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都是宰相的清朝张氏家族
回望自己数十载为官生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在《聪训斋语》中写道：
“余行年五十余，生平未尝多受小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转弯早耳。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也。”
《聪训斋语》后来成为张氏家族流芳后世的家训，从中可以看出，终身不占便宜、与人和善、予人宽容既是张英一辈子的做人准则，也是张英希望留给后世子孙温良谦恭让的为人尺度。
而张英之子张廷玉，无疑是饱受《聪训斋语》熏陶的受益者。继其父之后，张廷玉步入权力中枢，颇受大清皇帝的信任。
伴随着帝国时代最后的辉煌，以张英、张廷玉为首的桐城张氏也迈入了鼎盛时期，被后世称为“五里三进士，隔河两状元，父子双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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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张氏为桐城境内各支张氏的统称。在这些张氏族群中，尤以桐城宰相张最为知名。根据郡望，桐城宰相张又称为桐城清河张氏，起源于元末明初，先祖为张贵四。
关于张贵四之前的几代张氏先祖，历史上记载模糊。根据康熙年间《潜山县志》记载的张英原话——“余之先自鄱阳瓦屑坝徙于桐，始祖为贵四公”，可以看出桐城张氏是外来人口，迁居于桐城。另据《张氏族谱》记载，桐城张氏一派，迁自豫章鄱阳，贵四、贵五公则始迁桐之始祖也。
豫章鄱阳即豫章郡鄱阳县，即今天鄱阳县。历史上豫章郡始设于西汉时期，曾经下辖南昌、庐陵、彭泽、鄱阳、柴桑等18县，面积大致等同于今天的江西省全境。
葛剑雄先生认为，此事不排除与明初“洪武赶散”，江西外迁人口入安徽、湖北两省垦荒开拓有关。据相关史书记载，瓦屑坝为鄱阳湖边的一个古渡口，历史上，它曾与福建宁化、南京杨柳巷、山西洪洞大槐树并称为明代四大移民集散地。
从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开始，江南一带以朱元璋、陈友谅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曾在鄱阳湖、江淮平原等地爆发过多次“火并”事件。直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平灭陈友谅势力才最终告一段落。战乱持续的13年间，毁灭性打击可想而知。经过两军战火洗礼的江淮一带，早已是人口凋敝，土地大量荒芜。
朱元璋称帝后，为恢复受战争影响的江南地区经济，便有了大规模移民安徽、湖北的计划。而同一时期的鄱阳一带，虽受战火影响也极大，但在当地自发保护家园的措施下，并未伤及根本。于是，朝廷命令迁鄱阳一带居民填实湖北、安徽等地。
有理由相信，在这次庞大的移民历史中，未来的桐城张氏始祖张贵四也在茫茫人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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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桐城生活的张贵四过得怎样，无人知晓。但可知的是，在张英、张廷玉父子成名以前，桐城张氏就已有做官为宦之人。此人名叫张淳，是张贵四的五世孙，张英的曾祖父。
从张贵四到张淳的父亲，整整五代人在桐城都生活得默默无闻，直到张淳的出现，张贵四这一支的张氏家族，才第一次活跃于史册之上。
隆庆二年（1568年），张淳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才俊。这一年，他中了进士，随即被朝廷委任为浙江永康县令。作为一县的父母官，他将在此开启他的为官生涯。
彼时，历经嘉靖年间的皇帝罢朝、倭寇入侵、回宫炼丹等多重折腾，大明王朝已现衰势。虽然，继承“老道士”嘉靖皇帝事业的明穆宗隆庆皇帝还不至于太差，在位期间依靠高拱、徐阶、张居正等人进行改革，放宽海禁，缩减宫廷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但是，浙江永康却还是民风彪悍，社会动荡。
这不，在张淳上任前，此地已连续撵走了七任县令，县衙公案堆积如山。但接手这个“烂摊子”的张淳毕竟是个猛人，一上任就公告全县，大开衙门，将陈年积案统统整理出来，一一清查审理。与过往几任吃完被告吃原告的县太爷不同，张淳是真心为百姓办事。他审案那叫一个“快准狠”，只要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断得明明白白。所以百姓一听是他主审，一般都会带上一包午餐到衙门前观审，久而久之，他“张一包”的大名就传遍了十里八乡。
张淳主政永康期间吏廉政清，民心向化。他在破除大案要案上也很有一套。当时，永康有一个横行乡里十数年、专偷上缴国库税银的江洋大盗卢十八。卢十八屡犯大案，朝廷和地方却始终捕而不得，令在任官员颇为头疼。眼见张淳在地方上政绩卓越，朝廷决定将此案重新发回地方，限令张淳三个月内破案。
按说这种陈年旧案，若是遇到普通官员，大概能避则避，可张淳偏偏就接下了。为了麻痹对手，张淳拿着朝廷的公函，先是在衙门里大发牢骚，指责朝廷不公，推诿拖延，让人看上去似乎破案无望。然后，每天在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处理着各项公事，只字不提关于此案的任何细节，也不派人四处通缉追捕。
其实，这些都是张淳的障眼法。私下里，他早就对卢十八一案展开了细致调查。朝廷及地方多次捕获无果的主要原因是，在县衙里有卢十八的眼线。只要在任县官下令抓拿卢十八，卢十八就能事先收到消息，远遁他乡。这次，在张淳的布置下，县衙里的眼线被揪了出来。经过仔细盘问，眼线供出了自己与卢十八之间通风报信的详细经过。凭借着这条信息，张淳仅用两个月时间就解决了困扰地方乃至朝廷十数年的大难题。
张淳收捕了大盗贼，自然得到朝廷的通令嘉奖。于是，爱民如子、明察秋毫的张淳被调回京城，任礼部郎中。正如他的断案公正高明，在为人方面，张淳也颇为高山景行，十分正直，从不阿谀奉承。
当时，隆庆皇帝已驾崩，即位的万历皇帝年幼，朝政由首辅张居正等人协商处理。万历初年，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明王朝实行“一条鞭法”，重新丈量田地，简化税赋，使国库大幅充盈，大有万历中兴之象，时人称为“救世宰相”。不过，这位首辅张居正，虽在政务处置上颇具铁腕，但在生活中却多少有些以权谋私的“污点”。
张淳回京述职期间，恰逢张居正母亲病故。纵观朝堂，官声与文笔匹配的除了张淳，再无旁人。为了让自己的母亲生荣死哀，张居正派人找到了张淳，希望对方为自己母亲写一篇祭文，事成之后，许以高官厚禄。
然而，张淳却没有放手去接住这块从天上掉下的“馅饼”，他转头写了封辞呈，称病还乡。尔后，张居正去世，遭到万历皇帝清算，大批曾经与张居正过从甚密的官员，或被罢免，或遭流放。唯张淳早已远离朝堂，未受半分损害。
或许在很早之前，张淳就看清了张居正等人即将到来的下场。所以，早离是非，方得始终。
张居正倒台后，张淳再被起用，历建宁知府、湖广荆岳兵备副使，官至陕西临巩道参政（从三品，大致相当于今天分管某个领域的副省长）。
