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春水向西流 | 刘心武

林斤澜先生（1923-2009）

1956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收到从北京市文联一位作者寄来的两个短篇小说——《姐妹》和《一瓢水》。编辑读后，一是觉得作者写作能力很强；二是主题含混，似不宜发表。《人民文学》创刊时的主编是茅盾，但那时候的主编已换成严文井，这两篇作品能不能发表？编辑部为慎重起见，最后把作品送往老主编茅盾那里。茅盾彼时已出任文化部长，日理万机，工作繁忙，却抽出时间细读了这两篇作品。《姐妹》写的是一对同在孤儿院长大，虽无血缘关系却一个被窝度过童年的女子，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分离遇合，渐渐在认知上出现严重疏离，却又在姐妹情谊上剪不断、理还乱的故事。作者究竟是否意在通过这两姐妹的沧桑肯定一个否定一个？朦胧，暧昧，文字传达的，似乎并非臧否，而是感叹。编辑部向茅盾表态，《姐妹》尚可斟酌刊发；但对《一瓢水》，就觉得实在古怪，难以接受，希望茅公能予以裁决。

那两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当年三十三岁的林斤澜。茅盾为《一瓢水》，给编辑部写来一封很长的信，先概括小说内容：“写司机助手小刘留，在路上，忽值司机老赵发病，小刘留为赵找草药郎中，翌日就好了，再上路。小刘留写得还可爱。老赵工作好，负责，但是心境不好，家里闹离婚（原因是老赵工作忙，不能回家，而老赵因此也苦闷，在病中呓语，有‘叫她到疯人院里找我’之句，盖谓如此下去，自己也要变成疯人也），很少和小刘留搭腔。写小刘留扶病人找草药郎中的住处，他的举动，都带上阴森森的味道。有几处使人惊心。”然后细心统计：“全篇共七千五百字左右。”下面进入评价：“可以从两个方面评价这篇小说。如果要否定它，理由可以是：不知作者要拥护的是什么，要反对的是什么？（这是一句老调了，但常常被作为不可辩驳的尺度。）甚至还可以进一步作诛心之论，认为作者故意把人的心境、环境，都写得那么阴暗，把乡村描写得那么落后，荒凉，写草药郎中还要仗剑作法，巫医不分，写草药店老太婆迷信说见过鬼，而且，还可以质问作者：写满街人家都糊红纸，‘红艳艳，昏沉沉’，是何所指？写老赵高热中呓语，分明是暗示紧张劳动会逼疯了人，逼得人家家庭破碎，那不是污蔑我们的制度等等……不能不说这篇小说在技巧上是有可取之处的。例如他懂得如何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他的那些招来指责的描写，大部分属于这一范畴。那么，看了全篇后，是不是引起阴暗消沉的感觉，即所谓不健康的情绪来呢？我看也不见得。如果我们不愿神经过敏，以为这个作者是‘可疑人物’，作品中暗含讽刺，煽起不满，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想一想：这样一个似乎有点写作力的作者，倘能帮助他前进一步，那岂不好呢？”

茅公此信到达编辑部，林斤澜的小说立即放行，在同一期上，将《姐妹》《一瓢水》两篇都予刊出，只是在目录与内文排序上隔开安排。那以后林斤澜的小说便频频见于《人民文学》，他接下去刊发的《台湾姑娘》更引人瞩目。我当时是一个十四岁的文学少年，每期《人民文学》都看，读《姐妹》，不大懂，但朦朦胧胧地产生了对命运的敬畏感。读《一瓢水》，能懂，觉得那些阴森怪诞的场景，正说明僻远山乡的落后，需要把公路修进去，需要有司机把大卡车开进去，用文明驱除野蛮。我记得小说里有个细节，就是老赵趴在车底下修车的时候，衣兜里掉落一封揉皱巴的信，说明老赵有私生活方面的隐痛，但他仍然带病修车、开车，忠于职守，是很感人的；而小刘留，有着美好的憧憬，就是终于成为正驾驶，把文明送进更荒僻的角落，这是一篇往我那样的少年心中洒进光亮的有趣的小说啊！

茅盾就《一瓢水》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是应该重视的历史文献。这封信体现出对有才华的文学写作者的爱惜，对异样写作风格的保护，真正体现出容纳百花竞开的博大胸襟。但这封信直到2004年《茅盾手迹精选》出版才得以公开。我建议，所有的文学刊物的主编、出版机构的总编辑，以及从事文学组织工作的人士，都应该将这封信作为重要的参考。

