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病父亲

1966年,父亲27岁那年,刚从来安蚕桑学校毕业就被卷入文革浩劫。就因为死活不给造反派写批斗我伯父(生产队队长)的大字报,父亲被架飞机,游街。红卫兵们将父亲按跪在主席像前,父亲还没跪稳当,旋即又被揪住头发,提起立正,再踹一脚跪下,如是折腾。父亲咬牙切齿,狂笑怒嚎,郁愤疯癫。这是一个邻居以前讲的。父亲疯的那年,我三岁,三弟正好降生。

父病时好时坏,看遍医巫,以药为粮,但没有好转;家贫如洗,有药无粮,抽烟取暖,拾粪驱寒。说来巧合,76年,文革结束。父亲在宿迁精神病医院吃三氟拉氰,居然明显好转,后来,十多年未发。

父亲对该药也产生了依赖,一日不服药,就睡眠不好,就可能发病。90年左右,因此药因含剧毒厂家已不生产,在一般医院很难买到。托人从上海、广州大医院库存药房搜罗。勉强维持,但经常断药, 其他什么药都没那效果。后来,儿女逐渐成家,生活渐渐也有奔头,母亲带着父亲经常到耶酥堂赶礼拜,做见证,把我们孝敬他们的钱大部分奉献给神。边服药,边跟主,赶礼拜,父亲能正常劳动和交际,除睡眠依赖药物,已与常人无异,因为信仰虔诚、儿女都成家立业且很孝顺的缘故,老俩口真是唱着过的。每次回家,常看到老俩口一人一本圣经,虔诚而高调的同声唱着圣歌;在他们看,是求主赐福与儿女,感恩主的恩典。当时,我们什么都不信,但感受到了父母源于信仰和爱孩子的纯真的快乐,如是若干年。每次见我们回家,父亲首先总是憨厚无语地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咯咯笑出声来。眼睛一刻都不离开我们的脸,生怕我们突然被人拐走似的。总是几句话:“昌东来啦!”“不要舍不得吃,一趟两趟还这么瘦呢?”“走拉?下次还不知哪天来了!”走的时候,总是送到村口,有时陪我们到路口上车才回家。总是这样一句:“下次多会来啊!”父亲对待我们,就像对待客人。对待所有路过的人,父亲都会说,来家坐啊,来家吃啊;就像招呼亲人一样。我想,除了父爱,不断遭受欺凌轻贱的底层草根,那没有散失的朴厚人性,对所有生命、任何人都平等的尊重、厚道地博爱的仁心侠胆,父亲是有的。而这点正遗传给了我。

不发病时,父亲高兴地把我们的三好生奖状贴在堂屋,带我们去请毛主席像,跟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发病的时候,他就撕碎满墙的奖状,因为奖状上有毛主席头像;有“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的标语。有一次,他将耙靠山墙上,拿铁锹,将堂屋栋梁上的“红雨随心翻作浪”等盖屋时的标语一点一点地刮下,口中念念有词:“独夫!独夫!”当时,少年懵懂,就知道发病了。记得,他会把换火柴的两个鸡蛋拿在铁勺上点高粱把燎吃了,母亲难过地流泪说父亲“就落披着一张人皮了”。除了看他能把一半黄盆的中药汤一口气喝下肚,我偶尔佩服之外,总是当作他是最坏的人,恨不能划清界线。

我和二弟上大学期间,他还会将祖父东挪西借或者母亲、三弟变卖家什杂物凑的几十元寄我们。我保留一张在苏州大学二年级时父亲汇款70元的留言。在汇款人简短留言栏父亲用笔工整流畅写着:“昌东,家中现在已基本忙清,你要安心学习,不要挂念家中一切。庄永春”字写的比我现在写的字还工整流畅。这倒让我佩服和自豪过。现在,那留言条还珍藏在我大学毕业纪念册里。

小时侯,父亲发病,眼里充满血丝,叹气,走个不停,咬牙切齿,不骂别人,骂独夫民贼,骂焚书坑儒,当时也不知道是骂谁。父亲也从不打任何人,任何活物;从来不打骂家人。他发病,对任何人没有安全威胁;只让家人操心他的安全。对我们兄妹五个,他会胆怯而迷离地看着,默默地端详着;就像猫狗端详它们的孩子一样。不需要言语也会意父亲不会伤害我们。 我知道,小时候,人们都称呼我们是愣子家的。但是,再丢人他也是我们的父亲;别人骂是“愣子”“痴子”。