无论任官何位，张淳都始终保持初心，鞠躬尽瘁，为百姓服务。但那位当年清算张居正的万历皇帝，却不再鞠躬尽瘁了，学起自己的爷爷躲在后宫忙活其他事情去了。
眼见朝政昏暗，张淳的心情自然也不好。从他当年没有正面忤逆张居正的命令，而是直接选择辞官回乡，可以看出张淳这个人处事颇通“中庸”之道，于是，与上次一样，他向朝廷递交了辞职信，永不入仕。
3
中庸之道，成为张淳留给后世子孙最宝贵的财富。
张淳仅有一子，名张士维。在明末万历之后的衰世中，张士维秉承其父初心，以中庸之道看待世事，泯然众人。不过，在明末关乎“大义”的选择面前，张氏家族也并非毫无所动，不以中庸之道“高高挂起”。
在张士维诸子中，长子张秉文便是极负家国情怀的人。
与自己的祖父相同，20多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张秉文便考中进士，入仕为官，任浙江归安知县。史载，张秉文“少朗俊，风格标异。大父参政公许为远器”。意思是张秉文年轻时不仅长得帅，而且颇受祖父张淳喜爱，认为其日后必有一番大作为。
诚然，自万历以后，明代各朝每况愈下，到了张秉文得以大展身手的时代，早已是王朝末日。那时，关外，后金首领努尔哈赤早前以13副铠甲起兵反明，如今已取得一番成绩，在其子皇太极的带领下，后金改称大清，大有越过长城，进军京师，称霸中原，统一天下的野心。而在关内，农民起义频频爆发，似乎都在预示着这个存在了200多年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被颠覆。
是秉承祖父的中庸之道，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看待世间万物，还是选择到实力蒸蒸日上的满清政权中效力，抑或是全节死守大明最后一寸国土，效死国君，忠义两全？这个问题，不仅是张秉文眼下的困境，也是张士维诸子乃至天下所有士人的选择。
很明显，在这种心理较量中，张秉文违逆了祖父的中庸之道，选择了全节于世——做大明的忠臣，为张氏家族的“不孝子”。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临近年关。已升任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决定死守济南御敌。
当时，满清八旗在多尔衮的带领下，分兵数路绕过长城，从河北青山口南下，将济南城团团包围。按说济南为山东省首府重镇，兵力充足，虽受多尔衮包围却未见得有破城危机。但很不凑巧的是，从明初朱元璋分封诸子为王开始，藩王坐镇地方的局面就已经形成。此时，在济南城内还有一位大明德王，这位德王，是明英宗朱祁镇之子朱见潾的后裔。听闻清军扣城，这位一生都被锁死在济南城里的王爷估计早就吓破了胆，早早地调集部队，死守他的王府，致使济南城防守军严重不足。
敌众我寡，济南城破只在朝夕。
面对这样的情形，书生出身的张秉文已顾不上那么多，他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组织军民防御。张秉文衣不卸甲，在济南城头苦苦死守。可谁知，替崇祯皇帝督师的太监高起潜却在临清坐拥重兵，见死不救。离济南城较近的另一路援军大将祖宽看到上峰这么办事，也犹豫不决，终致贻误战机。
可怜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在求援无望之际，以一介文弱书生之身，披坚执锐率济南城军民誓死守城十余天。城破，张秉文率众与清军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中箭而死，时年54岁。
这一仗，清军俘虏了包括德王朱由枢在内的五十余万人，将济南城洗劫一空。
据说，在城破当日，张秉文战死的消息传回家中，夫人方孟式痛哭一场后，随即交待家中人，好生保护张秉文后裔回乡逃难。接着，率领张家上下姬妾一同投身大明湖，追随张秉文而去。
“夫子之死生惟官守，妾之死生惟夫子。”方孟式的投湖行为，看似殉的是丈夫，实则殉的是国家，守的是大节。
4
张秉文夫妻的死难，无疑给了张氏家族极大的影响。
张秉文之后，虽有三子，却终身不仕清朝。同样，这种影响也传给了张英的父亲张秉彝。作为张秉文的弟弟，他在乱世中继承了父、祖的中庸之道，与大多数人一样，默认了清朝取代明朝的事实。但他对哥哥的忠节也表示同情，并悉心教导自己的三个侄子。
或许继承了父、祖中庸之道的张秉彝眼里看重的是广义的民族大义，而非狭义。因为从狭义层面上讲，坚守民族大义就是要号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起来反对异族统治，不管它到底能不能给这个天下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但是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在这支口号的引领下，必然会爆发征服与反征服的较量。那么，首要的问题便是在打退清军之后，如何防守辽东、长城一线。很自然，这需要大量的军队驻守。在明末多项税收之中，就有一项专供辽东守军的税收“辽饷”。数额庞大的辽饷从一开始就设定为国人均摊，若反清复明，其必然结果最终也极有可能是“官逼民反”。
因此，张秉彝选择“降清”，他所作出的选择，也最终成就了“父子双宰相”的佳话。
张英，字敦复，又字梦敦，号乐圃。在张秉彝的悉心教导下，张英以二甲第四名的好成绩考中了康熙六年（1667年）丁未科进士。当时的大学士李霨一看到张英的卷子即称赞不已，认为其有成为一代“国士”的实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霨的眼光不错。
张英始终秉持着祖辈的中庸之道，从广义的民族大义出发，发扬他父亲遗留下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精神，为新政权兢兢业业，为康熙皇帝答疑解惑。
彼时，清王朝入关已数十年。天下逐渐适应了这个新政权的运作，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但狭义的民族大义同样也未消散。在这个看似太平的盛世里，各种反清复明组织活动此起彼伏，更有甚者如吴三桂等，趁乱挑起战争，企图破坏社会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张英始终遵从广义的民族大义，作出对国家、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选择。在他的出谋划策下，康熙皇帝顺利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可以说，他的这份民族大义对国家统一起着不可磨灭的功劳。
经历康熙一朝，国家并没有遗忘张英曾经为了“天下长安”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在康熙的赏识下，张英平步青云，先后充任《国史》、《一统志》、《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并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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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的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是张氏家族敬慎谦和特质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在康熙朝为官40年里，张英发现，祖辈的中庸之道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今自己所处的这支桐城张氏，早已今非昔比。如何保证家族势力长盛不衰呢？这个问题，大概张英也想了很久。
