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晶晶：为什么费孝通说的是对的？

本文转载自“我家农村的”，原题为《“江村中国”游学记》，经授权转载请注明来源！

文 | 闰土生生

“现在大家终于认识到费孝通说的是对的。”

对的是什么呢？

秋天正来的时候，南浔古镇的水边和巷道之间有很多学油画的学生。这也是一个新的产业，可惜乡村振兴能有这样条件的村镇并不多。张静江的故居就在这。正堂前有一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颇具读书人应有的气概。隔着不远是庞莱臣的旧宅。这位清末的书画收藏家曾出巨资资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那时候也是一个新的时代。那变革的信息首先是通过水路传到了安闲喝茶的士绅之家。

从南浔到开弦弓村要跨越浙苏两省的边界。滴滴快车要收35元的的跨界的费用，只好找出租车。在长三角正要打通的时候，没想到互联网公司也是没免旧俗，被困在区域利益的区隔里。浙北苏南原是一个经济文化圈。司机是本地人。问他两地经济孰好孰坏，答曰吴江这边的更优。大抵是占了苏南外来工业园的光。南浔多电梯、地板、童装等产业，效益相对就要差一些。不过确是已经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想起来费孝通的《小城镇再探索》里说的：“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和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既是在一个家庭内部，也是在村庄-乡镇-城市之间，是传统中国构造里的一部分。原来城和乡是交通相互补充着的，各有各的功能。城市是乡土网络的中心，有乡土的味道。城市也是离土不离乡的。不像这一百年里，农业农村农民要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下脚料。

导航定位去的是费孝通江村纪念馆。因为来得晚，已经闭馆了。只有边上新设计修建的“江村市集”还在营业。市集其实是一个菜市场。菜果肉小超市，有二三十个商家。一个村子能养活这么大一个市场，亦可见其本地人口经济的庞大。而农民的农副食品的消费越来越靠市场。市集整个空间、它的形式和内部的摊位都设计过，是花了些钱的样子。背了包在村里走。进村委会的路像是新铺的柏油路。公路桥西碰到一位在自家门前养花而不是种菜的老太太。江村桥边家人的新房正落成，正在摆圆桌请客；放了不少鞭炮。我挨着桥在鞭炮声里听吴江公安局乡村振兴工作队员讲他对工作重点的理解：开弦弓因江得名，一定要把水质搞好。聊了会儿，又跑到村东头去找可以住宿的民宿。是没找到。那房子是建了，还没开张。房主还没在村里。村西的天空留下来一片红晕。太阳正落下去。在高耸起来的小桥上跟几位大爷闲聊，听他们对村里开展着的建设的意见。中间的一位说他给中央电视台的拍纪录片的团队摇过小船，而他父亲在日本人打进来的时候也一样摇过船，送费孝通（还是费达生？）到吴兴。我突然意识到，开弦弓的村民们都知道费氏兄妹，但这里的老人们明显对费达生更亲近。而现在这个被定位为研学圣地的“中国江村”却是围着费孝通遗留着的影响来打造的。这样一种内外的反差，也还挺有意思的。

到2017年，开弦弓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了250万元，达到了265万，终于摆脱了苏州“贫困村”的帽子，又被列为市级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村。据村委会展板的介绍，2018年至2020年全村三年投资3551万元，其中污水管网建设950万，小清河沿线改造400万，江村市场改造400万，费孝通纪念馆提升350万，沿街整治和停车场建设310万，礼堂改造100万，村庄入口景观建设80万。这些硬件建设占了总投入的72.9%。当然也还有一部分软性的投入，像江村民宿联盟项目120万、江村庭院革命100万、“费氏”调研法（大众版）标准课程15万。仔细看了两遍，没有找到培养村干部和年轻人的资金。估计这部分是在组织部门的预算里列着，又或者做项目规划的时候专家领导们就没想到要往人身上多花些钱。

