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5日，上海博物馆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联合举办“宝历风物——‘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宝历风物”展是上海博物馆在疫情恢复开放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国际合作展览，展品总数248件/组，包括168件“黑石号”出水精选文物及来自国内出土或传世的精品文物。
超越“珍宝”和“美物”，唤醒公众对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1998年，南纬2°41′，东经107°35′，当地渔民在位于爪哇海的印尼勿里洞岛（Belitung island）附近海域打捞海参时发现一艘装满瓷器的沉船。印尼政府为了阻止已经在不断发生的盗捞行为，决定迅速对沉船进行打捞，但因缺乏人力财力，便与德国人Tilman Walterfang带领的新西兰Seabed Explorations商业打捞公司签订协议，由该公司进行沉船物品的打捞。沉船地点位于一块黑色大岩礁附近，所以该船被命名为“Batu Hitam”，中文译为“黑石号”。而在1997年和1998年，Tilman Walterfang分别发现了宋代印坦号沉船（Intan wreck）和明代巴高号沉船（Bakau wreck）。三艘沉船的位置（图片来源于Seabed Explorations网站）由于打捞行动并非由正规的科学水下考古团队进行，而是直接联系上了商业行为，所以后来围绕“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的法律法规、道德准则以及考古学上的争议不断发酵。打捞活动进行了两季，第一季工作在1998年7-10月间进行，遇西北季风时停止。第二季为1999年4-6月，由Michael Flecker主持。两次打捞共出水6万余件物品，主要是瓷器。该主持者声称自己是一位考古学家，但由于缺乏正规的西方学术训练，他并不被学界认可，而且他也没有按照考古发掘标准进行正规水下考古与发掘，这又为后续颇具争议的“黑石号”展览埋下伏笔。Michael Flecker（左）与Tilman Walterfang（图片来源于Seabed Explorations网站）最后，“黑石号”沉船共出水6万余件文物，绝大部分是中国瓷器，其中长沙窑瓷器有5.7万余件。打捞工作结束后，出水文物被转移至新西兰保存，文物的室内整理工作在德国和新西兰两地进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Seabed Explorations聘请的陈玉秀女士（Chen Yuh-shiow）在整理出水瓷器时，发现一件长沙窑碗外壁刻有“宝历二年”（826）的文字。三件出水有机物样本在新西兰怀卡托大学（Waikato University, New Zealand）做了碳14检测。结合出水文物的时代特征及有铭文物的发现，“黑石号”沉船被证明是唐代晚期满载中国物品，经由扬州或广州出发或转口前往阿拉伯的商船。沉船的船体遗迹显示该船为无钉结构，船体用椰棕绳缝合，很可能是阿拉伯的独桅帆船。这都证实了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9世纪时，便存在着一条连接东亚和西亚的海上贸易通道，见证了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和全球贸易的重要性。2005年，Tilman Walterfang把沉船物品整体出售给新加坡圣淘沙集团（Sentos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收购金额为3200万美金。后由出资者邱德拔先生的后人移交新加坡政府，所收购的53227件文物入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这已是后话。但当时统计出水文物有6万余件，新加坡整体收购的数量是5.3万余件，不知中间的差额是如何计算的。虽然说新加坡方面出巨资整体保护了这批出水文物，但高昂的收购费用是否间接助长了商业性的盗捞行为？这又一次使“黑石号”文物和相关展览陷入争议的旋涡之中。沉寂了四年之后，2009年6月，《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刊登了一篇Simon Worrall的文章《中国制造：1200年前的沉船见证古代全球贸易》（Made in China: A 1200-year-old shipwreck opens a window on ancient global trade），再一次把“黑石号”沉船珍宝拉进人们的视野中。当年12月，美国史密森尼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Free & Sackler Galleries）的掌门人Julian Raby决定与新加坡旅游局共同策划举办“黑石号”展览以及出版展览图录。2010年，双方策划编辑的展览图录《沉船：唐代珍宝与季风》（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率先出版，其中收录了不少研究中国文物的专家的文章，如谢明良、康蕊君（Regina Krahl）、柳扬、齐东方等。