在回顾自己宦海沉浮之后，张英总结了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为官一定要清正廉洁。无他，张英认为位高权重者，如果能保持清正廉洁，不说给自己的仕途加分，至少在很多事情发生时，也能置身事外。
他要求后辈必须做到“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安知用官银之祸，不甚于上官之失欢也”？就连康熙皇帝赏赐给他的金银财物，他也用于济困救贫，修桥筑路，以利他人。这些讲究为官清廉的经验，自然也从侧面向后世子孙传达了如何为官一方取信于民、尽忠于君的两全办法。
其次，张英认为，除了廉洁奉公，更应做到待人谦和，行善积德。据记载，张英过六十大寿时，拒绝家人为其请戏班子大宴宾客，相反还拿出这些年积攒的俸禄救济百姓，广结善缘。
除此之外，在朝为官免不了要跟同僚接触，有时意见相左，总少不了些磕磕碰碰。这个时候，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往往能使事情迎刃而解。因此，张英告诫后人，做事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否则，草率的决定终将自尝恶果。同时，他还要求子孙不可“友不择便交，气不忍便动，财不审便取，衣不慎便脱”。
在他的敦促指导下，其子张廷玉颇有乃父之风——历经康、雍、乾三世位极人臣，是雍正至乾隆初期执掌大权的帝国“宰相”；死后更是成为有清以来，唯一配享太庙的汉臣。
都说“月盈则亏”，张氏家族也不例外。
张英、张廷玉相继发迹，天下的汉人士子似乎看到了飞黄腾达的曙光，故在雍正、乾隆初期，众多进京赶考的举子皆以党附张廷玉为荣。久而久之，满人皆从鄂尔泰，汉人皆附张廷玉。这样对刚刚坐上龙椅的乾隆来说，简直就是两个巨大的“钳子”，钳制着他的各项决定。善用帝王权术的乾隆，最终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顺利独掌并巩固了皇权，鄂尔泰、张廷玉二人均晚景凄凉。
尽管晚年坎坷，但在总结为官之道上，张廷玉也颇有贡献。他与其父一样，认为为官之道，“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告诫子孙“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因此，“惟天下之安而后乐，惟富贵之得而后乐”的后知后觉，才是为官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
不过，与其父待同僚谦和的态度不同，张廷玉更善于“驭下”。在他任职吏部期间，就曾多次表现出对下属相当严厉的作风。当时，有一个老奸巨猾的官吏张某，人称张老虎。此人一贯舞文弄法，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经常受到他的伤害。张廷玉命令有关部门重惩张老虎，朝中权贵有许多人出面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故人送外号“伏虎侍郎”。
张廷玉死后，乾隆下诏，遵清世宗雍正遗诏，着张廷玉配享太庙，赐谥“文和”，桐城张氏官名迎来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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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张廷玉之后，张氏家族似乎不甚有名了。
其实不然，张廷玉有四子，次子张若霭颇得张廷玉欢心，继承张廷玉衣钵。张若霭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据说当年他本应为探花，但由于其父在朝为官，且位极人臣，为免树大招风，张廷玉建议雍正皇帝将张若霭从第三名降至第四名，成了二甲第一名进士。
承袭家学，张若霭也官至礼部尚书。但与其父、祖耕耘官场不同，此时的张若霭更注重于文化精神层面的熏陶积累。他尝以书画供奉内廷，善画山水、花鸟，得吴门画派遗风，曾绘就从立春至大寒24节气山水画，颇受乾隆皇帝喜爱。他的成名作《岁寒三友图》在200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出了逾千万元的天价，可见其绘画功力之深。
张若霭之后，张氏家族逐渐淡出官场。但桐城张氏的“敬慎谦和，读书做人”的家风，却得以代代相传。
据不完全统计，自张若霭后，张氏家族在清代至少出现了30位诗人，其中不乏数位女诗人，可谓诗书传家。
或许这一切，正如中纪委相关文章谈桐城张氏家训时提到的，“居官以廉，居乡为善”。唯有如此，才可力保张氏家族数百年不衰。
《父子宰相家训》前言
桐城张氏“其先洪永间自鄱阳来迁”（马其昶《桐城耆旧传》二十七），经过二百多年的耕作经营，渐渐扩展发迹。明隆庆二年（1568）张淳中进士、授浙江永康令后，官宦仕途代有传人。明清时期，张氏家族可谓是举业不断，名宦迭出，遍为人知。先后涌现出张淳、张秉文、张秉贞、张秉哲、张英、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张廷瑑、张若霭、张若澄、张若渟、张若需、张若潭、张曾敞、张元宰等一代代经邦济世之才。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张英、张廷玉才华横溢，处事严谨，先后位跻宰相之列，军国大政，多出其手，为清初固国安邦，促进满汉民族团结、文化融合，实现康乾盛世，做出了卓越贡献，深得帝宠和同朝官员的敬佩。一时间，张氏家族在京城、乡里誉称四起，如：“父子双宰相”（张英、张廷玉）、“三世得谥”（张英、张廷玉、张若渟）、“六代翰林”（张英、张廷玉、张若霭、张曾敞、张元宰、张聪贤）等，以致时人评其“自祖至曾玄十二人先后列侍从，跻鼎贵。玉堂谱里，世系蝉联。门阀之清华。殆可空前绝后而已”（陈康祺《郎潜纪闻》）。“张氏望族，夙显于桐，二相继起，厥声逾隆”（《国朝耆献类征》卷七十四《张廷瑑墓志铭》）。自张英、张廷玉后，张氏后裔相继为宦者，以数十百计，“一门之内，祖父子孙先后相继入南书房，自康熙至乾隆，经数十年之久，此他氏所未有也”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四）。影响之大，震惊朝野、许多同朝大员，对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录”，颇有微词。有人甚至上奏朝廷，提请皇上限制其势力发展。宰相刘墉父亲刘统勋曾疏言：“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鋠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清史稿》卷三百二）
