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求理：上海和香港建筑的历史互动
B O O K T O W N
文/薛求理
原刊于《书城》2021年10月号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本土的专业建筑师出现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设计事务所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广州等城市。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黄金十年”，中国建筑师在上述城市贡献了许多高质量的设计，包括倾向于 “艺术装饰”（Art Deco）风的重要建筑。而此时的香港，只是英国船队在远东的一个落脚点，开埠虽已八十年，但港岛“四环九约”的市政建设，重点还在整顿拥挤的平民区和治理街道卫生。到三十年代，港岛沿线，尤其是中环往半山，有了些南亚殖民式或艺术装饰风的大宅和商业建筑，但总量不及武汉、天津，更无法和上海相比。
香港最有影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巴马丹拿（Palmer and Turner）成立于一八六八年。二十世纪初，巴马丹拿的重心逐渐移到上海，在沪称为“公和洋行”。在上海外滩，于一九二八年建成了汇丰银行总部，汇丰的英文名称为“香港和上海银行”，由活跃于香港和上海两地的巴马丹拿设计，实乃名至实归。汇丰银行采用古典复兴式立面，是外滩建筑中面阔最宽的一幢建筑。古典复兴式的“纵三段，横五段”构图，在汇丰银行有最透彻的体现。这栋大楼的设计者虽然是英国人，但看懂图纸，能够组织钢结构施工、石材拼砌的，是中国的施工公司。
外滩往西，南京东路路口，同年落成的华懋饭店（Cathy hotel，今名和平饭店）也为巴马丹拿设计。和平饭店的线脚，有古典复兴的影子，但其平面，是依照街转角的地形设计，中间有采光庭院，这种平面，在欧洲各城市都非常流行。在端头的金字塔顶，则是艺术装饰风建筑影响的产物，这类装饰，当时在巴黎、纽约和旧金山大行其道。和平饭店落成时，紧邻的中国银行大楼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这座大楼也由巴马丹拿负责，但设计想法主要来自于中国银行建筑课的陆谦受（1904-1992）。中国银行大楼于一九三四年落成，可以看出也深受艺术装饰手法的影响，它的体量形似“中”字，四角缵尖、斗拱撑檐，正门楣上有幅“孔子周游列国”的浮雕。此外，中国建筑元素还在基座和顶部呈现得尤其明显。同一时期，巴马丹拿还设计了现江西中路福州路转角口的四围建筑，这四座街角建筑，共同构成了街口的圆形，互相呼应，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难得见到的考虑城市设计的大型建筑。
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和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方案设计者陆谦受，生于香港跑马地，读中学后，父亲送其到英国人开办的设计事务所做学徒，工作三年后，于一九二七年赴伦敦AA（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建筑学院插班读三年级，两年后毕业。陆谦受在伦敦遇到中国银行的经理，后者问其是否愿去上海工作，并资助他在毕业后游历欧美参观银行建筑的旅行费用。一九三〇年，陆谦受到上海中国银行赴任。在参与中国银行设计施工的同时，陆谦受和同事吴景奇设计了中国银行在各地的分行和宿舍，在上海现在可以见到的，有位于四川北路海宁路口的银行营业部，贴合地形，薄薄一片，在路口圆形转弯；另一建筑位于南京西路，手法类似，都以泰山面砖贴面。
抗战时期，陆谦受随中国银行撤到重庆，战后回到上海，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并和王大闳、陈占祥、黄佐燊、郑观萱合开“五联”事务所。抗战胜利后，上海百废待兴，上海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工务局的赵祖康组织编制“大上海计划”，由会议记录和签名顺序看，陆谦受在大上海计划初稿时，起了主要作用。在上海城市计划第一和第二稿上签名的有陆谦受、鲍立克 （Richard Paulick，圣约翰大学德籍教授）、甘洺（Eric Cumine，在上海时中文名为甘少明）、张俊昆、黄佐燊（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白兰特（A. J. Brandt，圣约翰大学教授）、钟耀华、梅国超、范文照（Robert Fan）等。上海工务局位于现江西中路汉口路，都市计划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时间在星期二的下午五点，陆谦受从外滩的中国银行办公处走过去需十几分钟，这一路上，他看见了什么，在想什么呢？
一九四一年，战火烧到香港，上海孤岛沦陷，巴马丹拿在两地关闭，一九五〇年后在香港重新开张。陆谦受于一九四九年初回到出生地香港。那时有六十多位在内陆工作的建筑师，如甘洺、范文照、白兰特等也去了香港。此时的香港，人口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约六十万，增加到三百多万。战后到处废墟，许多人无房可住，港府划定香港和九龙市区边缘的山坡为徙置区，供水电，可以搭建临时住屋。从上海来的海轮，不断地带来工业家、小业主和资金技术，而广大的贫穷人口则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香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掀起工业化的高潮。政府划出工业区，建造公屋，稳定局面和人心。香港和九龙的市区，出现大量开发和建造房屋的机会。