终于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找到了报道里的那家民宿。挑了放着费孝通喝过茶的桌子的房间住了两天，沾点仙气。我对比着旧时照片，发现是这桌子又刷过一遍红漆。原来是黄色的。做饭的阿姨说：“现在大家终于认识到费孝通说的是对的。”对的是什么呢，小城镇的发展思路？也没问明白她的意思。他们家接待过费先生1936年的首访，1957年、1981年几次回访。为什么在他家？因为只有他家有房子可以让外面的客人住下来。这家原来三进的院子都是雕花的，八十年代要建新房，都给卖掉了。当时也不觉得可惜。每个时代农民对好、美的想象是不一样的。现在村里正在发展民宿，他家生意最好。暑假外来高校来村里调研，一般都是安排在这。其实跟其他地方比，整个风格更像农家的旅舍。现在的民宿多是城市资本在大城市周边的乡村绿水青山间圈地建房卖“轻奢”体验感，是和农民、原来的村子隔离开来的，把它们作为观看、拍照、论述的对象，并不相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大部分民宿已经脱离了民宿的本意。主人家里有不少关于江村的书，认真看了《江村经济七十年》、《开弦弓村志》，感慨要是能早点看到这两本书，去年在战旗的工作就能容易很多，不至于有这么多的犹豫和拖沓，不知道怎么去写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故事。战旗里的中国和这个江村中国会有什么不一样吗？从传统走过来的中国又会在这两个村里显化出来多少不一样的痕迹？多找几个村子，对比着看变化的村庄里不同的中国，大概会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不过在这城市圈引领着的新时代，可能容易被看成是一个落伍的行动。乡村还需要振兴吗？难道不是“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打破户籍制度，靠城乡一体就够了。这是很多读了经济学教科书的人们脑子里现成的意见。想想这一百多年，追求现代的知识分子总是把现代化过程中的挫折算到小农经济和皇帝身上的。也是一个思维上不容易扭转的惯性，就像我自己常常痛苦于从小被种下了的进化论的观念。临走的时候，女主人拿出来一个本子叫住客们写留言。我随手添了一句：“民宿有主人是真民宿，江村得费老是真江村。”

1936年，痛失爱侣的拖着残痛躯体的费孝通从大瑶山来到开弦弓这个离他家乡并不远的村子里养伤。他姐姐费达生从日本留学后1929年就和村民一起创办了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缫丝厂），颇受村民爱戴。费孝通在这里住了下来，串家走户，和老乡们聊天，帮农民蔑筐上写大字，继续派克和吴文藻开创的以社会学中国化为目的的社区调查工作。两个月后，他受了庚子赔款的支持，去英国留学，做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参加“席明纳（seminar）”讨论会，用调查得的材料，费氏的“三项工作法”写他在开弦弓看到的新的变化。功能学派的马林诺夫斯基得了这么一个中国学生很是高兴。他自己正不耐烦于人类学的好古、猎奇、过分标准化，只作为文化的一种罗曼蒂克式逃避，倡导新的人类学“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费孝通和他的《江村经济》就是他遇到的一颗珍珠，不吝为之赞誉有加。《江村经济》这么火，因为它是西方研究了解中国特别好的材料。对我们自己来说，在报刊上连载的用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乡土中国》当然会比《江村经济》要重要。而费孝通自认为在学理上有推进的《生育制度》反而没有前面的著作更受关注。个人有生死，社会有继替，世代有参差。制度是人造出来满足人生活需要的手段，使人能更好的按部就班地过日子。像要打官司的秋菊反而是制度里的异类。为什么秋菊被看重，被“利用”？大概是代表新的变化需要“送法下乡，教鱼游泳”。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中间有断裂，有否定。要通过否定来引进新的秩序。费孝通不一样。他是把农业国工业化的这个转变看成一个文化动态变化的过程，把人和经济、技术的变化放在一起来处理的。从“江村经济”到“乡土重建”，从“小城镇大问题”再到年老的“行行重行行”，从“各美其美”到“文化自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道路。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为了人民的利益，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