林斤澜与妻子谷叶

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文学发展，是经历曲折坎坷的。那时候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正宗。但究竟如何先把现实主义概念厘清？1956年，秦兆阳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试图把现实主义的写作路数拓宽，很快遭到了批判。1963年，法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出版了《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说明关于文艺创作方法的思考，是世界性的，加洛蒂经过一番论述，他是把卡夫卡及其代表作《变形记》都纳入到现实主义的作家作品范畴，结果1965年苏联《真理报》就展开了对他的批判，我们这边也很快跟进。茅公呢，作为一个不但在创作实践上经验丰富的资深作家，也作为一个在文学理论上一贯用力的思考者，在1958年，那时他在文化部长任上，白天公务繁忙，晚上就读书、深思，断续写成了《夜读偶记》一书。这本书林斤澜当然看到了，我那时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文学青年买来很认真地学习了。茅公对文学（主要是小说）的发展轨迹，归纳为：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新浪漫主义或现代派，他认为就文学的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是最正确的，但是遭到了非现实主义，尤其是现代派的挑战，那时候还没有后现代主义，所以他大力批判现代主义。他认为文学创作方法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一部现代文学史，也应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为纲。按我当时的阅读理解，像荒诞派、象征派、颓废派、抽象派，都属于反现实主义的东西，都是应该杜绝的。茅公在那样一个历史环境下的夜读思考，是真诚严肃的，但其思路，显然是从就《一瓢水》致《人民文学》编辑部那封信有所后退。

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学写作剩下的路子已经相当狭窄，似乎只有歌颂性的作品才能存活。正是那时候，浩然脱颖而出，从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到长篇小说《艳阳天》，他的写法成为一种优良的范式。他笔下的生活剔除了杂质，正面人物没有瑕疵。那种写法，打个比方，就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方向绝对正确，文笔顺畅，读来喜兴。那么，在这种写作环境下，林斤澜怎么写？林斤澜没有停笔，他继续写，但他移步而不换形，他也歌颂，真诚地歌颂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好人好事，但他不改艺术上的“傲骨”，他坚持茅公肯定过的技巧，“懂得如何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在艺术手法上，人家“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却“一江春水向西流”。中国的地理地质结构，使得大部分河流都是自西向东流，但也有例外，少数河流，是自东向西流，像新疆的伊犁河，青海的倒淌河，台湾的浞溪河；就是黄河、长江的某些河段，也有“一江春水向西流”的景象，例如湖北嘉鱼县簰洲湾，就呈现了水向西流的特异景观，以至有些游客偏要找到那里，获取特异的审美愉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林斤澜的短篇小说《新生》被《人民文学》作为头条推出，这篇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就是在北京远郊深山老林的僻远村庄，一个产妇难产，好不容易联系到公社所在的镇上，希望派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医生来抢救，但老医生年岁太大，已经难以涉水上山，“谁知到了后半夜，一声喊叫，一支火把，那二十来岁的姑娘大夫，戴着眼镜，背着药箱，真是仿佛从天上掉了下来。人们还没有看个实在，就已经钻到屋子里去了。往屋子里钻时，还绊着门槛，虽说没有跌跤，却把眼镜子摔在地上，碎了。人们定了定神，想起老大夫没有来，新媳妇躺在那里，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且看林斤澜如何渲染，怎样故作惊人之笔，以创造氛围：“半夜一阵暴雨。只见雨水里，几个上年纪的妇女，招呼着几个小伙子，悄悄地喘着气，抬着木头来了。生产队长惊问：‘怎么就要做这个了？’小伙子们不作声，上年纪的妇女光说：‘做吧，做一个使不着的，冲冲喜，消消灾。’提出这老辈子传下来的厚道的心愿，她们有些不好意思哩！队长心想：‘防备万一，也好。’就不说什么了。”如果是“东流派”的写法，不会这样来写，这不把生活中的“毛刺”写出来了吗？这样的情景是“不纯净”的啊。林斤澜接着写，“那新媳妇的男人，是一个高身材的小伙子。山里人不爱刮脸，这时脸色煞白，胡子黑长。雨水浇透的衣服，贴在紧绷绷的肌肉上。那浑身上下，有的是山里人的倔强。一声不响，抢过斧子，猛往木头上砍，‘空’呀‘空’的，使劲砍哪使劲地砍。”如果“东流派”写这样的正面人物，也不会这样下笔，这人物有瑕疵啊。可是我读了这一段，就非常感动。