张氏家族从迁居桐城，到兴盛发达，特别是入清以后，进入鼎盛时期，被人称为“缙绅发迹，文物蔚兴”之门，一方面固得益于张氏子孙，深受儒学影响，以及桐城丰富的地域文化的感染，刻苦攻读，通过科举取士而跻入仕途。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良好的家训家风的教诲和熏陶。张英、张廷玉总结祖父辈立身立言、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参以切身感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训子戒律，这些为张氏子孙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启迪和导向作用，成为张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法宝。
一、关于张英和《聪训斋语》
张英（1637-1708），清代名臣，文学家。字敦复，号梦复、乐圃，安徽桐城人。家世儒业，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因逢其父张秉彝卒，乞假归里。守丧期满，诏回京城，改授编修。康熙十二年（1673），以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侍读学士。康熙十六年（1677），清廷颁诏，开始选拔一些作风朴实、学问精深的人，每日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或征诏；同时设立南书房，张英奉命被选入内，并赐居西安门内。由此，开了清代词臣赐居禁城内之先河。
康熙初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等在云南、福建、广东等地起兵，广西、陕西等地督抚也相继反叛。康熙皇帝为了寻找应付方略，常常召集张英等大臣商讨对策。张英总是晨入暮出，勤恳供职，凡有关民生利弊、四方水旱之情事，皆知无不言。康熙帝对张英的才华、智慧、人品，极为赏识，备加器重。每亲临南苑及巡行四方，都诏令张英侍从。其时典诰文章，多出张英之手。以深得帝幸，乃迁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
康熙二十年（1681），张英为安葬其父而乞假归里，皇帝优待尤加，不但准行，而且还赐给白金五百、绸缎二十匹，并依照张英的官职，确定他父亲葬礼的礼仪。四年后，被特诏起用，授兵部侍郎。后来调到礼部，兼官詹事府，充经筵讲官，奏呈《孝经衍义》，被皇上诏允，下令刊布。二十八年（1689），提为工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不久，再调至礼部，兼管如故。其间，由于编修杨瑄撰写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的祭文失辞，皇上责怪张英作为礼部尚书，对文稿审察不细，把关不严，罢免了张英的礼部尚书衔，但仍由张英掌管翰林院、詹事府，教习庶吉士。康熙三十一年（1692），官复原职，先后充任《国史馆方略》、《一统治》、《渊鉴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等总裁官。康熙三十六年（1697）任会试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四十年，以衰老为由，再次请求休归，获准。次年二月离开京城，南归故里。次子张廷玉奉旨护从。临行前，皇上赐宴于皇家林园——畅春园，为其饯行。
康熙四十四年（1705），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张英迎驾淮安，侍从到江宁（即南京）。由于张英恳奏，在南京多住一日，当时总督阿山想借机加征钱粮耗银作皇帝南巡费用，知府陈鹏年持议不可。总督阿山心怀恼怒，欲借此加罪于陈鹏年，同时康熙随从侍卫，对陈鹏年的接待多有指斥，陈罪在不赦。但等到皇上诏见张英时，问及江南哪些廉洁官吏，张英首荐陈鹏年，总督阿山等大失所望。陈不但因张英推荐而得以免罪，而且还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成为清代名臣。1707年，康熙帝第六次南巡，张英迎驾清江浦（今清江市），随侍皇帝到江宁。次年，张英故去，享年七十二岁，赐祭葬加等，谥文端。世宗雍正皇帝即位，追念旧学，增太子太傅，赐御书榜额，揭诸祠宇。雍正八年，入祀贤良祠，祀“乡贤”。高宗乾隆即位初年，加赠太傅。
张英一生著述颇丰，有《易经衷论》、《书经衷论》、《四库著录》、《南巡扈从纪略》、《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存诚堂集》、《笃素堂杂著》、《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刊行于世。
张英共有六子，其中廷瓒、廷玉、廷璐、廷瑑四人均中进士，这些都与张英的言教、身教及其刻苦砺志分不开的。其后孙子、曾孙亦均有入翰林者，故人称“自英后，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
张英才高识广，学问过人，为官之余，致力于经学研究，且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均有较高造诣。所著家训《聪训斋语》，子孙累世受益。自刊刻以来，影响广泛。
张英一生以“敬慎”处世，将“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奉为座右铭。《聪训斋语》是其以官宦仕途、为人处世方面的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结合古圣时贤的言行事例，教训子孙持家、治国、读书、立身、做人之箴言。他以“务本力田，随分知足”告诫子弟，常常用自己生活中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的些微小事，透析深刻的人生哲理，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器宇弘深，引人深思。
他指出，：读书可以增长道心，可以养性。“书卷乃养心第一妙物”，“为人生颐养第一事”。他认为读书要讲究方法，如《六经》、秦汉之文，词语古奥，须从小读起。“毋贪多，毋贪名，但读一篇，必求可以背诵。他非常反对死读书，认为光读书不行，必须学会运用知识；作文章要有“光华”，要做到理明气圆。书读过之后，必须全面掌握和运用，若不能举其词，那无异于画饼充饥；如果能举其词而不能运用，也是“食而不化”，与枵腹无异。可以说张英子孙在科场屡取功名，是与他的悉心教诲分不开的。
他主张持家以“俭”为宝。张英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游”等八个方面。他从自己做起，身体力行。以致他在致仕归里之后，仍“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他都要求家人，把一年的动支费用，精心筹划，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作好事一两件”。到了晚年，虽处优养尊，仍不改节俭之习，极力反对浪费。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他六旬之期时，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贺寿，与妻子商量，用设宴之资，“制绵衣袴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扶危济困、帮助他人成为张英一生重要的社会活动内容，处处体现出他“无忤于人，无羡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已”的人生追求。