巴马丹拿等老牌事务所，和英资集团联系深厚。中环的几十栋商业大楼，在一九六〇年后不断重建，填海地伸向维多利亚港。这些商业大厦多由香港置地公司拥有，大部分为巴马丹拿设计。一九三四年在上海设计跑马厅的马海事务所（Spence and Robinson），也转移到香港，参与许多大型商业项目包括中环地标建筑。
一九五六年九月三日，香港建筑师协会成立，二十七名创会会员中，十二名为华人，十五人为外籍人士。上海来的徐敬直为首任会长。此时，香港本地最大的华人设计公司，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步的周李事务所。上海来的建筑师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经营方向。兹举几例。
甘洺 甘洺是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重要的建筑师。他一九〇五年出生于上海，父亲是苏格兰人，建筑师。他除说英语外，还能说流利的上海话和广东话。二十岁时，甘洺从伦敦AA建筑学院毕业，加入其父亲的公司“克明洋行”。一九二八年，他设计的德义大楼 （Denis Apartment）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和卡德路（今石门二路）转角处建成。占地面积两千五百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近一万两千平方米，建筑九层，局部十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为商店，楼上为公寓。平面沿马路弧形展开，外墙贴褐色面砖，突出竖向线条，是典型的艺术装饰风格建筑，二层墙面有挑出的雕花座。当时来看，是高标准的公寓。历经九十三年，这栋建筑现在仍然住着很多居民。站立在周围尽是二十一世纪时髦摩天大楼的南京西路，德义大楼显得毫不逊色。此楼完成时，甘洺才二十三岁。
上海南京西路德义大厦
一九四九年，甘洺到香港开设事务所，到一九五六年公司已有三十多人。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三十八年间，甘洺建筑师事务所完成的项目，包括香港和澳门的十二座大型酒店、七十三幢大小不同的住宅、二十九幢办公大楼，以及七百个其他类型的建筑项目。这些建筑在当时，都是香港引以为豪的作品，如公共屋村中的北角村、苏屋村，铜锣湾嘉兰大厦、邵氏片厂行政楼、香港大学图书馆、中环希尔顿酒店和尖沙咀海港城等。甘洺于一九八一年出版过一本书介绍香港的文化习俗，主要是写给外国人看的通胜词典，其中许多条目写到了他自己和同时代的城市建筑，写得机智，画得风趣。
范文照 范文照是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中的重要人物,一九一七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获土木工程学士；一九二二年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一九二八年，他和赵深、李景沛合作设计了南京大戏院（现上海音乐厅），建筑设计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二〇〇一年因市政施工，上海音乐厅整体平移五十米，搬到现在的位置。音乐厅声响效果好，至今仍是上海的重要演出场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范文照还设计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执信西斋、美琪大戏院、广州市营事业联合办公署等建筑。
香港尖沙咀海港城
一九四九年，五十六岁的范文照来到香港，设计了戏院、教堂、私人别墅、百货大楼和公寓等许多建筑。一九五四年，政府在沙田马料水拨地十英亩，供崇基学院建校，崇基由一批移（难）民教育家创办。同为移（难）民的范文照被选定为建筑师。该地块北面为山，西面为道路，九广铁路和吐露港在东侧。范的设计，将教室、学生和教师宿舍层层建于山坡上，中间留出低洼地作为操场，依山就势展开风景画面，完全摈弃了对称庄严格局。范文照设计的教学楼和宿舍，在极其紧绌的财政预算下，满足功能上的要求，不作无谓的铺张。在设计语言上，梁板结构直接暴露，以开间和柱的重复，来体现韵律。他采用当地的牛头石作为山墙或主立面墙的饰面， 阳台、隔墙以漏花格做装饰，屋顶微坡。崇基学院的设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渐由周李事务所和其他公司接手。但以后的建设，都尊重了范文照和当年董事会定下的规划原则。范先生在上海时，事务所开在四川路一一〇号，在香港中环历山大厦的设计事务所一直开到近一九七〇年。