1980年至1986年，我曾是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跟林斤澜“一口锅里吃饭”，来往频密，有回我邀他到我家喝酒，我就告诉他，读到《新生》里的这段描写，我就产生了电影感，觉得那山村丈夫举斧砍棺材木的声响，与那屋里难产的妇人的呻吟声嘶喊声，交错一起，持续良久，那是爱与死的抗争啊！我甚至有将《新生》改编为歌剧的冲动，那时候我结识了几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就说可以约请他们中一位谱曲，而且，我觉得在舞台演出时，虽然舞台画面是中国山村，人物也都是土得掉渣的山民，但演到山村丈夫不停地举斧劈木时，可以像古希腊悲剧演出那样，有歌队出场，可以有五个穿希玛申长袍的男歌者，五个穿紫色基同装的女歌者……那时候我已与林斤澜成为忘年交，称他林大哥，深谈多次，林大哥对我《立体交叉桥》前的小说，虽有鼓励，但从技巧上，文学性上，多坦率指出缺陷，使我受益匪浅；他知道我早读过罗念生翻译的古希腊戏剧，我跟他说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里歌队设置得最好，当“弑父娶母”的悲剧结局呈现，俄狄浦斯自刺双目，自我放逐，歌队悲怆地唱出：“这苦难啊，叫人看了害怕！我所看见的最可怕的苦难啊！可怜的人呀，是什么疯狂缠绕着你？是哪一位神跳得比最远的跳跃还要远，落到了你这不幸的生命上？哎呀，哎呀，不幸的人啊！我想问你许多事，打听许多事，观察许多事，可是我不能望你一眼；你吓得我发抖啊！”

《新生》中写到，那姑娘大夫竟在一顿饭的工夫里，使用产钳把那小生命完好地钳了出来，“石头房子里，新生命吹号一般，亮亮地哭出声来时，男人们一甩手，扔了斧子锯子，妇女们东奔西走，不知南北。有的跌坐井台上，一时间站不起来了。新媳妇的男人脸色转红，连胡子也不显了。看见姑娘大夫走到门边，掏出巴掌大的小手绢擦汗。那男人跳到鸡窝跟前，探手抓住一只母鸡，不容分说，连刀都顾不得拿，拧断了鸡脖子，随手扔在姑娘大夫脚边，叫道：‘你有一百条规矩，也吃了这只鸡走。’”写山村村民受益于姑娘大夫的医术，其感谢方式竟如此粗犷、狂放，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极深刻。同一故事，换个人写，特别是由“东流派”来写，可能会是另一种明亮、欢快，绝对不会引起“误会”的笔法。林大哥写歌颂性作品，也能写出“一江春水向西流”的“异样”文本，透出“怪味”，而且超出当时的语境，令我这样的读者联想到古希腊戏剧，正说明，他参透了文学的本性，那就是无论你写的是什么故事什么人物，到头来你要写人性，写人类心灵相通的情愫，写爱与死的抗争，写善美的永恒。

我倾诉出对《新生》的读后感，颇令林大哥吃惊。他说改革开放后，有评论家评论他以往的作品，《新生》是排在最不看好的第三档的。我就知道，有些人士，还总是从歌颂/揭露、明亮/晦暗、抗拒/融入、拯救/逍遥等等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评判作家作品，其实文学的本性，在这些框架之外。他又说，我对《新生》的解读，显然是拔高了他那篇东西，其实他那篇小说里，后面用很多的篇幅描写那姑娘大夫是怎么在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下，才涉水爬山到达那山村的。引得我激动的那些文字，其实在全篇里所占比例有限，他也没有把那山村汉子举斧砍棺材木的声响，与石头房子里产妇的呻吟嘶叫交错着描写，他几笔淡淡的描写，竟惹得我要动用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

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们这边，已经把德国文学理论家尧斯的“接受美学”理论介绍了过来，“接受美学”认为，一部作品印了出来，摆上了书店书架，并不能说这部作品就完成了，一部作品的真正完成，是通过读者阅读，读者在阅读中参与创作，不同的读者会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与审美经验，在接受作家文本的过程中，会把某些部分放大，或对作品加以补充，甚至加以校正，加以延伸，这样，一部作品才算活了起来，才算达于完成。

林大哥就鼓励我说，老弟作为一个读者，阅读中参与别人作品的创作，使其更丰富，更动人，是个好读者。林大哥视我为知音，他感叹，知音难求！他笑我那时候写个什么都能引出轰动，总是红火，他呢，虽有若干知音，却总火不起来。我在《北京晚报》上发表短文，称他的小说为“怪味豆”，他看后呵呵笑：“你给取的这个符码，还是流行不开啊！”