“江村经济”这本书首先是费达生在写。1918年，郑辟疆受中华职业教育社史量才的邀约，到江苏省女子蚕业学校任校长。1921年，在该校学习的费达生赴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学习，1923年毕业后回女蚕校推广部工作。1924年，开弦弓村乡绅陈杏荪“一躬到地”，虔诚邀请该校师生下乡，去村里定点推广养蚕科学技术。4月，费达生等到开弦弓村建立蚕业改进社，并以此为样板，在周边建立24个蚕业指导所。1929年开弦弓有限责任生丝精致运销合作社投产，立意办一个能在农村为农民所有，采用现代生产技术而不惧怕城市大工厂竞争的小规模工厂。“把丝业留住在农村”，以救济农村。这是费达生的希望。1935年新设备投入使用，该厂生产的“金蜂”牌产品被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1938年冬天，日本兵到太湖扫荡，住在工厂里。走的时候把机器上的铜、铁零件都敲下来带走。村民们怕空着厂房日本兵再来，在第二年春天，入股的社员在一个晚上就拆完了厂房。转到民国35年（1946年），开弦弓乡蚕丝生产运销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以“扶助社员生产，便利运销，流通金融，调节消费”为宗旨，设信用、供销、生产、利用四部，有犯罪或吸食烟毒者不得入社。1954年，震泽蚕联社在该社地基建收茧站。61年，烘茧业务归县企业，收茧站撤销。1968年，由红卫大队等8个大队共同以农业生产的名义从信用社贷款，组建联合缫丝厂，后受命由队办企业改为庙港公社缫丝厂。改革开放后，实行车间承包制度。到1987年，生丝质量连续8年获全省行业评比第一。1998年缫丝厂零资产转制，庙港镇政府持股51%，管理者持49%同时承担1750万元债务。2000年，推行“民进公退”，集体51%股份全部转让给管理层，由其偿还所有债务。2003年至2004年，该厂参与嘉兴茧丝绸交易市场期货买卖，从账面盈利2000万元转到实际亏损2500万元。2005年，缫丝厂停产。除去缫丝业务，1981年，立新和红卫大队联合筹建开弦弓丝织厂。1995年业务萎缩，利润投入村里新办的乾皇化工厂。1997年，开弦弓丝织厂因资不抵债倒闭。1997年以后，开弦弓村民陆续创办纺织公司10家。原丝织厂、缫丝厂厂房租赁给外来企业生产化纤、服装等产品。到2002年，部分工厂被集中到工业区。开展田园乡村建设后，有一部分厂子被关停或异地安置。水更清了，但村民的就业受到一些影响。

缫丝和纺织主要是女性的工作。费达生的母亲杨韧兰早年从事教育工作，为《女界钟》写过序。母亲曾指着一个日资丝厂对子女说：“将来你们长大把它收回来！”所以在日本学习的时候，费达生心里想的是有朝一日能“和日本做殊死的竞争”。她结婚也晚，1950年，在校庆38周年的时候，才向校友和师生宣布结婚。当年郑辟疆70岁，费达生48岁。有黄炎培写来祝贺：“真是白头偕老，同宫茧是同心。早三十年结合，今朝已成金婚。”1956年，周恩来签发命令状，任命她为江苏省丝绸工业局副局长。1989年3月，她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弦弓村里的“农民教授”姚富坤说，开弦弓有了缫丝厂之后，其实不仅仅是经济，更是有制度、观念上的变化。工厂是一套新的制度，需要配合有新的训练。有了妇女参与的工业，村里女人才可以从灶台边坐到桌子上来吃饭。下雨了，婆婆和丈夫还会拿着伞去接丝厂上班的女工回家。不用离土离乡，妇女社会地位也能有提高。

现在开弦弓的村民都是买米买菜吃。村里的田多被出租，用作蟹田，也有村民专业经营着。在纺织厂看机器的工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能有八九千元。大学毕业的孩子们不愿意去考公务员。他们还每个星期能回到村子里来。江村还依旧是那个“离土不离乡”的江村。农民还是那些农民。而农民在职业上的分化和专业化，在这里却是特别的明显。离土离乡容易造成一个断裂的社会。当然它是更符合经济上的规律。姚富坤说，如果有条件，村里还得有个老人活动中心。攒了钱的村民苦于没有宅基地。而村里各自小间的旧宅却用不起来。现在农村里的土地越来越被村外的力量管起来，和资本与管治结合，用于城市的发展，或者又哪一天，再用来换钱，催动乡村振兴的起步。

编辑：程果  熊雪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