徐敬直 徐敬直（Sü Gin Djih，1906-1983），上海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就读于沪江大学，后转往美国密歇根大学，一九二九年获得学士学位，一九三〇年获得硕士学位。徐敬直与李惠伯和杨润钧合伙创办兴业建筑师事务所，至今仍在营业。徐先生在香港设计了中环的教会、北角的卫理教堂、九龙的新亚书院和旺角的麦花臣球场。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六年，香港建筑杂志Hong Kong and Far East Builder共报道了他二十二个设计，数目之多列于华人建筑师之首。他在北角和旺角的设计，经过日后改动或重建，现已不存。一九三三年，徐敬直在上海发起中国建筑师学会；一九五六年，在香港又发起成立香港建筑师协会，担任首任会长，协会的宗旨是为了“土木建筑的进步，推动和帮助获取建筑艺术和科学的知识”。
上海音乐厅
徐敬直遍查当时可以获得的材料，以英文写成 《中国建筑：过去与现在》一书，一九六四年在香港出版。这本书最可贵的，是评述了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形式”建筑，这些建筑的设计者不少都是他的同辈或晚辈。他在书中介绍了北京一九五九年的十大建筑和五十年代的“民族形式”的争论和批评，对修植兰等设计的阳明山庄等建筑则加以赞赏。在六十年代，还没有哪位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如此评论他的同辈，但全书只字未提香港的建筑。
陆谦受 一九五〇年，四十六岁的陆谦受和巴马丹拿事务所再度合作，参与设计了中环的中国银行总部，一九五一年建成，这座大楼几乎就是十五年前建成的上海外滩中银大楼的翻版，线条、面砖处理都相似。五十年代，陆谦受还参与了苏屋村中部分屋宇的设计、北角丽池大厦、华仁书院小礼拜堂、浅水湾保华大厦和许多住宅及工厂的设计。许多业主，是他在上海时发展起关系的赴港商人，如南海纱厂的唐氏家族，馥记营造厂老板女婿所开的保华建筑公司等。
此外，陆谦受还找到机会为教会做设计，如名校玛丽诺书院、九龙华仁书院的礼堂和黄大仙圣母医院。圣母医院位于黄大仙地区的山坡上，建筑按功能分翼排开，住院部向着南面的花园。华仁书院是一九二四年中国人创立的中学，在港岛和九龙都有校园，九龙的校园一九五二年迁入何文田。校园内的建筑，都简洁朴素，并且依循热带气候带水平垂直遮阳板和大平台。陆谦受设计的小教堂采用类似手法，教堂外包着通高走廊，外墙是混凝土框架，之间填着红色空心图案砖，活动室和神职人员宿舍利用教堂后面造了三层。空心砖墙通风阴凉、简易漂亮，在冷气机来临后的年代，这种民间做法几近失传。
香港华仁书院礼堂的过道，图为镂空墙通风阴凉
张肇康 张肇康一九四六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毕业后在纽约工作。一九五四年，贝聿铭邀请他到台湾，一起设计东海大学、台湾大学，参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设计。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 张肇康在甘洺事务所工作。后返美国，七十年代回到香港，在香港大学建筑系兼课。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张先生是第一批返回内陆做设计和讲学的香港建筑师。他去往内陆旅行七十多次，晚年的心血凝聚在一本写中国建筑的英文书《中国：建筑之道》，这本书描写了中国建筑传统及他采风到的民间建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来到香港的上海建筑师，大部分和香港、广东有渊源，他们到港时，多在五十岁左右，填补了当时香港本地华人设计的空缺。他们的业主和配合的施工公司，部分也从上海过来，如香港的保华建筑公司和建筑施工大亨John Lok等。当时建筑饰面的一种洗石子的做法，在香港被称为“上海批荡”。他们的设计讲求实际、迎合业主需要和心态，并无刻意追求简洁的现代主义风格或先锋时尚。由于年龄关系，这批上海来的建筑师，在七十年代后逐渐淡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高峰，而内陆的改革开放，给香港的经济转型提供契机。对渴求开放的内陆而言，外国的技术和管理虽好，却是山长水远；香港则近在眼前，提供了学习海外的良好样板。当时，香港的开发商和设计师在内陆包括上海，受到热烈的礼遇。进军上海的设计公司，是七十年代在香港成长壮大的一批专业人士，如王欧阳、王董、何弢、李景勋和老牌的巴马丹拿。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六年，香港公司在上海设计了虹桥公寓和淮海路上的启华大厦。上海人惊异地发现，客饭厅可以这么大，房间可以这么小。八十年代，内陆急需高档酒店，香港建筑师填补了这一空白。新锦江大酒店于一九九〇年建成，由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等设计。新锦江大酒店与其西南的老锦江饭店等三幢近代历史建筑完全凸显出新与旧的区别。新锦江大酒店宽大的雨篷层层向高处迭起，五层高的巨大中庭堂皇气派，银灰色玻璃幕墙塔楼挺拔俊秀。设计完全没有考虑与老饭店的关系，其目的就是制造一个现代化的“新奇”。尤其是主楼顶部，为把这个上海最大的双层旋转餐厅高高举起，其下九米高的空间都被设为室外花园。新锦江大酒店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九年两次被评选为“最受喜爱的建筑”，说明了它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