1999年林斤澜（左）与刘心武在一起

其实林大哥并不真在乎好评、红火、奖项、声望。他沉浸在创造的欢愉里。那几年我常和林大哥、汪曾祺（他只比林大哥大三岁，但我随其他年轻作家称他汪老）一起参加笔会、游览各处。那年头电视里热播香港徐小明执导的连续剧《陈真》，汪老在聚会时，总不免用鸭舌帽下的眼睛瞥瞥我，然后抿嘴笑，口中喃喃：“陈真，唔，陈真。”他认为我极像那电视剧里扮演陈真的演员梁小龙。林大哥呢，因为我们相交很深，他告诉我曾跟戴爱莲学过芭蕾舞，我也告诉他曾攒起母亲给的零花钱，偷偷去什刹海的“四维武术社”学武术。那一年我们结伴游少林寺，观看武僧表演，林大哥后来在一篇散文里这样记叙：“压轴节目有气功扣碗，把个海碗扣在光肚皮上，运气，另一武僧手抓碗底，怎么也抓不下来。请观众上场试抓，一‘夹克’敞胸，甩膀叉腿，年近天命的汉子，走到扣碗武僧肚皮前，蹲裆马步，推拿云手，五魁龙爪……这位面善？却原来心武老弟。只见入静，定神，运气，发功，只是动那个碗丝毫不得。另一武僧来到心武身后，两手搂住腰肢，合力后拽。不过那碗底是毫厘之地，五爪如龙也咬不住，忽然脱手，身后的武僧一跃闪开，心武‘哐啷’后仰，快着地时猛一鲤鱼打挺，躺在地上的姿势确实‘卧如弓’，不是随便摔在那里的。我们立刻鼓掌助威。”现在读到林大哥这段遗文，恍若隔世。我当年竟那么有派？但还能记起，那天晚餐后在住处闲聊，汪老笑眯眯地说，我的表现，倒引出他的灵感，说可以写篇与《受戒》匹配的《拔碗》，《受戒》是写和尚恋爱的，那么，《拔碗》写什么呢？林大哥就笑着透露我小学六年级时的“秘史”，说我从武术社师父那里学得点穴，竟在跟同学嬉闹时，点了一个同学的穴，弄得人家半天不能举臂，要害是，林大哥竟在那篇散文末尾写道：“点穴事件中的对方，是位女同学。”我强调：“那同学并没有告到老师家长那里。”汪老就颔首：“那更有意思了。”我就苦求：“您可千万别写《拔碗》《点穴》什么的。”现在你检索汪老文集，并没有那样的文字，其实作家取用素材，写出的人物就是独立的艺术形象了，汪老有写作冲动却并未成篇，使我少了一桩特殊的念想，更是时下汪粉的极大遗憾。

跟林大哥在一起的最大快乐，就是谈文论艺。有段时间里他集中重读法国小说家梅里美的作品，有次他跟我特别聊起《伊尔的美神》，我记得那篇小说，写一个新郎官在花园打网球，为了不受妨碍，把婚戒暂时套到了花园里一尊美神铜像手指上，但他打完网球，却怎么也取不下那戒指了，没想到晚上听到他所住的小楼楼梯发出沉重的脚步声，竟是那铜铸女神上楼到了他的房间，第二天人们发现新郎官被铜像压得窒息而死，后来人们用那女神另铸了一口铜钟，但那口钟的钟声，造成两年葡萄藤的冻灾。林大哥问我：有的文学史，把梅里美定位为现实主义作家，但像《伊尔的美神》这样的作品，神秘，诡异，朦胧，暧昧，能算进现实主义里吗？我说，难以划定，但他写的毕竟是人们在现实中的困惑，肉身的人可能还会轻视誓言，铜铸的女神却觉得，你给我手指戴上了戒指，那你就是选我作了新娘，我找你，是要你落实誓言，从这个角度解读，写的是现实中的人际、人性，因此，也算现实主义的一种吧。林大哥后来写了篇关于《伊尔的美神》的文章，在《读书》杂志上刊出。但现在我身边的荔枝皮颜色封面的十卷本《林斤澜文集》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篇文章，可见是漏收了，而且这文集里每篇文章后面都没有注明写作时间，是很大的遗憾。不过，这文集能出，就好。