张英认为做官要以勤政清廉为第一要务。他三十余年的官宦生涯，偶有挫折，或被降职，最终仍因为其才华过人，处事廉俭而被重新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明的地方官员，因为有他的保护和举荐，不但免遭不测之祸，而且得到皇上重用。但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数十人之众，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他要求入流子弟做到：使我为州县官，绝不用官银媚上官”。就连皇帝颁给他的赏赐，也用来济困赈急，或用于修桥筑路，以利他人。
张英主张做人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言传身教，自己居乡时，“厚重谦和”与人相交，一言一事，考虑“皆须有益于人”。他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不以宰相自居，而以一位山间老人与百姓交往。往来山中，遇到担柴人，他便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说：“如果人能处心积虑，一言一动皆思益人，而痛戒损人。则人望之如鸾凤，宝之如参苓”。他要求子孙辈从点滴小事做起，“治家节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无有乖张”。告诉子孙常以席丰履盛为可危、可虑、难处、难全之地，勿以为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有理“恕人”。他训诫子孙要明白“满招损，谦受益”之义，并说“天地不能常盈，而况于人乎？”不仅如此，还要求后人做到“终身让路，不失尺寸”。作为封建社会的相卿，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训示子孙敬人、爱人、益人，值得称道，更令人景仰。
张英所著《聪训斋语》，不仅使其子孙后人受益匪浅，同时，也被名人方家所看重。在清代至民国期间，数次翻刻，流传甚广。特别是清朝重臣、文学大师曾国藩对张英推荐备至，视为自己的偶像。曾国藩对张英所著《聪训斋语》，垂爱有加，要求子孙后人终身诵读。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颜氏家训》作于乱离之世，张文端（英）《聪训斋语》作于承平之世，所以教家者极精。尔兄弟各觅一册，常常阅习，则日进矣。”（《曾国藩全集·家书》，1196页，岳麓书社，1985），他认为其中言养身、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应该常看此书。他还特别告诫曾纪鸿：“鸿儿体亦单弱，亦宜常看此书。”在忠君的封建社会，曾国藩还把张英的《聪训斋语》与清圣祖康熙帝的《庭训格言》相提并论：“吾教尔兄弟不在多书，但以圣祖之《庭训格言》，张公之《聪训斋语》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同上，1220页）并亲自为弟、子、侄八人每人购书一本，让他们随时诵读。他一再强调：“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同上，1224页）“《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尔兄弟与松年、慕徐常常体验否？”（同上，1224页）曾国藩教子，如此看重《聪训斋语》一书，足见张英的家训确有值得颂读的价值。
清人吴仁杰颂曰：“两相国（指张英、张廷玉）遭际圣清为时良相，以汉韦平较之，尚勋业之未侔，以宋韩范衡之，且遇之不逮，真所谓求之史册，罕有伦比者也。大名既炳彪于旗常私集，亦风行于海内”，而《聪训斋语》、《澄怀园语》，尤为“脍炙人口”。
二、关于张廷玉和《澄怀园语》
张廷玉（1672—1755），清代名臣，文学家、史学家。字衡臣，号砚斋，张英次子，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改庶吉士。四十二年（1703）散馆授检讨。翌年，入直南书房，不久任日讲起居官。康熙五十一年（1712）迁司经局洗马。五十四年，迁右庶子，后授侍讲学士。五十五年，擢内阁学士。五十六年，充经筵讲官。五十九年（1702），时为刑部右侍郎的张廷玉，奉命与都统托赖、学士登德共同勘察山东盐贩王美公一案，廷玉力主惩治首恶，从犯从宽，最后决定仅杀七人，戌边三十五人，其余一律无罪开释。六月，调任史部左侍郎。
清世宗雍正帝即位后，张廷玉擢礼部尚书。编纂圣祖仁皇帝实录，充副总裁。雍正元年（1723）正月，再人直南书房。随同左都御吏朱轼充顺天乡试考官，因公正谨慎而受嘉奖，加太子太保。七月，充《明史》总裁官。八月，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九月，充会试正考官，调户部尚书。十月，充国史馆总裁。雍正二年五月，充《会典》总裁。其时，针对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棚民”聚众掠夺四邻的情况，提出了编户入籍，“五家连环结保”的办法，以稳定一方。八月，充会试同考官。三年二月，充治河方略副总裁。七月，署理大学士事。四年，授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五年，晋文华殿大学士。六年三月，晋保和殿大学士。十月，兼署吏部尚书。七年，晋少保。雍正八年，因西北战事纷起，设军机处，其条规礼制均出自张廷玉之手。有时“坐肩舆中，仍批览文书，吏人随后取，进止无一事壅滞”（《桐城耆旧传》，288页）。雍正帝称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未能也”。赏给他一等轻车都尉世职，仍加二级。十一年九月，廷玉为其父张英举行谕祭典礼，雍正赐帑金万两，差作建祠费用，还赐冠带衣裘、貂皮人参等物，以及书籍五十二种。十二月，《会典》告成，议加二级。十二年（1734）二月回京，皇上派遣侍郎海望到卢沟桥迎接。十三年，世宗病危，张廷玉与鄂尔泰等被任命为顾命大臣，遗诏“以廷玉器量线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卷二八八）。八月，高宗乾隆帝登基，命张廷玉与允禄等总理事务。九月，赏给一等轻车都尉，并前世职为三等子。十月，编纂世宗宪皇帝实录，充总裁官。
乾隆元年（1736），张廷玉充纂修玉牒总裁。七月，充三礼馆总裁。九月，《明史》编纂告竣，议加二级。十月，命令张延玉仍然兼管翰林院事务。十一月，充经筳讲官。二年三月，充会试正考官。后因总理事务敬慎周详，赏给骑都尉，由三等子，特恩晋三等伯，赐号“勤宜”。从此，开清朝大臣配享太庙、文臣爵至侯伯的先例。四年五月，加太保。八月，充《明史纲目》总裁。七年五月，吏部则例告成，议加二级。十一年，张廷玉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谕令节哀自爱，并命张若澄在南部书房行走，照料年逾七旬的张廷玉。十二年二月，充会典馆总裁。
