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杰丨红薯的人道主义
编者按：参加中国作家万里行暨清清卢氏“靖华杯”全国征文大赛作家采风活动时，认识了河南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冯杰先生。
在此之前，我对圈内作家或是管作家的官员回避三分，概因为自己是圈外人，人家是圈内人，怕人家不屑和咱玩，咱也不屑于和他们玩。有个管作家的领导曾经把我列入到了“圈内”的名单中，唯恐因为那些官员作家犯了事儿连累到我，就逼着这位管作家的领导声明我非他们同类。
结果是闹得不欢而散！
初，对冯先生也是心有抵触的，没想到和冯先生聊天时，感受和老哥哥谈话聊天般自在，从没有听到他的一声“官腔”，更不会让人心生一丝的拘束。这一切，让我为之折服，认识到过去自己对圈内的作家评议确实是偏颇的。
当我请冯先生为公众号《行参菩提》赐稿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回到郑州没有几天，就通过电子邮箱发来了这篇文章，以及为这篇文章配图的书画作品。
“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最好以后每人在粮食中配给一部分红薯。”——毛泽东1958年7月1日《河南日报》
请耐着性子，先去细读以下两段文字：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单从文风上看，千万别以为这是一名乡村会计的年终统计报表。我如果说这是一首词，并且叫《满江红》，你一定会大跌眼镜，我再说作者还是位居“鲁郭茅，巴老曹”之二的大作家郭沫若，你就更不会相信．
不信也得信。
晚年郭沫若迈着“南书房行走”的步伐，把玩的大都是此类文艺，哄皇帝玩。这是19６3年郭沫若为“纪念红薯传到中国三百七十周年而作”。那一年我还没出生，可见红薯比我大得多，等到我此时去写这一篇红薯文章时，已经43岁了，也该是红薯传到中国403年了。薯到中年啊。
红薯来到中国的经历极为精彩，简直如一出传奇小说，我就听到三种民间版本：
一：有一陈姓华侨，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从菲律宾将薯藤挾入小篮子内，航海七日，地下党怀揣情报一样，秘密潜回福建，开始种植，以后在中国四处传播。
第二个说法：一个人在吕宋岛（也是菲律宾），取薯蔓缠入缆绳中，涂上青泥，避过检查，得以渡海，传到中国。使用瞒天过海之计。以上两个都与菲律宾有关。
第三种版本更是情节跌宕起伏，近似我们北中原民间艺人说的“评书”：话说红薯原产自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冯注：交叉的脚趾头，就是红薯的形状），严禁外出中国，违者致以死罪。一个叫林怀兰的中医，遍游交州，因其医治一关将有效，就被推荐去医治国王之女．看好后，国王赏赐熟番薯，林怀兰就要求生番薯，林先生是有心计之士，咔嚓咔嚓咬了几口，就留下半截藏起来，急急告辞，这怀薯之人要归回老家．
过关时，关将盘问，林怀兰便从实告诉，要求其私自放行。关将说：“我受的是君王俸禄，将你放行这是不忠，然而我感谢先生之徳，违背了又是不义。”这真是一团矛盾。自己解不开，他干脆跳到水里死去就解开了。评书最后要的就是这效果。这关将倒像中国易水边那些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林怀兰回来后，遍种于粤，后人纪念他，还建立了薯公庙祭祀，让人感慨的是，他旁边配以那一名关将。民众感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这一则红薯来历写的不是“薯”，是写的“人”以及人道主义，倒是一出话剧题材。 关于红薯这道题也许还有更多解，传到我这里，只记录以上三种答案。以阴谋的形式，造福国家。
红薯来到我的北中原，它不像山药和土豆，山药面庞沧桑，土豆的表情丰富，一个个皱眉或舒展，喜悦或哀伤，相比之下，土豆显得丰富多彩，红薯则是另一种形象，外表倒心平气和，更显出一种乡村的澹定。
我看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将薯总结为“十三胜”：一亩收薯十担，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种中，特为敻雄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冯注：就是山药）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年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芜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十三也。