上海静安希尔顿由香港协建事务所设计（合伙人为李景勋、雷焕庭），位于上海繁华的商业区——华山路二五〇〇号，占地一万两千平方米，楼高四十三层，拥有各类客房近八百间，包括四十八间套房及一间总统套房。该酒店是原静安宾馆的延伸，由香港信谊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主设计师雷焕庭先生采用三角形的平面构图，使得由静安宾馆延续出来的建筑主楼、副楼有机地结合和扩展。大堂内有侧高窗，自然光线撒满公共部位的各处。由于扁三角形的构图，两条边向南，一边向北，使大部分客房有比较好的朝向。标准层每自然间开间四米，每层二十五间客房。内部后勤与电梯核心筒结合。该酒店的顶层原拟设旋转餐厅，因希尔顿集团的反对而未设，只留下原设计中的外墙玻璃电梯。应上海方面的要求，在顶层设直升机停机坪，作高层火灾扑救之用。静安希尔顿总高一百四十三米，是当时全中国的最高楼。对如此高的建筑，上海当时并无可以套用的建筑防火规范，最后消防部门同意设计方可以遵循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防火规范，于是李、雷建筑师就采用香港地区的防火规范。结构由香港阿鲁普（Ove Arup）设计，针对上海的软土地基，采用混凝土内核，外墙钢结构。设备设计由香港最大的机电设计公司柏诚（Parsons Brinckerhoff Asia Ltd.）担纲，概预算由香港的利比测量师行（Levett & Bailey）承担，施工由香港的协兴工程公司组织管理。协建事务所另派专员现场监理。从方案到施工图，所有的图纸都由香港方面手工绘制。静安希尔顿总建筑面积七万平方米出头，八百间客房（自然间），每间分摊总面积不到一百平方米，算是土建造价比较经济的五星级酒店。
对于南方来的香港建筑师挑战比较大的是，在上海和以北地区都要设置锅炉房。过往内陆的做法是锅炉房单独设计，烟囱要高过主楼。这对一百多米高的静安希尔顿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雷先生将锅炉房作为裙房的一部分，将烟道从地下埋置，从主楼核心筒穿上去，最后从直升机停机坪下钻出来。上海静安希尔顿饭店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试营业，次年六月底正式开张，是上海最早被评定为五星级涉外酒店之一，同时也是最早进入上海的国际知名酒店管理集团之一。由于静安希尔顿的性质和地理位置，许多服务型行业，如酒吧、画廊等在周边的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应运而生。香港协建后来又设计了浦东的东锦江大酒店，东锦江的客房标准层延续了静安希尔顿的三角母题，中庭空间更加丰富。
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
一九九〇年开发浦东后，上海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波，静安区政府敞开胸怀，欢迎香港开发商的进入，上海商业名街南京路、淮海路多有香港开发商的地盘，梅龙镇广场、嘉里中心、嘉里不夜城、瑞安大厦、金钟广场、中环广场、新世界K11、恒隆广场、iapm……这些地块底下平台为多层商厦，楼上为办公或住宅塔楼。这种香港无处不在的开发方式，迅速传遍上海。瑞安本是一家建筑工程公司，运用上海弄堂元素开发新天地，再造小街小巷的怀旧氛围。“天地”成了瑞安的火红品牌，应邀到全国各地复制。
香港的开发商、建筑师对于商业项目善于用一些商业、热闹、夸张和迎合大众口味的手法，设计经济实惠，开发商不仅带来建筑设计，也有工程设计、机电设备和进口的建筑材料。他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敏感，并乐于活化利用。这些建筑因其位处市中心和形象强烈，建成后在城市里都有震撼效应和长久影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内陆开创业绩后，王欧阳、王董、何弢、巴马丹拿等都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并运作至今。
本文简要回顾近百年来香港和上海在建筑上的互动。在上海开始成为亚洲大都会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香港的专业人士安营上海，寻找他们的最佳发展机会；在香港工业起步的五十年代，上海的移民专业人士和资金推动了香港现代化的发展，助力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上海再次开放时，香港的资金和专业人士蜂拥而至，实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创造独特环境，许多动辄几十万平方米的项目，在狭小香港是难以实现的。在香港紧绌的五十年代，上海来的建筑师，设计的是拾遗补阙的民用项目；在上海经济跃升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和改革开放时期，香港建筑师到上海，实践的是当时高端的建筑类型和项目。建筑设计和质量的提高，往往是金融聚沉、知识交流、技术融合、竞争推动的结果。“全球化”和地区之间的技术、资金流动，是商业社会和专业公司寻找机会的市场自然结果。香港和上海建筑的百年互动，恰恰体现了交流融合带来的进步和给予建筑最终使用者的实惠和温暖。上海的国际化程度与日俱增，在国际交流中，建筑总量大幅增加，设计水平迅速提高。希望不久的将来，上海的设计也能再次辐射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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