父亲发病就写大字报批斗伯父。夜里跑到生产队,把大字报偷偷贴在挂着生铁犁做为上工铃的大柳树上。有一次父亲失踪好几天,奶奶和老太奶奶就哭了好几天。祖父请队里多少人分头找,在几十里外的一家找到。他扛着铁锹,一身黑衣裤,全身湿透了。他说自己去扒河的。听大人说,他告诉他们是去找红卫兵一起游行的。

在八十年代末,国家落实政策,他有同学来找过,但父亲找不到毕业证书和毕业照,没赶上那班车。至今,除了一张二级残疾证和身份证,我们连低保证也没申请办,自己儿女供养父亲才天经地义。

父亲的生命就像一张白纸,无字无画,只有被世人唾弃的痰迹。

他被一场政治旋风莫名其妙地卷入了火坑,还将莫名其妙地化为灰烬;不会留下岁月的痕迹。一粒微贱到显微镜都难以看清的细尘,在一个时代的暴风雨洗礼后,完全迷失了自己。现在,他已经搞不清自己是皇帝还是疯子,但他宁愿以为自己是皇帝。也搞不清自己是在南朝,还是现代;他身体里似乎有几个生命争夺他,折磨着他,强制他在时间里来回痛苦的穿越;他一本正经的介绍自己是南朝的皇帝,救过朱德和毛泽东的命,可是连他最亲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相信;能够想像,孤独和不被人理解与接纳是何等的痛苦!而被一个时代愚弄又被另一个时代遗忘的思想者,该是何等悲哀!可怜的父亲啊!

父亲此生如一粒被蛀空的稗谷,微尘一般,对于历史,对于中国,对于生命,没有意义;他只是历史长河和政治狼烟里被无辜烧死的一只生病的蚜虫。可因为他是我的父亲,他就决定和改变了我们五兄妹的生命轨迹;重要的是,他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延续了他的生命,所以,父亲的生命同样尊贵。并且,这种无为的尊贵,因为子孙的善业,希望能彻底了消前世的孽债!

曾几何时,老实说,我嫌弃我父亲。这种可耻的嫌弃感,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做了关于我父亲的第一个梦,特别是两年前父亲失踪而找到的经历,才渐渐改变。

从我记忆起,父亲就是让家里花钱买药和发病,给家里全是麻烦和痛苦。他不能养活我们,简直是家里的负担和累赘。我与父亲也没什么交流,总认为他是精神病人;常以生在这样的家庭为羞耻。就算成家立业了,也仅是想,让他吃饱了,睡好了,穿好了,不发病了,有个善终就行了。其实夫子早就说过没有恭敬感恩而只在物质上养活父母不是孝;喂养动物,能算孝顺吗?

这次父亲发病,是因为一个意外刺激。他脖子上淋巴发炎,就对二弟说,要开刀。二弟就带到泗阳医院开刀。一切都很顺利,就在拆线准备回家的那个夜里。他的病房来一个车祸病人。吵闹惊醒了父亲,伤者血淋淋的模样吓着了他。他像一个惊弓之鸟,躲在厕所怎么也不敢出来。淋巴好了,精神病就这样被刺激重发了。

在宿迁住院一段时间后好转,就近在我家里调养一个多月。因发病时破坏窗框,随地大小便,母亲非要将他带回老家。就只好随他们了,母亲一个人照顾父亲。父亲因吃药,走路脚没跟,经常跌跤;母亲总是寸步不离。父亲吃饭手发抖,筷子拿不住,母亲就如喂小孩一样,在父亲脖子下围一小兜,一口一口喂。为了一起照顾父亲,三弟主动要求父母住他宅上,由弟媳协同照料。

后来几次回家,看父亲能认识我和儿子了。我高兴得眼泪满眼转。我就对妈妈说,人家70的老人还有老年痴呆的,您就只当为你的儿孙们再服侍他几年吧;现在他能自己吃饭走路睡觉洗脸,我们都知足了,你也就不要太奢望了。妈妈说,我就是看你们这些小孩子的,要不,四五十年,我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能挨到今天啊?妈妈说的是啊!妈妈真是可怜而可敬,值得儿孙景仰的坚强、善良的伟大女性!母亲,您给后代的精神财富,任何东西无可替代!您的儿女后代都将这么敬重孝顺您,这就是你隐忍坚守的价值!

前年腊月,父亲失踪过一天。我们兄弟三个发动乡亲找遍方圆几十里;动用乡领导通知各村用广播发布寻人启事。我们开几辆车找了一天,问了看到的所有的大爷大娘。当时,我心里想,父亲呀,你一定要好好的!什么忠孝难全,以后我就是辞职也要把你养在身边,不让你离开半步了!