林大哥晚年推出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把他那“一江春水向西流”的艺术个性，推向极致，打头的一篇，就是《溪鳗》，算算字数，七八千字，是林大哥短篇小说的标准篇幅，看下来，大体只写了三四个人物，主角是来历不明的弃婴，开篇已然徐娘半老，但风韵岂止是“犹存”，简直仍带仙气，这是个被唤作溪鳗的女子，有着极其坚韧顽强的生命力；还有一位叫袁相舟的退休教师，他被请到溪鳗开的专卖鱼丸、鱼松、鱼面的小饭铺，溪鳗请他给饭馆取个名字，并且写成匾额；还出现了一个偏瘫的男子，溪鳗精心地照顾他，小说的叙述方略是半明白半朦胧，朦胧的文字中，读者可以意会到，几十年前那配枪的强悍镇长，一番仕途浮沉，或可说是他得势时捕获了溪鳗，或可说是溪鳗在他沦落时不离不弃；那袁相舟最后写下“鱼非鱼小酒家”匾额还附带题词，溪鳗满意，那瘫子也呜啊呜啊地赞好。此篇在半明半白、暧昧诡异的叙述中，竟概括出了这片大地上的沧桑变化，可以说是写了社会，写了家庭，写了邻里，写了风俗，写了爱情，却也写了情色，溪鳗半人半妖，有很纯的人情美，也有很混沌的人性挣扎，读者莫问主题，却可意会到丰沛意趣。全篇文笔好极了，比如描写矮凳桥和吊脚楼下的溪水：“这时正是暮春三月，溪水饱满坦荡，却像敞怀喂奶、奶水流淌的小母亲，水边滩上的石头，已经晒足了阳光，开始往外放热了；石头缝里的青草，绿得乌油油，箭一般射出来了；黄的紫的粉的花朵，已经把花瓣甩给流水，该结果的要灌浆坐果了；就是说，夏天扑在春天身上了。”“那汪汪溪水漾漾流果晒烫了的石头滩，好像抚摸亲人的热身子。到了吊脚楼下边，再过去一点，进了桥洞，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撒点娇，抱点怨，发点梦呓似的呜噜呜噜……”更妙的是写落难后的前镇长，提个篮子，里面盘着好不容易得来的两尺长的溪鳗，盖上毛巾，懵懵懂懂地就走到了矮凳桥上，“镇长一哆嗦，先像是太阳穴一麻痹，麻痹电一样往下走，两手麻木了，篮子掉在地上，只见盘着的溪鳗，顶着毛巾直立起来，光条条，和人一样高，说时迟那时快，那麻痹也下到腿上了，倒霉镇长一滩泥样瘫在桥头。”这仅仅是在写一个醉汉突发脑溢血吗？那和人一样高的溪鳗究竟是幻觉，还是那尽管他落难仍眷顾他的女子赶来了？他在得势时曾谩骂坚持开饭馆的溪鳗：“来历不明，没爹没娘，是溪滩上抱来的，白生生，光条条，和条鳗鱼一样，身上连块布，连个记号也没有，白生生，光条条，什么好东西……”可见“白生生，光条条”深深地嵌入了他的潜意识，是诅咒，是暗恋，也是瘫痪时渴盼的天仙。林大哥的小说都需要细品，怪味里有乾坤，含混中有细理。

2006年刘心武与夏志清先生欢聚，谈及林斤澜

记得我200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我个人的研红心得，那年夏志清还很康健，他上午来听，大声插话鼓励，我已很是感动，上午讲完，我趋前致敬，劝他下午就别来听我“胡说”了，他却下午仍来听讲，仍大声插话肯定，晚上小型餐聚，我们言谈甚欢，我就跟他说，真该像他当年把几乎被尘埃掩埋的沈从文等人发掘出来一样，也给林斤澜一个“学术公道”，引起文学史家、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最高程度的重视。我把《矮凳桥风情》中的《溪鳗》简略地讲给他听，并且模仿他当年的评价“《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造出这样一个句子：“《溪鳗》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伟大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说是“最伟大”，只说“伟大”。夏先生认真听我诉说，很严肃的表情，最后叹息：“可惜我精力不济，读不了那么多，也弄不来那么多了，不过，你既然真那么认为，倒不妨写点文章。”

林大哥2007年荣膺北京市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2009年4月11日下午，我和从维熙去医院看望他，那时候他刚又一次被抢救过来，坐在轮椅上，我大声呼唤：“林大哥！”他望着我，现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女儿林布谷过去又把他搀扶到病床上躺下，对我们摆手，示意不要进入病房，我和维熙兄就绕到阳台上去，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和维熙离开医院约两小时后，林大哥仙去。

前些天有晚梦见，似乎和林大哥一起，站在簰洲湾，只见一江春水，溶溶漾漾，水波潋滟，美感独特，从容西流。

2020年10月11日 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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