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斗与浮萍(下) 高 为

  (上接5月6日《读吧》)1982年,钱锺书为《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解题:“这原是我三十五年前发表过的一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我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那篇是书中片段。”这个“片段”就是An Early Chinese Version of Longfellow’s “Psalm of Life”(《朗费罗〈人生颂〉一诗早期中文版本》),而计划中的“小书”,则胎死腹中,再也无法问世了。

  梁实秋先生有两个宏愿:用英文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中文写一部英国文学史。梁先生不仅完成了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而且翻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词典》。林语堂先生用英文撰写了《苏东坡传》《武则天传》《瞬息京华》(亦译《京华烟云》,书名四个平声字,不讲究)《红牡丹》《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等,还主编了《当代汉英词典》。同样是精通英文,钱先生的外语似乎没能充分利用。

  20世纪30年代初,陈衍对钱锺书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挺好么!”(钱锺书《林纾的翻译》)兜兜转转二十年,钱默存不情不愿又回到了中国文学,那西方重要的六七种语言不是学非所用或大材小用了吗?早知如此,还不如学日语和梵文——西天佛教经典影响中土两千年,而东邻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卓越研究,是世界公认的”(钱锺书《诗可以怨》)。《管锥编》评述的十部著作之四《史记会注考证》,就是日本人泷川资言编纂的。

  《管锥编》评点了十部中国古籍,如果钱锺书再用洋文批注十部西方经典,如他经常引用的《解忧论》(《忧郁的剖析》)《堂吉诃德》《蒙田随笔集》《罗马帝国衰亡史》《古希腊诗选》、莎士比亚、克罗齐、弗洛伊德、利奥巴迪等,钱槐聚的学贯中西就更有说服力了。用英文写研究西方文学的著作,有开疆拓土之功、追本溯源之效,毕竟懂六七种西文且对文学极富兴趣和鉴赏力又文笔独特,实在太难得了。而用母语写本国文学研究成果,好像“小数点后面加几位数”,属于“接着说”的锦上添花,别人也干得了,并不是非你不可。钱子泉、钱宾四、钱梦苕等人不用懂那么多西文,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成就谁能否认呢?又有谁不承认他们是那个领域的大师呢?

  《钱锺书手稿集》分三种:《容安馆札记》(三册)、《中文笔记》(二十册)、《外文笔记》(四十九册,包括一册索引)。杨绛先生说:“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从册数上说,外文笔记比前两种笔记之和的两倍还多,不知杨绛先生是否指中文笔记原来的规模,因为1952年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时,钱锺书风闻学生可以检查老先生的日记,自己放言无忌,隐私的东西毕竟不宜公开,就赶紧把笔记中的日记剪下毁掉,“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就像不再有创作小说的兴致和冲动一样,把写日记也戒掉了。世间因此缺失了与《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胡适日记》类似的名流学术心灵史、社会生活风云录。虽然“咳唾皆珠玉”,但身边没有爱克曼那样的记录者,没有留下《歌德谈话录》似的自由随意包罗万象的作品。钱默存仙逝后,杨绛先生又毁掉了友朋来往书札及钱老没完成、不成熟的作品(包括十七册留学前的日记),女儿已先老伴一年去世,名副其实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三万四千多页、二百多个笔记本、四十九巨册《外文笔记》几乎是白做了!“没用了”!

  学识不如见识,见识不如常识。倘若你不能主动争取自己想要的,就只能被动接受别人所赐的。俗话说“人定胜天”,那个“人”到底是谁?除了极少数豪杰枭雄,又有几人能逃脱浮萍的命运,即使你有泰斗的潜质,那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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