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形象，往往通过一系列事件被塑造，但不同于生活中通过互相来往去认识人，历史人物距离我们太远，所以各种只言片语，二手、三手加工的故事，历史事实，便是了解他们的全部手段。
而这，也正是传记电影所面临的难题，史实必不可少，但一昧罗列只会显得生硬，稍作裁剪又会丧失人物立体性，就算能把握好这个度，也很难塑造出丰满，富有人格魅力的形象。
在电影《至暗时刻》中，导演乔·赖特（Joe Wright）和编剧安东尼·麦卡滕（Anthony McCarten）便出色的完成了这个任务，通过将传主丘吉尔置于历史大事件中，大幅对其个人生活与个性进行描绘，而非沉浸于传统的仰视视角，让角色活了起来，加之加里·奥德曼（Gary Oldman）的传奇演绎，使得影片中的丘吉尔获得了丰富的『 电影人格 』。
其实，西方电影对于影片中的人如此重视的态度，有一个极深的哲学渊源，那便是『 人格主义 』：肯定人格作为一种道德实体，对于世界和人的生存重要作用。深受其影响的电影理论宗师巴赞（André Bazin）就曾提出“电影应该成为一种展现独立自由精神，以及人类人格力量的载体，让摄影机成为照亮人类黑暗精神世界的一束光芒。”
在后来的发展中，电影越加重视人的内心世界，而这又在传记电影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与其像史学研究一样去做各种逻辑推导，不如放大人物内心，强调情感，让观众与传主共享喜怒哀乐，最终接近传主的人格。
在《至暗时刻》中，编剧和导演便把这一思想演绎到了极致，罗斯福、希特勒从未登台，战争场面极少，反而在丘吉尔和日常与家庭生活中着墨众多，带领观众走进丘吉尔的内心世界。
为了能让观众更好的接近丘吉尔，把连贯并且有趣的呈现丘吉尔的日常形象，影片虚构了一个女打字员莱顿（Layton），让她成为观众切入丘吉尔私密生活的向导，半躺在床上完成早餐，起床时不慎走光，因为莱顿小姐按照单倍行距而不是双倍行距打字大发雷霆，洗澡时口述电报，洗完后叫莱顿小姐赶快离开，赤身裸体走出浴室……正是这些细节刻画，让我们对历史教科书中那个面露愠色的丘吉尔有了更加生活化的认识（丘吉尔平时面目慈善，这幅肖像其实是将丘吉尔口中的雪茄突然夺去抓拍到的，小逸事一则，真伪不知），同时，也满足了观众的『 窥视欲 』，让电影更具有吸引力。而政治生活中的丘吉尔，也很好的通过加入交谈情节，让丘吉尔自己，或其他角色道出他的“不光彩”之处：在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改换门庭，在加里波利之战中伤亡惨重，丘吉尔褴褛的政绩被一一摆上台面。平凡表达下的丘吉尔，刻薄霸道，并无太多过人之处，但也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能力，这给予了观众接近历史人物，又能触碰世界顶尖政治话语权的奇妙视觉沉浸体验，自然的产生了『 移情 』，就像片中的丘吉尔夫人深深爱恋丘吉尔一样，民众逐渐也拥护爱戴起他，在这个过程中，观众也构建起同样的情感，不少观众甚至直呼丘吉尔“可爱”，可见此片在情感烘托和认同构建层面，的确技高一筹。
| 对影片叙事多模态隐喻的解读
当然，此片最核心的事件，还是丘吉尔上台所组织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为了突出丘吉尔在其中，以及整个英国接下来多年发展中的作用，影片可谓下足了功夫，其中最值得探究的，便是对各种『 隐喻 』鬼斧神工般的运用。对于『 隐喻 』一词，我们有必要先做一番细探，按照Lakoff与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对隐喻的解释，隐喻是一种存在于语言、思想和行为中，无处不在的认知方式，它是帮助人类用更具体简单的概念来理解对象的工具，比如我们常说“床头”、“政府首脑”，就是典型的『 隐喻认知 』方式，床并没有“头”，政府作为一个机构也没有“脑”，但这些称谓却能提高我们的认知效率。不仅如此，两位作者还指出，隐喻不是语言层面上的，而是概念性的，之后，另外两位学者，Forceville与Urios-Aparisi，受到《多模态隐喻》中将“模态”定义为“借助具体的感知过程来进行阐释的符号系统”的启发，进一步做了“单模态隐喻（mono-nodal metaphor）”和“多模态隐喻（multinodal metaphor）”的区分，简单理解，前者指单一的言语隐喻或者图像隐喻，而后者指多样的，同时包含言语与图像，或者言语与手势的隐喻。在《至暗时刻》中，最重要的一个隐喻，便是『 丘吉尔上任，即是救世主降临 』，影片一开始，在令人压迫的轰鸣声中，呈现出德国的铁甲雄狮，希特勒与将领们谋划布局的画面，简单的文字背景介绍后，便切入人声鼎沸的议会俯瞰场景，工党领袖发表演讲，弹劾时任首相张伯伦，四周的议员大声喧哗，手中挥舞着纸张——大战当前，英国政府内部政见不合，内忧外患的寓意，通过“图像、文字、声音、演员表情与手势”等“视觉、听觉”多种模态，得到了呈现。