史密森尼学院出版的图录（图片没有注明来源的都为作者所摄，下同）2011年2月19日至7月31日，与图录同名的展览“沉船：唐代珍宝与季风”（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首先在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ArtScience Museum, Singapore）举办，为庆祝该馆于2011年2月19日正式开馆。新加坡艺术科学博物馆因其精美的建筑外形以及坐落于鱼尾狮、金沙酒店等标志性建筑周边而闻名。展览原计划于第二年春开始世界巡展，第二站是美国史密森尼学院，但因以上种种争议以及诸多美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强烈反对而取消。期间，Julian Raby召开了两次院内院外专家会议，商讨是否按计划举办“黑石号”展览，最后一致认为史密森尼学院应该建议印尼政府对“黑石号”沉船遗址再次进行水下考古。当时诸如《科学》杂志（Science Magazine）、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等权威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报道的标题也相当醒目：2011年3月10日《科学》杂志报道：《史密森尼学院“沉船展”遭到考古学家的发难》（Smithsonian Shipwreck Exhibit Draws Fire from Archaeologists）。2011年4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宝藏给史密森尼学院带来道德上的问题》（Treasures Pose Ethics Issues for Smithsonian）。2011年5月4日NPR的报道：《史密森尼学院“沉船”争议的爆发》（From Beneath, A Smithsonian Shipwreck Controversy）。在这一争议事件中，时任美国考古学会（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简称AIA）主席Elizabeth Bartman的表态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在2011年第9期的《考古》杂志（Archaeology）上特别刊发了一篇主席声明，对于史密森尼学院搁置“黑石号”展览感到欣慰，并表明了AIA的鲜明立场：反对基于商业开发目的而获得的文物的展览。AIA认为商业打捞公司打捞“黑石号”出水文物的动机是为了获得商业回报，而非科学发掘及文化研究，而且几乎没有保留对于沉船船体符合规定的发掘记录。最后AIA提醒展览的主办方，展示以商业目的和手段获得的文物会助长日趋严重的盗捞行为。2011年12月16日，在争议发酵了半年之后，《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刊发了一篇总结性报道：《赛克勒美术馆取消了充满争议的沉船展览》（Sackler kills controversial exhibit of shipwreck items）。记者采访了Julian Raby，他表示作为补救，应该对沉船遗址进行再次发掘，以便获得几年前发掘时所忽略或遗失的关键文物信息。展览是搁置了，但希望再次进行的水下考古并没有下文。三年以后，在人们快忘了当初“黑石号”展览争议的时候，搁置的世界巡展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一年一展的快速轨道。2014年12月13日至2015年4月26日，展览来到北美，移师加拿大多伦多阿迦汗博物馆（Aga Khan Museum,Toronto, Canada），展览名为“迷失的独桅帆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现”（The Lost Dhow: A Discovery from The Maritime Silk Route），展品300余件。值得一提的是，该馆于2014年9月18日正式开馆，主要展示伊斯兰文化的展品。而“黑石号”是一艘满载中国制造的外销物品驶向阿拉伯帝国的商船，出水的许多长沙窑瓷器上画有阿拉伯图案或写有阿拉伯文字。举办“黑石号”展览，正契合该馆推广伊斯兰文化的宗旨。2016年1月22日，展览回到新加坡，作为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常设陈列之一，该展览名为“‘唐代沉船’珍宝展”，展品550件。2017年3月7日至6月4日，时隔五年，“黑石号”展览终于来到美国，在纽约亚洲学会博物馆举办名为“海洋的秘密：唐代沉船与亚洲早期贸易”（Secrets of the Sea: A Tang Shipwreck and Early Trade in Asia）的展览，涉及“黑石号”78件展品。从展览规模和宣传力度上来说，这次展览与五年前史密森尼学院被取消的展览不可同日而语。关注度不高，自然也没有受到太大争议。根据亚洲学会官网的信息，他们也回复了对此次展览的争议：有些人认为“黑石号”通过商业打捞并不是一种最适当的方式，如果当时进行一次学术性的水下考古发掘，应该会留下更多的原始发掘记录以便推动后续研究，但这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财力。亚洲学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印尼政府启动了一个更为快速和完全合法的程序，使他们能够保护和回收出水文物，而且最后文物基本上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同时也记录了有价值的信息。