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藏了，“小学”启蒙教育与必读经典里的秘密直接告诉你
我国的“小学”启蒙教育开展得很早，秦汉以前的文献典籍里已有相关记载，并且与“二十而冠入大学”作了明确区分。以比较有代表性的《礼记》为例，《内则》篇对不同年龄应当实施何种教育作了详细说明，《学记》篇则对“小学”各阶段需要达成的目标作了记录。
《周易·序卦》说：“蒙者，蒙也，物之稚也。”就童稚少年的成长学习而言，不仅需要良好的启发方式，还需要恰当的指导顺序。古人在实施“能食食”“能言”“能数”“能让”“能书计”等启蒙教育活动时，对于教学内容、教学主题是有深入思考的。
蒙学之教，识字为先
古人认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谓“六书”之教，指的正是识字。古代的启蒙教育门类很多，如果不能认识一定数量的文字，其他专门教育就无法开展。不仅如此，小到备忘记事，大到信息传递、文化传续，都离不开文字。所以启蒙教育的途径虽有不同，但识字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满足日常应用，古人还将识字应用提升到法律的高度用来选拔官员，《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对于“讽书”所指的背诵典籍，以及“六体”之学的讲授，识字只是最起码的要求。这种启蒙教学的需求，催生出一批识字课本。例如，我国最早的启蒙读物《史籀篇》，被王国维称为“字书之祖”；至于秦汉时期的《仓颉篇》，有的说法认为最早由秦丞相李斯所作，后经汉代的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成五十五章；《仓颉》《史籀》之后，我国早期字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急就篇》，有一种说法认为，许慎的《说文解字》“据形系联”，分部收字，实出于此。
就我国早期的字书与蒙学读物的关系而言，往往认为后者取材于前者，且后者是前者的续作。刚才列出的三种字书，作为我国早期的蒙学读物的代表作，它们的流传对汉字字体由繁到简的演变也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从这种前后相继的关系看，一些历史上影响较大的蒙学读物的出现，总是有相关主题的读物作为基础与先导的，今天我们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皆是如此。
分门别类 发其志意
当然，在古代启蒙读物中，除了字书，还有其它主题分类，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些用于启蒙教育的教材呈现出类型多样化、内容专门化的趋势。以《三字经》《增广贤文》《声律启蒙》《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等蒙学读物为例，它们的分类就比较明确。其中，《三字经》被视为最具有代表性的综合型蒙学读物，《增广贤文》意在通过“录古集谚”实施道德教化，以“韵对模式”闻名的《声律启蒙》通常被列为有关属对的读物，《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则是古代“诗教”读物的典范。接下来，我们再来简单了解一下这几种有代表性的蒙学读物。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蒙学读物中，《三字经》一书绝对可以说得上是最有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关于本书的作者，通行说法认为是南宋末年的学者王应麟；至于其成书年代，有的学者考证为宋末元初的可能性较大。
《三字经》的篇幅不大，全篇仅一千多个字，但它包含的内容却十分丰富。章太炎在《重订三字经》中曾说：“其书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观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以较梁人所集《千字文》，虽字有重复，辞无藻采，其启人知识过之。”这一评论，足见《三字经》内容的丰富与知识的密集。
与《三字经》的三言成句相比，《增广贤文》虽然也强调两两对偶，前后押韵，但它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广采经子史中的格言至论，兼收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言谚语。我们知道，《增广贤文》的原名叫《昔时贤文》，通常认为，其书名的变更，既表明它是辑录先贤格言名论而成的，也反映了它后来经过了一番内容的增扩。清人何荣爵曾说，《增广贤文》里有文言、有俗言、有直言、有婉言、有劝善言、勉戒言、在家出家言、世宦治世言、隐遗出世言，士农工商，无一不备。
《增广贤文》（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就其受众与影响而言，该书已经远远超越了一部蒙学读物的价值与功能。尽管影响很大，其作者与成书时间却都已经不可考。目前可以确知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中曾经提到《增广贤文》，可推知此书最晚写成于明代万历年间。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周希陶与硕果山人曾对《增广》作了增补修订，前者删去了一些有语病以及消极的句子，并以平上去入四韵重新编排，后者则将整书的结构进行了调整，使之更加适合蒙童阅读。
在现存的韵对读物中，以《声律启蒙》出现得最早，其作者是元代的祝明，至于现在广为传诵的版本，一般指的是清代车万育在祝著的基础上稍加删改的《声律启蒙撮要》。以“一东”为例，祝著是这样说的：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联去雁，宿鸟对鸣虫。车万育的版本是这样说的：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整体来看，各韵部和“一东”差不多，并无太多变化。
我们说，《声律启蒙》的“韵对模式”其实对应着古代文人的属对训练。通俗地说，属对就是作对子，古人作诗作赋，甚至参加科举考试作八股文，都离不开它。蔡元培曾对属对训练的方法以及重要性作过论述，他说：“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这一种功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也是作诗的基础。”这样一项严格的训练，对于蒙童来说，实行起来确有难度，一味给他们讲实字虚字、死活句眼、四声平仄等，收效不会很大，于是古人另辟道路，选择一些古今名对，让他们熟读记诵，培养他们的兴趣，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进一步引导灵活运用，《声律启蒙》这种供蒙童学习属对的读物，便是这样产生的。
《千家诗诵读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诵读·升级版）
《千家诗诵读本》
（插图版）
至于通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这类诗歌主题的读物开展启蒙教育活动，也是古人常用的教学方法。像《论语》就记录了孔子以“不学诗，无以言”教子。那么，为什么诗歌教学倍受古人推崇呢?
相关研究指出，诗歌中往往寓有道理，它本身就是对儿童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绝好材料，所以古人在提倡运用诗歌教学的同时，又提倡运用那些所谓“极感发”“极有关系”的诗歌。由于本身具有很强的复合功能，因此诗歌教学往往被视为古代启蒙教学环节的小结，无论是文化知识的体会与理解，还是四声平仄、韵律偶句的学习，诗歌教学都有助于巩固知识。
另外，诗歌教学对于激发古代儿童的学习兴趣也有帮助，王阳明认为，教育儿童学习诗歌的目的是为了“发其志意”，他曾说：“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教者知此，则知所施矣。”更有人把诗歌教学视作驱除儿童怠倦和懒散的工具，明代吕坤曾说：“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令之歌咏，与之讲说，责之体认。”这种说法，从侧面上也反映了诗歌教学对于儿童学习兴趣的引导作用，以及蒙童对于诗歌的喜爱之情。
小 结
整体而言，我国古代蒙学读物的内容主题极广，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古代蒙学读物，有一部分著录在经部小学类，有一部分著录在子部儒家类，有一部分著录在子部类书类，还有一部分录在集部别集类。由于古代启蒙教育的目的并不止于识字，更要求掌握基本的生活常识以及自觉践行道德传统，因此除了少数蒙学读物具有单一性，大多数蒙学读物则主要体现出复合性的特征。今天，我们在阅读这些流传下来的蒙学经典时，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即对其中的文化知识与思想内容，还是应当保有一种合理取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