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门旧事」我的师爷爷--孙剑云先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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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爷爷说,她小时侯除了上学外,家里聘请了多个老师做家教,俱为当世名流,有的是老先生的学生,有的是朋友,也有重金礼聘的。教国文,教英文,教书法,教绘画,教古琴等等。她的书法老师同时在教冯玉祥,她本人就曾和冯玉祥一起在中南海里一起写过字。还知她的国画老师之一是周元亮,但我没有见过她画山水花鸟,只见过她画工笔仕女,极具灵气,清丽脱俗,大有吴光宇之风。只不过她画得很慢,一丝不苟,光开一个脸就要三天。

这里还有一段逸事:当她生活最困难时,街道介绍她去给宫灯厂画灯面,画一个有一毛钱的报酬。可是她老人家一天也没有画出一个来,等终于画完拿给厂里看时,人家说:您画得太细致了,你这是艺术品,我们要的是商品,用不着这么细。她说:商品我不会,我学的就是这么画,改不了。于是就作罢。

她的书法墨宝留下来的不多,钢笔的手稿信函便条签名倒有一些。她的字毫无脂粉气,倒是有一些剑气,足见其功底。她的师兄中,书法好的大有人在。

在她的屋中曾经挂过一幅没有下款的条幅,抬头是“剑云师妹芳辰”,内容是一首五言绝句:“昔年双五月,今岁两端阳,遥祝兰闺寿,分酬敬贺觞”,一笔绝对漂亮的怀素体,现在的所谓书法家中能写成这样的也没有几个。

我奇怪为什么无下款,她告诉我,写这个字的人,是她的师兄,叫姜怀素(因为崇拜怀素的字,把名字也改成了怀素)。此人是上海青帮中的重要人物,也是青帮中少有的文人,地位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曾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市长而不做的。解放时留了下来,没有去台湾。

当被新政府问到为什么不走,是不是留下来有什么任务时,他说“国民党杀共产党,共产党杀国民党,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们杀我,我无话可说。我不走是因为我上有老母,下有妻儿老小,我不能丢下他们一个人走,我是走不了才留下,能走我是肯定走的,任务是没有的”。这样,便也没有动他。

到了1959年,一个外国高僧到上海开道场说法,请姜怀素帮忙多召集些人来听,于是他便向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招呼,一下子来了几千人。过后不久,当局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法办了。师爷爷说实在舍不得毁掉他的字,又害怕受追究,只好把下款裁掉,保留了条幅。

除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外,师爷爷的语言天才也是公认的,她从小走南闯北去了不少地方,不论到南方还是北方,她都很快就能听懂方言并能学上来。在平常的聊天中,聊到什么地方了,她就会用什么地方的话说几句。我也到过好多地方,自认耳音也不错,听口音基本上能认定是哪个地方的话,但模仿的本领就大大不如她了。

她的语言天才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即席讲话的本领。不论什么场合,不论面对着什么人,多少人,她都能侃侃而谈,条分缕析,引经据典,滴水不漏。特别是她从不参加政治学习,却总能把时兴的词汇用得恰到好处。

用多才多艺来形容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除了武术外,她的文学、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广为人知。其实她的烹饪、缝纫剪裁也都极精妙,即使一碗简单的炸酱面到了她的手里,也会让人余味三日。

记得有一次我和她比赛包馄饨,每人50个皮,看谁先完成。我自认为已经够快了,紧张地手忙脚乱,埋头快包;而她边说笑边干,不但馄饨个个肚圆翅尖,有模有样,并且摆放得整整齐齐,最后还是比我快8个,让我心服口服。她做丝绵衣服也是一绝,把丝绵抖松絮匀很不容易,即使是专业裁缝,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她的昆曲也唱得很地道,有时高兴,会在屋内来回走着哼上一段。据说当年曾参加过北平的昆曲社,著名古琴家管平湖、管伯义兄弟都在其中。

我正式向她学拳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不上课了,当了“逍遥派”,正好有时间去练拳。当时她住在崇文门附近的水磨胡同,院子里的地方还比较宽敞。那里离东单公园不远,但她从不去公园教,不去公园遛,也不让我们到公园练,主要是怕我们年轻气盛,总想找别人去比试而给她惹事,要求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去练。

那年我20岁,上大学二年级,正是年轻力壮,所以主要练习形意拳,把功力砸瓷实。我的太极拳和形意拳,基本是我爷爷都教过的。但以前年纪小,只要会趟子就行,并未要求出功夫。

现在在她的指导下,正好可以细细地锤炼。光抠我的三体式就用了整整一年,她让我每天除早晚练太极拳活动气血外只站三体式,不练别的。开始我还不理解,总想跟她多学点东西,后来时间一长,就尝到了甜头。这样做长功夫

确实快,而且原来练拳中的许多不顺的地方,通过站三体式把毛病去掉了。

比如练龙形时,她就用手按住我的头,两腿前后交换位置时身体不许往上起。说只有这样,才能把腰上拔和抽的力量练出来,才能体现出龙的腾。这样的练法非常的吃力,别家形意拳这样做的还不多见。

她那时才50岁出头,精力好,喜欢动,每个动作都要做几遍示范,当时她一口气仍可以跳龙形20个;而我正当年轻力壮,也才做30多个。她说她父亲禄堂公可以做300个,做虎形可以一跃3丈,令现在的人听起来都有些近于神话了。