但亚洲学会似乎刻意回避了当时打捞“黑石号”的商业目的以及最后整体出售出水文物的过程。2018年12月10日至2019年3月17日，展览来到韩国首尔，由韩国国立海洋文化财产研究所（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ritime Cultural Heritage, Korea）举办展览“来自季风的馈赠：唐代沉船与9世纪的亚洲贸易”（A Gift from Monsoon Winds: Tang Shipwreck and Trade in Asia During the 9th Century）。但在该研究所的官网上没有发现该展览的信息，不知最后是否成功举办。2020年9月15日至2021年1月10日，“黑石号”沉船出水珍品展将首次大规模进入中国，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特展。在“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于2005年整体售卖给新加坡圣淘沙集团前，国内的上海、湖南、江苏等方面都与Tilman Walterfang进行过收购洽谈，但最后都没有成功。从Seabed Explorations公司的网站上可以看到故宫博物院研究人员和上海博物馆团队都曾参观过该公司的文保中心。现今入藏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黑石号”出水文物总计53227件，与当时总计出水文物6万余件存在差额。市场上不时也出现“黑石号”出水文物，比如湖南省博物馆征集了23件，湖南省考古学会长沙窑研究会陆续购买了150余件，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从Tilman Walterfang处征集了162件（套）等等。2007年7月，湖南省博物馆在新加坡和印尼征集了23件“黑石号”沉船出水的长沙窑瓷器，其中青釉褐绿彩瓷碗20件、壶1件、水盂1件、罐1件。2014年7月29日—8月31日，“海上丝绸之路的明珠——‘黑石号’沉船唐代长沙窑瓷器展”在长沙市博物馆开幕，展览由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长沙市文物局主办，长沙市博物馆、湖南省考古学会长沙窑研究会联合承办。展览精选长沙市博物馆馆藏的长沙窑遗址出土精美器物，以及湖南省考古学会长沙窑研究会收藏的从国外购买的“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150余件。根据湖南媒体报道，2017年9月，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与Tilman Walterfang在湖南长沙望城区政府举行文物征集签约仪式，当年被打捞出来的长沙窑瓷器将被运回长沙，在长沙铜官窑遗址博物馆展出。当年12月，千年沉船“黑石号”文物专家鉴定会在长沙望城召开。此次参加鉴定的“黑石号”沉船出水陶瓷共计162件（套），是1999年“黑石号”沉船打捞公司负责人Tilman Walterfang的留存部分，是除新加坡圣淘沙集团整体购买“黑石号”沉船文物之外明确出自于“黑石号”沉船的陶瓷。经专家现场鉴定，拟定为一级文物的有15件（套）、二级文物的有81件、三级文物的有60件、一般文物的有6件。2018年5月14日，长沙铜官窑博物馆正式开馆，162件（套）出水文物首次面向公众开放。同时出版《海丝唐韵 千年回望——“黑石号”出水遗珍》图录，收录了这162件（套）“黑石号”出水文物。2019年，其中的5件文物参加4月11日至7月14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2019年5月14日至8月11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美亚细亚：亚洲文明展”上，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借展了1件“黑石号”出水文物，为9世纪的伊拉克陶碗。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文物说明牌上标注的外借中国展出的文物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water Cultural Heritage，或称为UNESCO 2001 Convention）是世界范围内通过的第一个关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性公约。该公约于2009年正式生效，最初有20个国家批准、接受或加入，截至2020年9月1日，已有64个国家签署，比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墨西哥、阿根廷、伊朗、沙特、南非、埃及等等。如果往前追溯，1970年11月14日签署的《教科文组织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1972年11月16日签署的《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2年12月10日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签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等都为全世界水下考古及出水文物的打捞、保护、利用做出了规定。