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商丘】“先忧后乐”思想的渊源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正是《岳阳楼记》中最为人熟知的名言，也是范仲淹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实写照。马学庆认为，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都要经过了一个由酝酿到成熟，再到深化发展的过程。本期，马学庆将与大家一起分享范仲淹忧乐思想的形成的历史渊源。
时代环境的影响
在天圣五年，1027年进谏《上执政书》之前的阶段，正是范仲淹忧乐思想形成的酝酿阶段。范仲淹发出“先忧后乐”思想，离不开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时代环境的影响。
大家还记得宋代广为流传的《神童诗》的第一首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宋代朝廷与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当时士大夫的社会地位。这首诗尽管有诱人以功利之嫌，但是在客观上却反映出一种观念，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身份与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的。
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在宋代以前，是缺乏形成这种观念的现实条件和社会基础的。从宋代开始，自身获益的体验与官方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现实，则像春雨一样滋润读书人的心田，激发着他们的梦想。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于此，宋真宗的诗演化成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民谣。
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加之宋代社会重视文化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书院讲学不断发展，这样的时代环境和学术背景都为思想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还有宋学的兴起，其怀疑精神、独立精神、兼容精神、创造精神、开拓精神的大行其道，同样影响着文人士大夫“坐而论道”“自由议论”“当仁不让”，影响着文人士大夫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深刻的忧患意识。
宋王朝“以士大夫治天下”的社会政治环境，造就了范仲淹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因而，他的一言一行处处从民生疾苦与国家安危着想。到范仲淹入仕时，大宋王朝已建立了50余年。这驾巨大的车子已开始从巅峰向谷底滑落，各种危机已经萌发。用范仲淹的话说，正是“纲纪制度，目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娇盛，寇盗横炽”。
这种政治现实，不能不使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范仲淹忧乐思想增强。范仲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影响下逐步形成其忧乐思想。其人格道求、人文性格与学术涵养都与这种特定的时代文化氛围密切相关，都受到浸润和影响。这样的世风国情也为范仲淹忧乐思想的充分展示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与充分的舞台。
艰难生活的磨砺
苏轼曾说过：“人生识字忧患始。”然而对于范仲淹而言，其家世败落，自幼丧父，孤儿寡母，易姓朱门，僧舍苦读，仕宦坎坷，为民请命，宁鸣而死，其忧患心理萌生得似乎更早，也更为明显。这为范仲淹后来忧乐意识的正式形成埋下了基因和种子。
范仲淹早年生活漂泊寒苦。面对饥寒交追的境遇，面对世态炎凉的状况，范仲淹没有丝毫的怨天尤人和悲观失望。这种生活使他从小就能接触社会底层的生活，接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深切地感受到底层民众的苦难不平与社会的黑暗腐败。正是如此不幸的身世遭遇，激发了范仲淹与命运抗争的强烈动力，坚定了他改变现状与自身处境的决心，磨砺了他吃苦耐劳的意志和坚韧执着的性格，进而发奋进取、刻苦学习、顽强拼搏，努力寻找改变命运的路径。
这种底层生活经历，也使他更加接近和同情苦难的民众，并根据自身的条件状况推己及人，关注民生疾苦。从小养成“忧思深远”忧患意识的范仲淹，深切关注国情民生，并开始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把“忧事浑祛乐事还”作为其毕生的追求和信念，立志“尚经天纬地之业”，“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这种备感艰辛的成长经历，成为了范仲淹忧乐思想形成的充分条件。
传统文化的熏陶
范仲淹的人生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少年时期，他曾经生活于山东，这里既是孔、孟之乡，又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人文风气浓厚，儒学教育与儒学传统更是根深蒂固。至青年时期，范仲淹来到历史文化底蕴厚重的应天府读书。在这种环境下，范仲淹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厚重人文底蕴的感染。
读书时期，范仲淹注意吸收诸子圣贤的思想。他能通熟儒、道、墨等思想并化为己有，形成“三教合一”的理念，最终被称为“宋学开山”，与他在商丘读书期间学习吸收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学说思想有着深刻关系。而对“百家争鸣”的诸学说的吸收和学习，又对范仲淹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接受儒家学说倡导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入仕态度，使范仲淹一生都时刻伴随着古圣先贤的影子。
范仲淹从应天书院学成离开时，已将儒、释、道、墨多种忧患思想融为一体，融贯圣人尊道贵德、慈俭包容、宠辱不惊、无为而治的哲学精神。再加上在应天学院期间受到的睢阳学统的影响，儒学积极入世与重民思想的长期陶铸，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树立得相当牢固。既以天下为己任，必然会有忧天下之心。范仲淹说过他的忧患意识是推求“古仁人之心”的结果。范仲淹很推崇唐代韩愈的文学成就，倡导北宋的古文运动。他的思想也受韩愈这样的一代大儒的影响很深。范仲淹心忧天下，冒死上言，也援引韩愈为楷模。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韩愈自谓有优天下之心，由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传统文化对范仲淹忧乐思想的形成影响巨大，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的继承，并能取长补短，直接奠定了范仲淹忧乐思想的基础。
基层从政的体验
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进士及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直到1026年母亲去世，38岁的范仲淹去官守丧南京，11年间他一直是基层官员。这期间，他目睹并亲身体验了社会底层群众的生活冷暖，对社会的内忧外患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此阶段的一线从政体验和经验为他忧乐思想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范仲淹中进士后不久，就出任了广德军司理参军。上任后，他审阅百姓的诉讼案卷，凡发现以往的冤假错案，他坚持一定要重新审理。为此，他常与太守争论不休。太守每每以势压人，对他大发雷霆，而范仲淹则刚直不阿，据理力争，寸步不让。
1021年，范仲淹改任泰州西溪盐官，监管征收盐税。泰州和附近的楚州、通州都位于淮河以南，东临黄海。这一带经常受水患威胁，沿海各州县的民舍被淹，人畜死亡很多，大片土地盐碱荒芜，百姓无以为生，苦不堪言。范仲淹看到这种情况，于是上书江准发运副使张纶，建议修复捍海堰。同年，对当地盐民沉重赋税负担和饥寒交迫生活处境感同身受的范仲淹向自己一向钦佩的尚书右丞、枢密副使张知白寄去《上张右丞书》，萌生出若有朝一日能担当大任，定将救黎民于水火，兴国家于危乱的鸿鹄之志。文中，范仲淹的报国济世之心溢于言表。在知兴化县后，范仲淹修筑海堰期间，范仲淹还向宋仁宗呈上《奏上时务书》直言时事。
文中，范仲淹结合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认为解决社会问题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如果社会风气不好，就应当抓住实质问题进行解决；如果社会缺乏活力，就应当积极进行教化和引导，使社会充满活力，这才是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关键所在。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不仅为其后来推行“庆历新政”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忧乐思想的正式形成作了充分的酝酿。
主讲人/马学庆
记者 贾若晨
来源：商丘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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