张廷玉年届八旬，多次上疏乞归故里，未被皇上许可，引起了一场君臣相议“致仕”得失的论辩。十四年冬，张迁玉乞求休假养病，乾隆皇帝同意解除所兼领监修、总裁诸职，还派军机大臣前往探望慰问。后因多次乞求致仕，触怒皇上，先后削去伯爵，取消配享，仅免予治罪。又因四川学政、编修朱荃事发，皇上迁怒于张廷玉，收缴了历年奖赐给张廷玉的物品。
张廷玉晚年以赢弱之躯屡遭打击，日益不支，于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病逝。乾隆得知廷玉病逝，很感悲伤，念其为三朝元老，仍收回成命，遵皇考遗诏，配享太庙，谥曰“文和”。
张廷玉一生主修《三朝实录》、《玉牒》、《大清会典》、《治河方略》、《明史》等重要典章史籍。著有《澄怀园文存》、《澄怀园诗选》、《澄怀园语》、《澄怀主人自订年谱》等书。文章政声，闻名遐迩。
张廷玉有四子：若霭、若澄、若淑、若渟。长子若霭，雍正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工书善画，又久直内廷，遍观古人遗墨。凡御府所藏，悉命题品鉴别。著有《蕴真阁集》传世。次子若澄，乾隆十年进士，授编修，直南书房。三次乡试、会试同考官，一主湖南乡试，官至内阁学士，喜文善画，著有《潇碧轩集》。三子若淑，乾隆丙辰荫贡，官至户部浙江司郎中。四子若渟，乾隆丙辰例贡，授刑部主事，入直军机处。嘉庆五年迁升兵部尚书，后改任刑部尚书。处事缜密，尤练习刑律，政绩卓著，赠太子太保，卒谥“勤恪“。张廷玉四子中有三人入内阁，足见其教子有方。
张廷玉在服官之余，常常流览史乘，讲求礼乐、刑政、田赋、兵戎、河渠、平淮之实学。理政之暇，留心时务，详察当代变革；苦读深思，细究为文为人之道。一有心得，记之笔端，汇辑成书，这便是流传不绝、惠及后人的《澄怀园语》。
张廷玉家世儒业，自幼睿智聪颖，加上有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仕途官场，平步青云。但他恪守古道家训，处事得体，“公正无私，奉职烙恭”。三朝为官五十年，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二十七年，主揆席二十四年，“大谋大政多所襄赞”（《桐旧集》卷二十三）。多次充乡试、会试总裁官，尽心竭力为国家选拔优秀人才，深受皇帝器重。以致生活中的些微小事，亦深得圣驾垂询，雍正皇帝曾面谕张廷玉：“汝父一生廉洁，无余蓄以贻子孙，汝今为朕办事，身兼数职，夙夜在公，朕常以汝食俱废为虑，更有何暇问及日用衣食事耶？今以官物赐汝，俾汝用度从容，尽心公务。”张廷玉七十岁以后，乾隆亲自颁诏，令他“不必向早入朝，遇炎蒸风雪，亦不勉强进内”。一进间朝规礼法多有更易，君臣之亲，溢入言表。
《澄怀园语》是张廷玉十数年“意念之所及、耳目之所经”，日积月累的人生感受。旨在告诫子孙后人“知我之立身行已，处心积虑之大端”，同时也是为了不辜负其父张英“承先启后”之意愿，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阅历丰富，其家训多以言官、训子、关心百姓疾苦等内容为主。
他认为：春职应公正自守，不要计较个人毁誉得夫，不能枉法徇私。“宁受人毁，不可受人之誉。”为此要时时省察防闲。他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他要求子孙后人做官“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这在历代官吏身上是很难做到的。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司其柄“公正无私”，努力做到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他把“居官理事，旌别淑慝”，看成是应尽职责。提倡为臣要直谏，“遇事敢言”即使亏体受辱，也无所畏惧。因此，他把“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步……惟天下之安而后乐”作为自己为官的座右铭并努力实行之。这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张英、张廷玉父子两代官至宰辅，均提倡“廉”当头，廉靠自律，着实值得令人深思学习。难怪乾隆皇帝作诗颂他：“喉舌专司历有年，两朝望重志逾坚。魏公令德光闾里，山甫柔嘉耀简编。调鼎念常周庶务，劳谦事每效前贤。古今政绩如悬鉴，时为苍生启惠鲜。”
在为人处世方面，张廷玉首先要求“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于人”。因此，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不是“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而在心之乐不乐。只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才能求得心之真乐。其次，他力主为人厚道，处事要内宽外严，不可苛刻。因此，他认为刻薄之人，不能担任刑官，“聪明人”也不可任刑官。他还提倡时时以盛满为戒，不可存放逸之心，“处顺境则退一步想，处逆境则进一步想”。“凡事当极不好处，宜向好处想；当极好处，宜向不好处想”。遇事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在得意、失意之时，都能做到检点言语，无过当之辞。第三，他痛恶富贵子弟染上的纨绔之习，自己身体力行。他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非常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或亲戚朋友，“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切不可“染纨绔之习”。他憎恶赌博之陋习，通过引古论今，条分缕析，深刻指出，“赌博之害，不可悉数”，同时要求国家采取严刑重罚等坚决措施，制止赌博。他说：“今赌博者，亦当加以肉刑，……解其腕可也。”他教育后人要学会明辨是非善恶，并根据自己对善恶的看法，将其分为四等：“隐恶扬善，圣人也；好善恶恶，贤人也；分别善恶无当者，庸人也；颠倒善恶，……小人也。”正是如此，张廷玉七十寿辰时，皇上赐对联颂他：“潞国晚年犹矍铄，吕端大事不糊涂。”
张廷玉一生位尊而不忘百姓。其子张若霭参加殿试，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时，发现该卷字画端楷，文精意绝，语极恳挚，随手拨置一甲三名（即探花），在场大臣皆称皇帝评定公允得当。等到拆卷时，方知是张廷玉的儿子张若霭。张廷玉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奏请皇上选换他人。但雍正帝明确宣布，朕选拔张若霭，实在是非常公允的，并非知晓是大臣的儿子而有意甄拔。可是张廷玉仍以一位老臣的风范，诚恳的心情，再三恳辞，并说普天之下，人才众多，而三年一次殿试，没有谁不希望登上鼎甲之榜，但臣已居政府多位，而子若霭又登一甲三名，挤占天下寒士进阶之位，心实不安。张廷玉一再恳求辞让，使皇上深感其义，遂降为二甲第一名。这就是名扬京城、事载史册的“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
