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誕辰140週年。從1913年4月發表第一篇文言小說《懷舊》到1936年6月出版《藥用植物》一書，魯迅與商務印書館交往23年。在此期間，他以書信、雜文等形式對商務印書館作過許多零星的評論，這些評論有的涉及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有的臧否商務印書館的具體人員。從這些評論中隱約可以看出一個現象，即商務印書館更多時候是他批評的對象。
現在都說我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其實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東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說，登在《小說林》上，那時恐怕還是革命之前，題目和筆名，都忘記了，內容是講私塾裏的事情的，後有惲鐵樵的批語，還得了幾本小說，算是獎品。
這篇文言短篇小說，魯迅寫於1911年冬天，經周作人加了一個題目《懷舊》，署名周逴，寄給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非《小說林》）。小說在《小說月報》的第4卷第1號（1931年1月）發表時，得到惲鐵樵的高度“賞識”，寫了10則夾註式的批語：總評是“實處可致力，空處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誤，機靈人所固有，非難事也。曾見青年才解握管，便講詞章，卒致滿紙短燈，無有是處，亟宜以此等文字藥之（焦木附志）。” 焦木即惲鐵樵。顯然，他是將《懷舊》作為青年範文來加以表彰的。二十多年後，魯迅回憶往事時，親切地稱他為“批評的老師”。
《小說月報》
在《新青年》、《新潮》等新文學雜誌的影響下，1921年《小說月報》開始進入完全革新時期，一舉奠定了其作為“現代文學期刊”的基本面貌：啟蒙文學定位，為人生派小說粉墨登場，大力推廣自然主義理論。1921一1922年茅盾任主編的時期也一向被當作是《小說月報》的黃金時期。按照這一說法，1923年商務印書館更換《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取代茅盾，無疑被看作現代文學的一次倒退。
茅盾像
對於這次變故，按照茅盾自己的說法，主要是因為他在《小說月報》第13卷第7號上發表了《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從正面批判了鴛鴦蝴蝶派。如果說得罪鴛鴦蝴蝶派作家成了茅盾離開《小說月報》的關鍵因素，我們就很難理解商務印書館會讓鄭振鐸來代替，因為他當時主編的《文學旬刊》對鴛鴦蝴蝶派的批判更加不存顧忌。在這樣的困惑下，我們不禁要問革新後的《小說月報》是否得到新文學界和商務印書館的完全認同？
按說，魯迅對《小說月報》還是熱心支持的，如拍1921年8月25日，魯迅致周作人的信中說：“我們此後譯作，每月似只能《新》、《小》、《晨》各一篇，以免果有不均之誚。”根據《文學研究會資料》一書統計，從1921年至1922年間，魯迅為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提供短篇小說兩篇即《端午節》和《社戲》，譯介小說有《工人綏惠略夫》、《瘋姑娘》、《戰爭中的威爾坷》和《醫生》，童話有《世界的火災》，譯介論文有《近代捷克文學概觀》。此外寫一篇論文《阿爾志跋綏夫》。總體算來，基本上達到兩期一篇文章。但是我們檢索一下魯迅於1921年8月6日和25日致周作人的兩封信就可以發現魯迅對茅盾編輯方針的批評：
他們翻譯，似專注意於最新之書，所以略早出版的如萊蒙托夫，顯克微支之類，便無人留意，也是維新維得太過之故。雁冰他們太鶩新了。
完全革新後的《小說月報》在青年讀者群中取得勝利，但還不可能全部佔領讀者市場。據茅盾回憶，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王雲五在1922年夏初對他和鄭振鐸說：“他們想辦一種通俗刊物，名《小說》；並鄭重聲明：《小說月報》方針不錯，萬無改回來之理，但《小說月報》有很多學術性的文章，一般人看不懂，現在他們要辦個通俗性的《小說》，一面是要吸引愛看《禮拜六》一類刊物的讀者，為掃除這些刊物作釜底抽薪之計，一面也要給《小說月報》做個梯子，使一般看不懂《小說月報》的讀者由此而漸漸能夠看懂。1923年1月，商務印書館創刊《小說世界》。第一期裏面既有茅盾的翻譯文章，也有包天笑、李涵秋、林琴南等人的作品。這種冶新舊文學於一爐的方式在文學界引起軒然大波。魯迅於1923年1月15日在《晨報副刊》“通信”欄，發表《關於<小說世界>》，對這一鴛鴦蝴蝶派刊物的誕生，闡釋自己的理解：
凡當中國自身爛著的時候，倘有什麼新的進來，舊的便照例有一種異樣的掙扎… 上海之有新的《小說月報》而又有舊的《快活》之類，以至《小說世界》雖然細微，也是同樣的事。