他说的这可都是些好词，像是中共组织部对一个党员考评后的肯定，一个党员的档案里若能填上这样的评价，那简直是十全十美了。要麽是圣人，要么是假的。但红薯就能，且做得货真价实，不是“十三不靠”。红薯皮比党员皮红，红薯内比党员内实。
红薯对我们北中原人而言，更是功德无比，那是生命里的地粮。当年河南政府那些投机的官员为了讨好领袖，大刮“共产主义浮夸风”，饿殍载道，是一块块小小的红薯，养活了北中原人．让我感恩红薯。
红薯作生活里的主粮，梗、秧、叶子都可食用，红薯一般生吃，煮吃，蒸吃，还晒成红薯干，下在锅里，或磨成红薯面，做饸饠面、窝头。姥姥还用红薯叶蒸菜馍，叫“揣”菜馍。
乡下人在形容人比喻人时，有个俗语——“红薯屁还没放尽，就想装城里人”，是调侃那些忘本之士，可见红薯有“气贯长虹”的作用。现在城里人却偏偏要装“乡下人”。
天下之雅是不同的，若天下之俗，到骨子里则都是一样。
我家曾在黄河大堤下一个叫孟岗的小镇居住近二十年，每到冬天，从黄河边的乡村都要送来上千斤的红薯要当口粮。寒冬，有时我正在夜半睡觉，会被窗外冬夜里滴落下来的“晃啷晃啷”马铃铛声惊醒，那铃声敲打着寒霜，像黑暗里碎碎的亮光。还有马匹不时打出的喷嚏声，那是从乡村拉来一大马车红薯。
我起来拿手电筒一照，马鼻上一层白霜。
红薯一下子吃不完，父亲就在院里挖个地窖，让它们在里面过冬。母亲晴天就开始切成红薯片，挂了满满一院子。余下的红薯兑换成粉条。
后来别人都说红薯如何好吃，我父亲就第一个反对，他当年吃红薯就“吃伤”过，他说，看到红薯就烧心，反胃，冒酸水。现在我想起，那是艰辛生活给他留下的痕记。
父亲曾得过胃溃疡病，这可能与当年以食红薯为主粮有关。父亲服了好多年药，记得有一种叫甲氰咪呱的药，止酸。
童年的一天， 我到镇上“人民公社”去参观，看到展览室桌子上站着一个庞然大物，竟是一块大红薯，牌子上标有“90斤”。乡村农技师介绍经验说，刚开始时长几个秧，最后把几个秧柠到一起合成一棵，再拼命上粪。
下面牌子上有文字，说这是“革命的果实”，一年去弄这一个“成果”，包含执着，钻研，略带有展示自我价值的心机。
据说所谓气质都是童年形成的，我除了没有书卷气、金石气、英雄气、名士气这类好气息之外，一生贯穿着红薯气，也许气到永远。
我第一次在西藏，因为高原反应，饮食不适，在拉萨街头正头昏脑胀，忽然，闻到一丝烤红薯香，顿时豁然开朗，就像一条细细小绳子牵着我，便寻着那香气找去，拐了几个弯，终于见到一个烤红薯的铁皮炉子，立一个红薯脸膛般的汉子，急急秤了两块。边吃边与那摊主聊，他是南阳人。
汉子说，河南的红薯是天下最好的。
说这话时背后就是布达拉宫，红白相间。他说话时一点也不胆怯。
吃了红薯，高原反应轻些，立刻妙若仙丹。
对红薯，童年是充满珍惜的，有一次我在深圳一家宾馆吃早点，对面坐的一个外国女人让我大开眼界，她是如此食薯的：她先用筷子上下左右分开，只吃中间的部分。这时露出我的井底之蛙面目，她这种方式我小时候可是不敢做的，我吃时连红薯皮剥厚扔掉，姥爷都是不允许的。
红薯贯穿到现代，已让人们熟视无睹，平常得不会都去心存感念了，红薯才一个个睁着红红的眼睛，那是在忧伤地注视着原本属于它的苍茫大地。四百年前，它曾是一方异族，融入另一片新颖丰厚的土地，四百年后，它竟成为主人，大地的主人。
附一：我母亲炸红薯糕的方法
先将红薯洗净，煮熟后与黏面揉在一起，盘成条状，压平，切成方块，再粘上芝麻，放在油锅里，用文火炸，捞出来后晾凉就可食用，是童年时走亲戚的用品。
母亲又把这些红薯糕称作“三刀”。我问：为什么叫三刀？母亲说：就是用刀在糕上轻轻切三下。
附二：这首诗是我写，和郭沫若先生不一样。不见得比他好，也不见得比他差，两者无可比性
红薯物语（诗）
拥有自己的气质 谦卑 质朴
它穿着红衣服
接近土地和雨 抵达农业这一词汇中心
感激热爱 或者遗弃抱怨
红薯用口语和方言在地下流动
那些大海的信息渗透纤细根梢
成为大地的毛细血管
用自己的手势触动
表达未知的另一个世界
每年秋霜涌来 沉埃落定
红薯一张张平静的面庞
是童年时自父亲的马车上所看到
映着干枯的寒霜 冻红或带着羞涩
红薯一颗颗无序地走下马车
挤满我家空旷的院子
有几颗红薯没有跟上来 在路上落伍掉队
像北中原乡村那些早早退学的孩子
作 者 简 介
冯杰，诗人，散文作家，文人画家。河南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诗集《冯杰诗选》《在西瓜里跳舞》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一个人的私家菜》《田园书》《捻字为香》<泥花散帖>《猪身上的一条公路》《马厩的午夜》《说食画》《九片之瓦》书画集《野狐禅》等。获过台湾<联合报>散文奖、<中国时报>散文奖、梁实秋散文奖、台北文学奖等文学奖项。散文作品入选全国高考语文试卷。绘画作品入选多家展出，先后被港，澳，台多家机构，人士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