲、顾炎武、孙夏峰、王夫之之伦又何非明代遗民，又何列入清史耶？且《史稿》成于十六年八月，而汤生卒于十七年春，亦草草列入，尤属可笑。”（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傅振伦说若《清史稿》馆臣都是心怀满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应当把黄宗羲、顾炎武、孙奇逢等明代遗民列入清史中，这也间接地说明了编纂者并未坚持满清立场。对于呈文中批评《清史稿》“不用民国正朔”及“立书伪谥”两条，金梁在1936年7月《逸经》半月刊第十期上回应道：“如书年，但就行文之便耳，前数年，后数年，何必限以正朔?然则以孔子及耶稣纪历者，皆违制矣。如书溢，亦记实耳，私谥且应入传，何必为讳？”

正如前面所言，因为时局的原因，清史并未编纂完成，故而赵尔巽在刊发时特意加了一个“稿”字。故该书在内容上有些问题是必然的，然而这部书却倾注了赵尔巽大量的心血，裴高才在《<清史稿>命运多舛的前因后果》一文中首先称：“赵尔巽虽非史学专家，但却能知人善任。他履新后，'近取翰苑名流，远征文章名宿’，向一百三十六名著名学者发出了邀请，实际到馆共八十六人，还聘有工作人员两百多人，名誉职位三百多人。”

院落不大

但是袁世凯去世后，所有的款项大量削减，而清史馆的日常营运费用有很多乃是靠赵尔巽个人垫付以及拉赞助。海波在《赵尔巽致王树枏为清史馆募款札》一文中写到了赵尔巽为了维持史馆的营支运，曾写信给王树枏请其帮助赞助：

晋卿老兄大鉴：节后致函甘新两省，盛意良可感。现将该两省复信呈览，似无多大希望。或经大笔一挥，雨金雨粟，亦未可知。遵抄致“财王”函两分，祈分别察入。甘新稿阅后仍祈掷还。专布，即候

礼安

弟赵尔巽拜上，十五日

顶棚罩了起来

可见，赵尔巽为了此书之成确实费尽心力，他动用自己的关系向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军阀募捐。到1927年6月，正是因为张作霖的一笔捐款，才使清史馆得以继续营运。而该馆使用了张宗昌、吴佩孚等军阀的捐款，到后来也被列为该书被禁的罪状之一。赵尔巽在刊发《清史稿》时，也知本书有错误在，他在84岁时写了篇《<清史稿>发刊缀言》，此文回顾了14年来纂修清史的艰辛过程，而后称：

今兹史稿之刊，未臻完整，夫何待言？然此急就之章，较诸元史之成，已多时日，所有疏略纰缪处，敬乞海内诸君子切实纠正，以匡不逮，用为后来修正之根据，盖此稿乃大辂椎轮之先导，并非视为成书也。除查出疏漏，另刊修正外，其他均公诸海内，与天下以共见。绳愆纠谬，世多通人。尔巽心力已竭，老病危笃，行与诸君子别矣。

立体木墙

对于《清史稿》一书的价值，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给出如下评价：“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朱三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略备，囊括以成一代之典，信足以继前代正史之后，而资览者取资矣。”而对于赵尔巽对该书所作出的贡献，董守义在《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清史稿》中指出：“赵尔巽作为清史稿总裁，含辛茹苦十佘载，面对政治动乱与经费匮乏，以超常的应变能力与毅力，完成史学巨著，功不可殁。”

有鱼

金毓黻在夸赞本书的同时，也同样指出了书中的瑕疵，但他仍然认为本书在存史方面功不可没：“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如《氏族志》），列传多有阙遗（如《麟庆传》云，子崇实、崇厚自有传，而崇实无传，又朱筠亦无传）；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误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如《本纪》《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臣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最后一端，即为政府禁止发行之理据，然因付印尚早，得以流传，其功究不可没也。”而对于本书的重要价值，董守义在文中给出了如下总结：

