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他乡的故乡

　　1998年，我带着《小武》去参加柏林影展青年论坛。那年我已经28岁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国际电影节，也是我的首次欧洲之行。

　　我一个人从北京搭乘汉莎航空的航班出发，起飞后不久，大多数乘客都睡着了。机舱里异常安静，我却睁大眼睛不肯入眠，脑子里不时闪过法斯宾德或文德斯镜头下的柏林，近10个小时的航程我是在冥想中度过的，一会儿在柏林，一会儿在北京，一会儿在我的故乡汾阳。

　　多年之后我想，我之所以到现在还热爱所有的远行，一定跟故乡曾经的封闭有关。而所有的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那时候两德统一还未满8年，人们习惯上还把目的地称为“西柏林”，可我偏偏对“东柏林”感兴趣。放下行李，拿上一张酒店的地址卡，我便在暮色中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出发了。

　　每到陌生之地，我都喜欢这样漫无目的地游荡，喜欢在偶然中遭遇一座城市。公共汽车从动物园附近出发，穿过城市向东而行，我没有跟当地人说一句话，车窗外的建筑像是能告诉我一切。西边的马路基本上呈放射状分布，路边建筑的设计也表现出开放的姿态。可一到东边，横平竖直的街道和呆板的办公大楼就似曾相识了。

　　我下了公共汽车，遥望西柏林方向，远处大厦上奔驰汽车的广告在夜幕中旋转闪烁。那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短语：资本主义的柏林。这里的观众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汾阳吗？我问自己。《小武》拍摄于我的老家汾阳，那里尘土飞扬，城外的军营每天军号阵阵。真奇妙，再过两天，我就要将故乡的风景人物，放映给异乡人看了。

　　1998年的柏林电影节还有一个参展导演，也用电影把他的故乡带到了柏林。这部电影叫《小镇》，导演是来自土耳其的锡兰。锡兰1959年出生于伊斯坦布尔，他是在当兵期间看了波兰斯基的自传，开始爱上电影的，他常自编自导自演，和他的妻子一起出现在自己的电影中。

　　在看《小镇》之前，我没有机会知道土耳其的小镇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那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

　　坐在电影院里，灯光暗下来、银幕闪亮的时候，我才知道《小镇》是一部黑白电影。电影开始于一场漫天大雪。原来土耳其小镇上的孩子们跟我一样，只有天气的变化才能给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鲜感。这时，银幕上一个孩子穿过山峦去上学，他进入教室，把被雪打湿的鞋子脱下来，放在火上烤。火炉温暖，窗外寒冷，这不就是我对小学时冬天的记忆吗？接着，孩子脱下他的袜子，挂在火炉上，袜子上的水滴掉在火炉之上，“嗞嗞”蒸发的声音，一点一点滴在心头。

　　锡兰的《小镇》是一部用电影语言超越语言的电影。你不用听懂对白、看懂字幕，仅仅通过电影画面，已经能够理解导演的世界。锡兰是一个能把气候都拍出来的导演。那种雪后的寒冷，雪地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体里面的热气，被雪冻得麻木的双脚，袜子上掉下来的水和炙热的火炉相碰撞冒出来的蒸汽，都是这部电影的诗句。

　　我不喜欢跟踪电影的情节，我看电影最大的乐趣，是看导演描绘的诗意氛围，没有诗意的电影对我来说是沉闷的电影。

　　记得黑泽明导演生前，侯孝贤去拜访他，黑泽明问自己的助手，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侯孝贤的电影吗？他的助手讲了许多哲学命题，黑泽明摇摇头说，不是，我能在他的电影里看到尘土。

　　锡兰导演呢？在他的电影里，能看到天气。

　　《小镇》的声音世界让我迷醉。他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将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声音提取出来，加以夸张，给我们熟悉的陌生感。水滴在火炉上被炙烤蒸发的声音，大自然中动物的鸣叫声，远处隐隐约约人的喊叫声……鸟啼虫叫，风声雷鸣，这些原本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的声音，在影片中被提炼出来。它们帮我打开了记忆之门，让我想起已经淡忘的岁月。

　　锡兰在《小镇》中拍了很多微观世界的镜头：小动物、一草一木的细节、纹路、肌理。我们从未这样专注而细心地凝视过那些与我们共存于这个世界的生命。透过锡兰的摄影机，我们看到自己内心的粗糙，以及逐渐丧失的耐心。

　　通过锡兰的电影，我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故乡远在他乡，因为无论在土耳其电影，还是哈萨克斯坦、伊朗电影中，我都找到了我的故乡。它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在资本主义的柏林一定有人能看懂我的《小武》，他们同样可以在我的电影里找到他们的乡愁。

　　（春　服摘自台海出版社《贾想Ⅱ：贾樟柯电影手记2008—2016》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