幸运的是十小时后,在一家厕所里找到父亲。他躲在人家油菜地趴着,被人家撵走,他就藏在厕所里。他很认真的告诉我,队长带人来抓他的,红卫兵来找他麻烦了。我问,你跑恁远,干嘛啊,躲自己屋里不就安全了吗。他说,嘘!——小昌东,小声!小心!家里不安全了!我只有到小舅家躲起来。——不然,你们看,要出人命啦!快,快走,他们来抓你了!

感受到这么羸弱苍老的父亲依然用他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爱心,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语言,莫名其妙的没有边际的并不宽厚的翅膀,保护着我们,真的感到幸福!父亲,即使精神有病,父爱一样天高海深!父亲像一只受到惊吓和重创的老鼠,多少年来无时无刻不在仓皇而可笑逃跑,逃避现实,躲避恶人,无时无刻不在煞有介事地保护着他的一窝小老鼠! 我姑爷大字不识一个,但我记住他的一句名言:“父母爱子女,连容身之空都没有。”父亲病得如此狼狈不堪,让人哭笑不得;但他对于子女的操心、担心和爱心一刻也没空着;即使躲在厕所里,在他的孩子为他安全担心寻找他回家的一天里,幻听幻觉的父亲又该是何等为他的孩子们操心啊!他又是怎样焦灼地找他的孩子啊!怎样地为不能强有力地庇佑自己的孩子而难过啊!

能感念人间亲情是幸运的,而这一切正是父亲所赐啊。

几十年来,就算他人格分裂,情感却一直健康。他认得亲人,善待亲人以及一切同类;一辈子从来不去恶意恶言对待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病了还是醒了,除了发病是混淆了时代,错乱了张冠李戴,其他世间一切忠厚、正义、朴真、仁善,都能从父亲偶然脱口而出的诗词、“古经”和待人接物的神态、行为里自然流露。

父亲从来都没恶言恶语对待我们,从来都是厚道温良地看着我们,从来没间断为他的孩子操心,甚至比正常人还操心!操心到正常人都难以理解、可以忽略不去理会的程度!比如,看到我们伤害小动物。父亲会一本正经地喝道:咄!“扫地恐伤蝼蚁命”,不要伤害它的性命!小时候,我到邻居家玩,玩伴的哥哥从南京当兵回来,带来一支玉米造型的钢笔。晚上,我摩挲把玩,爱不释手,不由自主就拿回家来。父亲说:“从小偷针,长大偷天,走,送给人家。”就带着我送回去了。到人家,玩伴说,喜欢就送你吧,我还有;父亲说:“不告而取为偷,无功受碌有愧。”。那年我14岁,初二。正是学好也可以学坏的年龄。

那年,还有一事,出于懵懂好奇,一蒋姓男孩带她堂妹到我家玩。我在院子里,玩什么忘记了;结果,那男孩在屋里把小女孩生殖器弄出血了。小女孩正是队长家的。后来才知道,队长原是造反派小头子。事发我家,人家又是堂兄妹,家长就找上门来。我记得,当时,我辩解说,不是我弄的。母亲柳条抽我,父亲连忙拉走我,说,走,有错,改了就不犯错了;没错,赔礼也不吃亏。记得父亲没有打骂,带我登门赔礼。此事,至少给我教训有三个:绝不能交往那些不正派的人;你和是非在一起,就不会清白;再难为情,只要理亏心就亏,就要赔礼,人家错是人家的,我不能错。

吃饭时, 父亲犯病了,会沉思,有时嘴歪起来,叹气,吹气,不停地叹气,吹气;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他清醒时候,吃饭时间,父亲总和母亲讲些故事,笑话,还有比方让人家的孩子来说事,给我们听。记忆中“餐桌教育”最多的是:“人穷志不穷”“人心要实,火心要空”“穷瞒不得,丑遮不得”“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从小偷针,长大偷天”“忍事饶人不为痴” “吃亏就是占便宜”等等。在那个政治宗教化、狂热化、勒紧裤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巴油稀饭巴油饼”的艰苦岁月和灰暗童年里,这些零星的启蒙语录,积淀成为滋养我们成长的精神营养,后来逐步形成了我们的观念和作风。坚守节操,诚实做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问心无愧,自然乐天。

父亲,被那个病态的世界和病态的人整出精神变态,在他眼里,这世界一定是乱七八糟的,是非颠倒的;胡言乱语了一辈子,连自己身体都不能主宰,精神痛苦地分裂着。但是,对于子女的疼爱和教育,对于人世法则和真理的坚持,却没有因为自己的精神病变而扭曲,我们兄妹在这样的家庭中走出来,居然比当时很多正常富贵的家庭子女,拥有了更健康、正常和高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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