對於《小說世界》對中國青年的負面影響，魯迅認為那似乎是一種過慮，因為當時國內與鴛鴦蝴蝶派作品風格類似的鼓詞和唱本非常多，“所以這些作品也再不能火上添油使中國人墮落得更厲害了。”相比之下，當下以作品顯示新文學的實績顯得更為重要，因此魯迅勸勉“新的年青的文學家的第一件事是創作或介紹，蠅飛鳥亂，可以什麼都不理。”《小說月報》在茅盾主編時期雖然受到魯迅的批評，但總體是肯定的。如《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三）》裏，魯迅寫道：“後來上海的《小說月報》，還曾為弱小民族作品出過專號，這種風氣，現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過一派的餘波。”這種對往昔的懷念，讓我們不難看出，魯迅與茅盾都堅持文學啟蒙觀，注重將文學作為改造社會人生的工具。因此，魯迅與茅盾的分歧，更多表現在具體的選擇內容上顯示出各自的側重；而魯迅對《小說世界》的批判，更多源於與宣導遊戲的、消遣的、金錢的鴛鴦蝴蝶派文學觀念的不同。1932年1月28夜間，商務印書館的廠房、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均毀於日寇的炮火之下。2月4日，魯迅與茅盾、葉聖陶、胡愈之等四十三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抗議日本暴行。對沉默中的商務印書館，魯迅則表示相當不滿。1932年8月1日，魯迅致許壽裳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
王公膽怯，不特可曬，且亦可憐，憶自去秋以來，眾論譁然，而商務館刊物，不敢有抗日字樣，關於此事之文章，《東方雜誌》只作一附錄，不訂入書中，使成若即若離之狀。但日本不察，蓋仍以商務印書館為排日之大本營，館屋早遭炸焚，王公之邸宅，亦淪為妓館，迄今門首尚有紅燈赫耀，每於夜間散步過之，輒為之慨焉興歎。倘有三間大夫欤，必將大作《離騷》，而王公則豪興而小心如故，此一節，仍亦甚可佩服也。
1932年8月1日，對商務印書館而言，也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在王雲五提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鬥” 的標語下，商務印書館總管理處、上海發行所與租界內新設工廠，同時復業。10月6日，《東方雜誌》復刊，王雲五為復刊的《東方雜誌》撰寫”卷頭語”，文中追述其從廢墟中復興商務印書館的目的是“⋯⋯為我們中國人爭一點點的氣⋯⋯一燒便不能復興，也是莫大的恥辱⋯⋯”在胡愈之主持復刊後的《東方雜誌》時期，刊登了許多宣傳抗日的文章；甚至在1933年出了一期《東方雜誌》新年特大號，刊登”新年的夢想”的徵文。參加徵文的作者共計142人，其中大家比較熟悉的有柳亞子、徐悲鴻、林語堂、夏丐尊等人。魯迅雖然沒有參加徵文，但也注意到了《東方雜誌》的這次活動，並於1933年1月1日寫了一篇《聽說夢》，清醒地認識到夢與現實的不容：
當我還未得到這本特大號之前，就遇到過一個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見印本，自說他的答案已被資本家刪改了，他所說的夢其實並不如此。可見資本家雖然還沒法禁止人們做夢，而說了出來，倘為權力所及，卻要干涉的，絕不給你自由。這一點，已是記者的大失敗。
魯迅的擔心變成了後來的事實。因為這一期《東方雜誌》對國民黨有些諷刺，胡愈之不久就離開了《東方雜誌》。
1933年6月，商務印書館復業不久，不顧困難與中央圖書館籌備處訂約影印《四庫全書》合同。在議印期間，當時北平圖書館副館長袁守和（同禮）、善本部負責人趙斐雲（萬里）主張應廣求善本以代庫本，定為罕傳本。該提議得到館長蔡元培以及部份專家的贊同，但為教育部長王世杰所反對，當時商務印書館張元濟也主張影印庫本。針對學、商之間的這場出版《四庫全書》的爭論，魯迅在1933年8月24日寫下《四庫全書珍本》一文，提出自己的認識：
學界的主張，是不會通過的，結果總非依照《欽定四庫全書》不可。這理由很分明，就係因為要趕快。四省不見，九島出脫，不說也罷，單是黃河的出軌舉動，也就令人覺得岌岌乎不可終日，要做生意就得趕快。況且”欽定”二字，至今也還有一點威光，”御醫」”貢緞」，就是與眾不同的意思。
將經過刪改的新本流布，魯迅認為將來的認真的讀者，總免不了要搖頭嘆氣的。表達了對文化保存的擔憂。魯迅對商務印書館的評論中既有新舊文學的對抗，也有對這一中國近現代最大出版機構穩健的文化抉擇的不滿，更有對其商業追求的透視與批判。魯迅的批判，可以說一直泛化到上海整個出版界。”我到上海後，看看各出版店，大抵是營利第一。” “此地的新書坊，大都以營利（而且要速的）為目的，他們所出，是稿費廉的小書。” “書坊專為牟利，是不好的，這能使中國沒有好書。”與一般書坊評論相比，魯迅更多從思想啟蒙的高度來看待在商業和文化二者的矛盾張力中發展着的商務印書館。特別是王雲五執掌商務印書館時期，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策略從文化、商業的並重向更注重市場需求的轉移。這種轉移，讓晚年的魯迅對商務印書館保持着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這可從魯迅在商務印書館發表文章日趨減少的事實說明這一點。不管魯迅對商務印書館如何不滿，但他仍把商務印書館作為不可迴避的出版重鎮。魯迅1936年3月20日致陳光堯的信中，曾有這樣的評價：“其實氣魄較大，今固無逾於商務印書館者耳。”無怪乎，許廣平在魯迅逝世後想把《魯迅全集》交給商務印書館，但後來沒有出版。對這一原因，許廣平在《〈魯迅全集〉編校後記》中這樣寫道：“且曾向商務印書館設法訂立契約；只以烽火彌漫，商業停頓，欲即速進行，勢有不可；而全集出版，眾望殊殷，事不宜遲。此中隱衷，幸蒙商務負責人王雲五先生同情諒解，來函允先出版，不勝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