张廷玉历官三朝，遍游全国各地，但他总是把普通百姓的困苦记在心上。康熙四十七年（1708）。桐城东乡陈家洲（今属枞阳）遭受水灾，民不聊生，很多人只得跑到县城觅食。张廷玉的家人在信中言及此事，他深感不安，立即动员自己的弟弟、大侄儿以及在京城为官的本县好义人士，一起捐款捐物，赈恤灾民。雍正十一年（1733），张廷玉奉命回家举行祭父之礼，途经现在的河北省有关州县，发现水灾严重，饥民遍野，当即奏请朝廷开仓赈济，以解决百姓困苦，还一再强调“明岁青黄不接，民食倍艰，请敕督臣确查，加赈一月”。乾隆四年（1739）二月，张廷玉从家人禀告信中得知乡里歉收，米价昂贵，贫民乏食，有识绅士准备号召富裕人家赈救灾民，张廷玉对这一举措，大加赞赏，立即驰信回家，要求家人“捐仓谷一千石，并嘱弟侄辈实心举行，成此善举”。乾隆初年，张廷玉得知龙眠河上的“子来桥”被洪水冲毁，他捐出皇上赐银六千三百两，重建石桥，两岸修建桥亭，历时三年完工。百姓被他这一举动所感动，为了颂扬他，取世宗皇帝赐书匾额”调梅良弼”之意，将桥更名为“良弼桥”。今天人们漫步桥上，思古思贤之情，油然而生。
居官清廉、忧民疾苦、劝戒恶习，这些都是张廷玉率先垂范并在家训中训诫子孙的实际事例。他以习见习闻之事，由一己一家而推及于治国平天下，构成其家训的一大特色，令“海内钦仰”，传而不绝。清代学者沈树德在评价《澄怀园语》时说：“《澄怀园语》四卷，皆圣贤精实切至之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于是乎在焉！”张师亮在同治七年（1868）刻木跋文中称：“其言如布帛菽粟，朴实切要，于持家涉世之道，修己接物之方，尤为周详恳挚。”
父子宰相张氏家风的六个向度
读书。张英博学广识，著书颇丰，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其家训《聪训斋语》。在《聪训斋语》中，他首先强调的是读书。其一，他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读书可以增长道心，为颐养第一事也。”能读书为文，必然受到尊重，而不在功名得失。他还认为“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动，惟读书可以养之”，故而一生饱读诗书，至劳不辍，心境澄澈。其二，他重视读书的方法。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读书须明窗净几，案头不可多置书。读书作文须凝神静气，目光迥然，出文与题之上，最忌坠入云雾之中，迷失出路，多读文而不熟，如将不练之兵，临时全不得用，徒疲精劳神，与操空拳者无异。”张廷玉在科场中屡取功名，与父亲的悉心教诲是分不开的。
立品。立品就是怎样做人。张英主张立品要以谦让、益人为本。他在《聪训斋语》中说：“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娇盈、不诈伪、不刻薄、不轻佻。”他居乡时，与人相交“厚重谦和”。他晚年在龙眠山构筑“双溪草堂”，与乡民相处，从不以宰相自居，遇到担柴人，主动让路，与人方便。他认为每个人所言所行不可能“全是”，遇到别人“非之、责之”或“不以礼者”，要“平心和气”，做到“恕人”。张廷玉秉承立品家风，他在《澄怀园语》中说：“凡人看得天下事太容易，由于未曾经历也。待人好为责备之论，由于身在局外也。'恕’之一字，圣贤从天性中来；中人以上者，则阅历而后得之。”他要求自己和家人“一言一行常思有益于人，惟恐有损与人”，“与其于放言高论中求乐境，何如在谨言慎行中寻求乐境耶”。
礼让。张英在《聪训斋语》中指出：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左氏曰：“让，德之本也。”“自古只闻忍与让足以消无穷之灾悔，未闻忍与让翻以酿后来之祸患也。欲行忍让之道，先须从小事做起。”六尺巷，彰显张氏礼让之风。据史料记载，桐城张家与吴家比邻，两家之间有一块空地，因建房引起一桩产权纷争。张英接悉家书后，批小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阅后立即让地三尺，吴家见状也撤让三尺，于是就空出一条六尺宽的巷道。张英的一封家书，化解了邻里之争，“让他三尺”的礼让美德，让出一条流光溢彩的六尺巷，宰相之风广为留传，成就一段佳话。
守廉。张英认为，为官要以清廉为第一要务。他在《聪训斋语》中说：“人能知富之为累，则取之当廉，而不必厚积以招怨；视之当淡，而不必深忮以累心。”“使我为州县官，决不用官银媚上官。”他在30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偶有挫折，或被降职，但最终仍以其处事清廉、才华过人而被起用或提拔。许多清正廉洁的地方官，因为有他的举荐而得到重用，其亲朋故友，邻里子弟，中进士者多达十人之众，而没有谁因为他的提携而升迁。张廷玉一生身系要职，他也甚为强调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他在《澄怀园语》中说：“居官清廉乃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能如忍。人能拼命强忍不受非分之财，则于为官之道，思过半矣！”他数充乡试、会试总裁而公正无私，使天下士子“心自静，品自端，于培养人才，不无裨补”。
俭用。张英主张以俭为宝。他在《聪训斋语》中说：“以俭为宝，不止财用当俭而已，一切事常思节啬之义，方有余地。”“俭于居身而裕于待物，薄于取利而谨于盖藏，此处富之道也。”他对京师同僚“一席之费，动逾数十金”深感不安。他严于律己，身体力行，致仕归乡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他在六旬之期，反对家人、学生、同僚为他祝寿，用设宴之资周济他人。张廷玉秉承父亲俭用之美德，寝处皇帝赐居戚畹旧园十余年，生活十分俭朴，连日用器具都不齐全，“所有者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以致王公同僚等“多以俭啬相讥嘲”。他告诫子孙，“生富贵之家”，切不可“染纨绔之习”。
养身。张英重视养身。他认为养身其一在“静”。他在《聪训斋语》中记载：《传》曰：“仁者静。”又曰：“知者动。”每见气躁之人，举动轻佻，多不得寿。古人谓：“砚以世计，墨以时计，笔以日计。”动静之分也。静之义有二：一则身不过劳，一则心不轻动。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而应之，此心凝而不动，如澄潭、如古井，则志一动气，外间之纷扰皆退听矣。其二在“乐”。张英自得其乐，他仿效白居易的字“乐天”，以“乐圃”为号，要常有自得其乐。他还自拟一副对联：“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悠然之情，流淌其间。此外，他还训示儿子要乐观处世，以做善事为乐。他教诲子孙“能做好事一两件，其乐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他在过60岁生日时，不按惯例做，而是让妻子用所需花费制作一百件棉衣裤，送给路上忍饥挨冻的人们。
父子宰相的张氏家风的六个向度，彰显于国为栋梁，于家为风范。
六尺巷记
实拍六尺巷：见证父子两代宰相肚里能撑船...
