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化发展观论之三
诗文化发展观论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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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说诗词文化的诗学发展视野
作者简介
孔汝煌，男，高级讲师退休，中华诗词学会原理事、诗教促进中心副主任，浙江诗联学会原常务理事、特约研究员，当代校园诗教倡导与践行者之一。著有《鉴湖集》、《诗教文化刍论》。主编有《中华诗词曲联简明教程》、《中华诗教与人文素养》等。
诗文化发展观论之三
略说诗词文化的诗学发展视野
孔汝煌
笔者曾在《诗词文化源头略说》文中一般论及诗词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源头情况。本文拟从文化诗学的视野进一步考察这种作用如何能成为诗词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说二个问题。
一、文化诗学及文化与诗词的相互作用
1998年以来，经过童炳庆与诸多学者的持续关注与研究努力，“文化诗学”作为批评诗学一支的地位得以初步确立。童炳庆认为“文学是文化的一种样式，是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的意义上说”的。首先，文学艺术是“人类里层和深层的文化”，“展现人生的意义和精神的追求，其中尤其包括人的审美理想的追求”；其次，“文学作为一种文化，与语言、神话、宗教、科学、历史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有更加密切互动关系”。因此，“文化诗学”有内、外两个考察维度：一是“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内在维度，即“从文学的艺术文本的内部可以反观整个文化”；二是“文学的文化样式与别的文化样式相互影响”的外在维度。为了更明晰上述内、外两个维度的联系与区别，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将“文化诗学”的结构概括为“一、二、一”。“所谓'一个中心’，是指文学审美特征而言的。强调文化诗学的内在文化维度主要是指“在审美文化中文学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场域”，“那种由于文字的艺术魅力持久绵延于作者和读者内心想象的审美场域”。两个基本点主要指“一点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另一点是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并把这两点结合和关联起来。”一个呼吁是指“以文化诗学内部批评与外部批评的结合，结构与历史的结合，文本批评与介入现实的结合，以这些结合所暗含的走向平衡的精神，也是对现实进行一种呼吁——走向平衡。”（本段引文参见童庆炳《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72-278、485-486、496-513页）。概述之，文化诗学是从文化视野研究诗学，就诗词文化而言，即是关注文化与诗词的相互作用。那么，理所当然的是，诗学文化，诗词文化的核心问题是考察诗、诗词内含的审美文化与外延的社会文化的融合。因此童炳庆的“文化诗学”论与杨叔子的中华诗词文化论是相通的，是同一个系统即诗词艺术与文化双向交互作用问题的不能分割的两面。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论可视为中华“诗词文化”的文艺学-诗学理论基础。
现就情感在诗词创作与接受美学中的基础作用以进一步认识文化与诗词的相互作用。正如刘禹锡所说：“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竹枝词九首》之七）人的情感是人的本质力量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情感的自为与自觉主要处决于文化熏陶与浸染，并反作用于文化。如所周知，诗人创作与接受过程的审美活动要调动感知、表象、记忆、联想、想象、情感、理解等心理机能，并使之和谐运作。而情感对其馀审美结构因素起驱动、取向作用，并受它们的反作用。现仅就创作审美经验，且按三个层面分述。首先看情感对感知、表象的引领、选择作用，而感知与表象则对情感有兴发、推动及聚合作用。朱光潜曾举例说木材商、植物学家、画家眼中对同一颗古松引起不同的感知与表象，只有画家才“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曲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朱光潜《谈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审美情感主导下的对古松感知的表象，剔除了种种物理的、实用的性相上升到了审美知觉中的意象，且古松的由客体而感知、表象在“凝神观照”中兴发，助推了画家的审美情感，产生了表达审美意象的创作愿望，因情感、感知、表象等心理机能均因人而异，从而所表达的意象也必各具面貌。在诗人，就会创作出各具面貌的咏松诗篇：“郁郁高岩表，森森幽涧陲。鹤栖君子树，风拂大夫枝。百尺条阴合，千年盖影披。岁寒终不改，劲节幸君知。”（李峤《松》）“地耸苍龙势抱云，天教青共众材分。孤标百尺雪中见，长啸一声风里闻。”（李山甫《松》首、颔联）“森森直干百余寻，高入青冥不附林，万壑风生成夜响，千山月照挂秋阴。”（王安石《古松》首、颔联）三位诗人的咏松诗除了“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象征君子人格的“共相”外，却也各有“殊相”，李峤的孤高，李山甫的均恩，王安石的不平，都可依稀见出。其次看，审美情感与联想、想象的相互作用则是投射、移情作用的基础，马克思说：“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艺术的想象是审美的想象，审美情感的介入成为审美主体与审美客观之间往复作用的桥梁，这种往复作用常借联想与想象伴随移情的物我同一过程而进行。刘勰所说“原夫登高之旨，盖覩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情从物兴”是主体审美情感因观照审美客体而兴起，是情感取向性物态借联想、想象而向审美主体的移入，这便是传统赋比兴中的“兴”；与此同时，“物以情观”，主体的情感亦借联想、想象而移向审美客观，使本无生命情感的客体也变为有生命情感，这个双向移情作用是审美意象的重要建构途径，且常现新巧陌生而富诗味。著名的苏轼《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诗人读画借联想而得的早春物候生态诸事物兴起了审美的愉悦之情感，也激起对早春“范式”的感知、“期待”。进一步凭想象把“范式”与“期待”投射向客体，从而有选择性的意象组合：“竹外桃花三两枝”与“蒌蒿满地芦芽短”。更凭想象把心中的这份喜悦欢跃之情投向春鸭、河豚，鸭之因对水微“暖”试探而“先知”，河豚之“欲”应时而跃“上”街市、餐桌，都是诗人对早春之情感的借物代言，从而使审美知觉中的早春景物之诸表象，因移情而升华成为了充满情韵意趣的意象世界。再看，情感对理解的诗性作用，实质是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诗内容表达的深层次思想观念必须借诗性的形象表达，这实质上便是意象-意境的深层内涵。苏轼的另一名作《题西林壁》便显现出这种“诗化的理性”。