这时，我们注意到议会中一个人没有来，而他的座位上却放着一个帽子，帽子是权力的象征，人不在，座位上却放着帽子，这暗示他才是真正的“master”，那个掌控全局的人，即未来的救世主。电影中丘吉尔出场的方式，更印证了这一点，莱顿小姐进入丘吉尔的房间，整个房间都被黑暗笼罩，这时丘吉尔划燃一根火柴点烟，光芒照亮了那张传奇的面孔，然后，窗帘被拉开，阳光进入房间。黑暗，映射的是英国绝望的现状，而丘吉尔在小屋内点燃火柴，划破黑暗，便是对他团结议会和人民，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中的“救世主”形象暗示，在这里，影片通过展现丘吉尔划火柴的声音与动作、房间的明暗变化等，运用“图像、声音”多模态建构了“丘吉尔上任于当时的英国就是救世主降临”这一概念隐喻。关于“火”与“希望”的关系，在片中反复出现，当33万将士被困敦刻尔克，船只不足，内阁成员步步紧逼的压迫中，丘吉尔不得不考虑议和，在心中的希望之火微弱殆尽之时，他决定听取国王的建议，向人民征求意见。借着在车内吸烟却没带『 火柴 』的机会，他走进了地铁站，向人民『 借火 』，“有没有人带火柴了？”，映射的正是他向人民寻求希望，电影把握丘吉尔抽烟这一习性，用特殊的出场方式，以寻火、借火等戏剧性情节，以“手势、眼神、语言”多模态地建构了“希望是火”的概念隐喻。
| 在《至暗时刻》之外的丘吉尔
以上两个小节，便是笔者抱着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最大的善意”，对导演的意图以及影片的意义的解读：一位平凡的伟大领袖——这是《至暗时刻》对丘吉尔的所指，很明显，它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漂亮。近年来，英国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二战类型片，如《国王的演讲》（King's Speech，2010）、《敦刻尔克》（Dunkirk，2017）等，二战是奠定奠定当下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战争，它是殖民体系终结之后，世界列强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瓜分世界的关键历史节点。之所以对这段历史如此“缅怀”，当然是为了当下的英国政治服务，所谓『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些年，移民潮、恐怖主义、苏格兰独立、脱欧等一连串大事件，让当今的英国社会陷入社会意识的撕裂和普遍焦虑中，从“日不落帝国”沦落为欧洲岛国，英国强烈希望从历史中确认身份，维持自己的光荣叙述。所以，在回顾这段荣光的过程中，自然要强调英国人民，强调领袖身上的平民精神，《至暗时刻》中的丘吉尔，便是这样的一个“被塑造”的形象，而影片《暴风前夕》（The Gathering Storm，2002），对丘吉尔的刻画更为客观，作为如今还排在英国贵族榜前10之内的贵族家庭的一员，丘吉尔的精神支撑肯定更多来自世代的贵族精神，而不是偶然冲进地铁和英国人民的“深入交流”。在《暴风前夕》中，处在政途下滑路上的丘吉尔开始撰写与自己同名的祖先的专辑，多次与他产生“对望”，这，才是丘吉尔精神的依据与来源。而《至暗时刻》为了塑造他的民众形象，隐没了他的贵族身份，仅以一句“我从来没有坐过地铁”微微暗示，并且极度强调丘吉尔的演讲振奋人心的力量，议员们群情激昂地把纸张扔向空中，与此同时，强劲有力的进行曲响起……对今日观众来说，这是一种抚慰人心的信息，因为他们热切希望自己经历的政治动荡，有朝一日也能带来某种形式的胜利。但是，不管是强调丘吉尔的哪一点，其意图都是相同的，那便是用丘吉尔的精神，来填补当今英国民众对伟大领袖的呼唤和期待，以此团结人民，解决国家目前紧迫的支裂问题，完成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最后，我们不得不说，《至暗时刻》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与事实的偏差也好，政治宣传而非艺术精神的内核也罢，它们并不是如很多人所说的，是此片的局限性，因为电影是『 不纯的艺术 』，它具有极强的消费品属性，我们不能以过高的文化标准对其进行框定，只要它有明确的目的和主题，并且确实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娱乐了观众，达到了政治宣传的目的，那它就是成功的，除此以外，再多苛责，便是耍流氓。[1]魏忠堂.传记电影《至暗时刻》的多模态隐喻认知研究[J].英语广场,2019(04):35-38.[1]牟薇薇.探析影片《至暗时刻》独特的历史语境与人物刻画[J].电影评介,2018(16):6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