去安徽桐城，当地人首先带我去看的，是六尺巷。
六尺巷的故事，文字记载最早见诸清末民初桐城派作家姚永朴的《旧闻随笔》：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张文端公，即张英，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官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逝后赐祭葬，谥文端，哀荣备至。
明清之际，桐城县城内的世家大族星罗棋布，望族大宅鳞次栉比。“凡世族多列居县城中，荐绅告归皆徒行，无乘舆者；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在今天县城的北大街，还能看到不少名人故居，比如左光斗的啖椒堂、方以智的廷尉第（潇洒园）、姚鼐的惜抱轩等。
张英出仕前，一直住桐城县城老宅。康熙二十九年，新第落成，康熙帝题“笃素堂”御书匾额以赐。时大学士俗称宰相，故张氏府邸被里人称为张氏相府，张氏庞大家族聚居于此。
张氏府邸坐落在桐城县城西南隅，面积约占当时城内的十分之一，西、南两面抵古城墙衖，东跨南后街（今名西后街），北界即为东西走向的六尺巷。六尺巷遭际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等战火，新中国成立后，屡有拆建，至上世纪90年代，张氏府邸主体建筑基本拆毁殆尽，仅存的旧物，只剩下五亩园西边的一棵皂角树。
张英出身耕读世家，幼承家训，恪守家风，积德励行，廉俭谦让。“居官四十余年，朴诚敬慎，表里无间，忠于公家，无毫发私”，“素性耿介廉静，外刚内和”，“生平不沽誉，不市恩，无矫异之行，无表暴之迹”，“上尝语执政曰：'张英有古大臣风’”。
在教育子孙上，张英也颇为用心，编撰《聪训斋语》，为教导持家、治国、立身、做人的家训，深入浅出，富含哲理。张英自言：“予之立训，更无多言，止有四语：读书者不贱，守田者不饥，积德者不倾，择交者不败。尝将四语律身训子，亦不用烦言夥说矣。”刊行后，流传甚广，为方家看重，晚清重臣曾国藩对其推崇备至，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近些年，人们常将六尺巷的故事与反腐倡廉相关联，褒扬张英及其家族勤政廉俭之风，倒也恰当，但在我看来，其精髓更重在礼让。为官与为人，素来是相通的，一个谦和礼让之人，居官清廉，应在情理之中。“古人有言，'终身让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让为宝。”张英如是说。或许得益于言传身教，张氏家族随后的一段佳话，更把“礼让”演绎至极致。
张英次子张廷玉，幼承家学，秉持家风，继承其父为官为人之道。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居官五十载，官至保和殿大学士，谥文和，配享太庙，富贵寿考，为清一代之最。
雍正十一年，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参加殿试，中了一甲第三。张廷玉再三恳辞：“普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相望鼎甲。臣蒙恩现居政府，而子张若霭登一甲三名，占寒士之先，于心实有未安”，“臣家已备沐恩荣，只算臣情愿让与天下寒士”。雍正帝不得不勉从其请，将张若霭由一甲探花改为二甲第一名。
与其父六尺巷“让墙”的义举一脉相承，张廷玉“让探花”的故事，当年已是名扬京城。居庙堂之高，还能心忧且礼让天下寒士，连雍正帝都深感其义，要求读卷官将此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候朕览定，颁示中外”。
礼让，乃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张英、张廷玉所代表的张氏家族，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美德，一让再让，传为美谈。
具体到“让墙”，不仅体现了张氏谦和礼让的胸襟，还感动了邻人，使人见贤思齐，昭示出道德异乎寻常的感召力。听说，此后的桐城民间，每遇纷争，常能以一句“让他三尺又何妨”而冰释，蔚然成风。
那天去看六尺巷，正赶上下雨。当地人告诉我，这是2002年在原址重建的六尺巷。放眼望去，笔直的小巷，长约百米，宽2米，青砖黛瓦卵石路，墙外两旁植香樟。巷道两端立有徽式汉白玉牌坊，一端刻着“礼让”，一端题有“懿德流芳”。烟雨蒙蒙之中，倒也有几分修旧如旧的模样。
尽管此巷已非彼巷，然而实物存在与否已不重要。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仍在传扬，它所表达的，正是对礼让精神的赞赏，更折射出人们对传统道德的推崇。“让他三尺又何妨”——这种气魄和境界穿越时空，至今仍闪耀着光芒。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父子两宰相”张英张廷玉家训：终身让路，不失尺寸
“中国传统中的家规”之三十九安徽桐城 张英张廷玉父子张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