《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在第2条《目标和准则》中明确规定：在允许或进行任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之前，就地保护应作为首选。打捞出来的水下文化遗产必须妥善存放和保管，以便长期保存。在第14条《限制进入领土、买卖和拥有》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应采取措施，阻止非法出口和/或以违反本公约的方式非法打捞的水下文化遗产进入其领土，和在其领土上买卖或拥有这种水下文化遗产。公约的附件《有关开发水下文化遗产之活动的规章》与公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中第2条规定：以交易或投机为目的而对水下文化遗产进行的商业性开发或造成的无法挽救的失散与保护和妥善管理这一遗产的精神是根本不相容的。水下文化遗产不得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买卖和以物换物。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应当优先考虑使用非破坏性的技术和勘测方法，而不是去打捞有关物品。如果为了科学研究或最终保护有关水下文化遗产而需要进行挖掘或打捞，那么所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应尽可能不造成破坏，并有助于保存遗物。开展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应当严格按规定做好文化、历史和考古方面的资料工作。开发水下文化遗产的活动只能在有一名具有项目所需的科学能力的合格的水下考古专家并经常在现场指导和监督的情况下才能开展。回过头来看，1998年“黑石号”的打捞目的及其后续的商业行为，还有打捞过程的专业水平和水下工作者的资历等，都与2009年生效的公约规定相左。然而，涉及“黑石号”打捞和出水文物的几个国家，如印尼、新加坡、新西兰、德国，还有美国、中国等，都没有加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这是否就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其实这也是当初“黑石号”展览登陆美国史密森尼学院时遭到抵制的原因之一。许多美国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认为，虽然美国没有签署加入《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但史密森尼学院不能违背公约的精神，展出未经科学手段发掘的出水文物，这一行为有悖美国博物馆协会的道德准则。在疫情笼罩全球的背景下，博物馆界正在艰难前行，许多博物馆不得不大规模裁员、关门歇业或是变卖馆藏文物以渡过危机。在大环境的压迫下，博物馆是进一步遵守和完善道德准则，还是迫于经济压力降低道德标准或是放弃部分道德准则，这是全球博物馆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两难的局面不仅仅出现在博物馆界，整个学术界都在反躬自省，正如同罗新在其《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中说的：我们面临的困境就是，一方面应当拒绝任何来路不正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不应漠视新出的史料。“明明见到了那么有趣的资料，又怎么能够背过身去、装作从未见过呢？”如何不背过身、不装聋作哑，这是对全世界博物馆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应对智慧的考验。此次展览中精美的展品固然能够吸引广大观众的眼球，使大家获得全球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新知，但更重要的是不能让观众们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唐青花与江心镜等文物瑰宝上，必须进一步唤醒公众的意识、共同推进利在久远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以现今的眼光重新审视20世纪90年代末“黑石号”的出水历程，面对印尼政府在人力财力上对打捞工作的束手无策，面对已经发生的附近渔民的严重盗捞行为，权衡利弊，也许借助私人商业打捞公司的力量迅速开展打捞抢救工作，不失为当时虽然无奈却最有效、最及时的一个方案。此次“宝历风物”展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些业已存在的争议，杨志刚馆长在展览前言中明确指出：“黑石号”沉船的打捞出水及货品分配，并不符合国际文物保护的基本准则。通过“黑石号”沉船这一个案，我们也希望进一步树立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形成广泛共识，反对一切对文化遗产进行非科学操作和商业性打捞的行为，并唤醒公众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自觉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