她教拳是非常严格的,我因为和她极熟,平时说话就有些没大没小,但练起拳来却丝毫不敢马虎偷懒。记得在站三体式时,我的小手指总习惯性地翘着,说了几次还没有改过来,她就偷偷拿起了一个小木棍,趁我不备狠狠地敲了一下。说也怪,从此还真就改过来了。还有时,她会在你站三体式时,突然从后面用脚踹你的膝盖窝,如果你不是全神贯注地蹬住地的话,就会一下子跪在地上。

据她说,你们现在学拳可自由多了,舒服多了。从前老先生的时候,老师教什么学生就练什么,老师要不教新的,学生决不敢说您教我点别的吧。李洛能跟戴龙邦学了三年,只学了一趟劈拳和半趟连环拳。哪像你们现在,三天学一趟,五天又一趟,没两个月就把形意拳全胡噜完了。我当然理解她的意思,是希望我把基础功夫打得越扎实越好。

可是当时正是文革期间,学校不上课,这样的好事是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上面一个命令就会结束。我说,我们要是没有别的事,能整天跟着您练,我们也犯不上着急。可现在不行,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上课就没时间了,只能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了。她一想也有道理,以后我们再让她教新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事实证明,这样的好日子只维持到1969年的夏天。前后两年半的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可说是我练拳生涯的黄金时代,现在想起仍留恋不止。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北京,直到十年后才回来。

从她学拳之余的空隙,她也经常趁着兴致讲一些武术界的掌故,一般都是聊天中,我们问到哪里了,就引出了她的话头。讲得最多的,当然是孙禄堂老先生的逸事。怎么从小家贫,怎么酷爱练拳,怎么喝凉水吃地瓜叶子也坚持练拳,怎么手揽马尾日行百余里,怎么为族人出头动手打起来,把两根一丈多长的白蜡杆打成一尺长的棒槌,而同时把对方上百人都点穴倒在地上,怎么三丈宽的河一跃而过,怎么在故宫的墙上走了五步,怎么打日本和俄国的大力士,怎么赈济家乡灾民,怎么在赈灾义演上打明劲杂式捶,一个三盘落地连胡子都炸起来,等等。

记得她曾讲过,有一次她和父亲在屋里推手,被父亲随手一划整个人就腾空而起,一直向着屋中央的火炉飞去,这时她心中想“完了,完了”,可不知怎么,身子还没落地,又被一股风卷了回来,轻轻落到了原地。坐在一旁看的母亲也吓了一跳,埋怨说太危险,可老先生说“我能发出她去,就能把她收回来”。

她也曾评论父亲和二哥的功夫差距,说“老先生打人让你觉不出来,不疼,而我二哥打人疼”。还提到有人曾评价说“我二哥得了父亲的髓,而我得其神”,对此她也很认同。

她与二哥存周先生虽然长期不和,但那只是家务事,唇齿之争而已。她对存周先生的功夫,还是非常敬佩的。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若是我二哥还在,天下就没有人敢说孙氏拳个“不”字,要不然他非找上门去把人打了不可。

还讲到过上海某师兄搬进新居在家请客,席间请存周先生给大家表演一下,于是存周先生就提着长衫在雪白的墙上走出了三个脚印,这位师兄当即对家人说这三个脚印不许擦掉,留着当纪念。

也讲过当初存周先生是如何刻苦练拳的。据说他在上海时,夏天非常的热,不动都酷热难忍,何况再练拳。而存周先生嫌总擦汗太麻烦,就把洗澡盆里放满水,自己关起门赤身在屋里练,热得受不了就在澡盆里泡一泡,然后接着练,就这样,一天练10多个小时。

她还讲到过,存周先生曾托着50斤的铁枪转八卦。记得说到这里时,她曾非常感慨地说:“你们现在谁能这么下功夫呢?现在的人,还没有练到三个月,就问什么时候就能打人了。”。

在她的晚年,70岁以后,就很少说手讲用讲打了。于是就有不少人认为她反对讲打,反对讲用,甚至还有人认为她不会打,不会用,真是让人啼笑皆非。我们且不说孙老先生到底传授给了这位爱女多少东西,也不说她从13岁就在江苏省国术馆女子班当教授,一生教人凡70年。只说她从小随父周游,阅人无数,见过的武术界名人,知道的武术界逸事,就足以成为一部武术活字典了。以她这样的阅历,若说是不会用,不会打,那简直就是笑话。

文革期间我们跟她学的时候,基本上每招每式她都要讲用,都要让我们体会一下。她那时的发力很刚脆,但给人以棉裹铁的感觉。刚一接触时觉得极柔软,但就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对这个柔软做出反应时,下面的骨头却像是铁,令你丝毫不可动摇,上面的皮肉和筋就在这一层铁上滑动。

她的晚年不讲打,不讲用,确是真的。就我猜想,恐怕有几个原因,一是她已经从技击和养身的层次超脱到了静心修道的地步,故不再轻易言打;二是年龄有关,再像年轻时那样,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三则恐怕是未遇其人吧。她也不是绝对不讲,偶尔有兴致也会说上一两句,但可惜这样的时候极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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