苏轼曾多次游庐山，这是于西林寺壁所题对最后一次游庐山后的总体感受。将对庐山秀丽雄奇景色的留连之情升华为一个普遍认识的哲理：包括了全体与部分、宏观与微观、分析与综合等关系的见道之言。这样平凡的哲理经“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观照，构成了关于庐山的总体的多立面的意象世界而诗意地显示出来，这便是“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诗化的说理诗典型-理趣诗。苏轼的这首名作印证了钟嵘《诗品序》中所提出的“直寻说”。所谓“直寻”，就是直接面对审美客体，在所兴起审美情感的取向下，即目即景，将审美知觉发而为诗，可不思而得真思，不饰而得真美。郭象更从庄子开拓出“目击道存”，佛教亦讲“见则当下便见，凝思便差”。此即由“直寻”说发展到了绕开逻辑推演的“感悟直观”事物整体与本相。这也即是“人在审美活动中直接把握审美对象的外观及其本质内容的一种高级心理能力”-审美直觉（参见鲁枢元等主编《文艺心理学大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4、69页）。苏轼的《题西林壁》在关于庐山的意象审美中感悟到的哲理，正是由审美情感导致的、桑塔亚那所说的“诗性直觉”或“直觉理性”。从以上例说可见出文化与诗词相互作用的情感机制之一般。朱小蔓指出：“我们可以把比较集中地体现民族成员情感方式主要特征的行为称为情感文化。”（朱小蔓《关注心灵成长的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可知，情感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上述分析从文化诗学-情感文化的视角论证了诗词文化可在情感为驱动的诗词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持续发展。
二、诗词中交融审美因素与其它文化因素的文化诗学考察
这是诗词与文化相互关系的核心问题。正如童庆炳文化诗学所指出的，文学艺术的表达内容与对象，“总是把非审美因素的认识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甚至自然属性交融到审美因素中去”（童庆炳《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第45页）。宗白华曾在《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文中对此说得极为诗意与概括：“艺术……不只是服役于人生（像工艺），而是表现着人生，流露着情感个性和人格的。生命的境界广大，包括着经济、政治、社会、宗教、科学、哲学。这一切都能反映在文艺里。然而文艺不只是一面镜子，映看着世界，且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形相创造。它凭着韵律、节奏、形式的和谐、色彩的配合，成立一个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此是美的。”（《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一版P24）宗白华先生的审美自足宇宙以及文化映射鏡子说昭示着，诗作为文学的一种典型样式，不仅表现、映照着外部的社会文化（生命境界），诗本身则是一个自足的审美系统，而审美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因此可以说，诗词文化是关于诗词的审美文化与融入其中的社会文化的一种语言符号艺术文化。其与一切文化现象一样，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不妨从白居易的一首耳熟能详的七律诗来印证上说。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飢，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于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邽弟妹
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
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
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
这首七律美在何处？即需考察文本自身所遵循的审美文化维度。首先是音乐形式之美：平仄声韵、起承转合，可谓一丝不苟；颔联流水，颈联递进，对仗灵动；三、四句双声叠韵为对，极尽声韵复沓铿锵之妙。其次看意象艺术之美：首、颔联取典型事象为赋；颈联取常见物象“雁”、“蓬”为比；尾联取核心表象“月”以兴扣题，充分运用了赋、比、兴的传统意象艺术手法，全诗以浓郁的骨肉之情一意贯穿笼罩各表象而构建了饱含亲情、感慨凄美的意象世界。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评此诗“一气贯注，八句如一句，与少陵闻官军作同一格律。”在意象的关联艺术手法上，作者善用共同事物（如本诗之“月”）引起相关人的共同感情，如《和王十八蔷薇涧花时有怀萧侍御见赠》之“怜君独向涧中立，一把红芳三处心。”《县西郊寄赠马造》之“我厌宦游君失意，可怜秋思两心同。”具有共情同理的移情意象之美。再看白居易此诗风格之美，此诗用白描手法、日常语道出人心中有而难表出的真实情感。刘熙载《艺概》论诗之语言艺术三境：“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此诗常语白描得奇所体现的风格之美全在“自然”二字。融入此诗审美价值的外部文化维度则须从诗写作的社会历史语景去考察。据题目给出的兄弟任职踪迹可考证出此诗大约作于唐贞元十五年（799）年春至十七年秋之间，作者中进士前后。引言的“河南经乱”、“关内阻飢”以及诗的开头“时难年荒”等均系实指。白居易作为唐代士子通过科举出身的官吏，自幼受儒家經典教育。孔子“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分别是”“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等。“其整体特征则是'实践理性'”（参见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1页）。“……君子务本，本生而道立，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者把基于仁学的“孝悌”二字看得极重，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处世之根本。回看白居易此诗借抒时难年荒中的兄弟亲情，反映了唐时藩镇割据、叛乱的历史时代背景，更寄寓了对处于天灾人祸中苦难人民的深刻同情，体现出诗自然淳朴的意象-意境之美与社会主流的儒家仁礼文化的深度融合。
综上所述，诗词文化中的二元：诗词与文化相互作用，诗词丰富、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引领、提高诗词的品位。诗词文化本体则是内在审美文化价值与外在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融合，并在诗词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持续发展。
审核：郭星明 邵高锋 黄浴宇
终审：王 骏
责任编辑：程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