《清史稿》内容宏富，包罗万象。它不仅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科学、艺术、社会，而且包括天文、地理、山川、河流、城镇、宫室、陵庙、官宦、武师、僧侣、乞儿、烈妇、遗逸。简直就是清代大千世界的扫描，比起以前的二十四史要全面得多。仅就人物一项而言，所涉极众，计《皇子世表》涉1994人，《公主表》涉97人，《外戚表》涉150余人，《诸臣封爵世表》涉2770余人，大学士、军机大臣及部院大臣年表共涉13200人年次，疆臣涉及9420人年次，《藩部世表》涉2590余人，《交聘年表》涉及550余人年次，其中来华外国使领人员200—300人，中国派出使领人员209名，《后妃传》涉130余人，《诸王传》涉136人，进入单传或合传者有2280余人，另有儒林、文苑、忠义等各类传中涉及近万人，土司传中涉及1000余人。排除其中一人数任而致的重见，仍可说《清史稿》中囊括了清代三四万人的活动。这在二十五史上是仅见的。

正房无食客

关于赵尔巽在北京居住期间的住处，徐玲玲在《南锣鼓巷地区的名人故居研究》一文中，写明赵尔巽故居的具体门牌号为“北兵马司胡同17号”。有如此明确的记载，这对寻访颇为便利，于是在2018年10月10日驱车前往南锣鼓巷。

因为不是周末的原因，这条著名的旅游街游客较少。沿此街走出二百余米，在路边看到胡同牌，此胡同与南锣鼓巷呈十字相交，我不知向哪个方向探寻，问路口的保安，其亦称不知17号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我先向右侧走去，果真这一面是单号，按照号牌一路数下去，17号院门楣上挂着“束河人家”的招牌。推门入内，里面是一家酒店，两位服务员迎上来问我是否就餐。我掏出所带资料向对方出示，告其这里是赵尔巽故居，几个人看后纷纷摇头，而我进一步提出可否入内拍照。我的要求意外得到了领班的允许。

墙上的照片

布置颇为用心

走入院中，整个院落全部用玻璃罩了起来，但院落不大，乃是一小型的四合院，里面的食客看我端着相机进入纷纷侧目，我也只能趁别人就餐期间拍几个场景。而一位服务员把我带到了正房，不知什么原因，正房内没有食客，看来人们更喜欢花园般的院落。我问服务员这里有没有老物件，他把我带到侧墙旁，一个镜框内有多张老照片，其中有溥仪及一些家族照，但我不清楚这些合影中是否有赵尔巽，然此餐厅能搜集一些老照片悬挂起来，同样让人能够感受到原本的旧时光。

人们都喜欢在院内就餐

拍照完毕后走出酒店，但我总觉得大名鼎鼎的赵尔巽当年不会只住在这样一个小院落内，于是沿着胡同继续前行。走出二十余米，果真看到一处精致的仿古建筑，其门楣上挂着“涵珍园”的匾额。用力敲门，里面无人应答，只好又探看该胡同的其他几个院落，但有的院落改成了商店，还有的在门口贴着“禁止入内拍照”的字样。

吧台

在网上查得“厚德东方”所发之帖《北京瞬间（1781）：北兵马司胡同清赵尔巽故居》：

赵尔巽故居位于东城区北兵马司胡同。

胡同名

按照数字东城网的说法，赵尔巽故居似应在现胡同东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办公楼处。

一处仿古院巷

数字东城网站资料：北兵马司胡同，交道口南大街西侧，呈东西走向。东起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鼓楼巷，南有支巷通东棉花胡同。全长446米，宽6米，沥青路面。北兵马司胡同，明代属昭回靖恭坊，称北城兵马司。明代北京内城设有中、东、西、南、北五城兵马司，负责地面治安捕盗。北城兵马司在此胡同，故名。清代属镶黄旗，乾隆时称兵马司胡同，宣统时称北兵马司。民国后沿称。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交道口南六条。“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称大跃进路四条，后复称交道口南六条。1979年称北兵马司。1981年称北兵马司胡同。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官邸在此，1949年后曾为交通部，现为航空第一集团公司、第二集团公司等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