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鲁迅对周作人的溺爱

                鲁迅对周作人的溺爱

                                              鲁人

        总觉得周作人的悲剧，是鲁迅人生的一大失败。论才华，兄弟俩不分伯仲。但除了学问，周作人在其它方面却让人实在不敢恭维。生活能力自不必说，最大的缺陷是大是大非面前昏庸糊涂。这是注成他日后悲剧的原因所在。

        追究起来，周作人身上这些不如意之处，有许多是鲁迅造成的。身为长子的鲁迅身上承载了家庭太多的希望和责任，他是被培养和磨练出来的。特别是遭受祖父贿考弊案，父亲重病，家道衰落的影响，家庭的重担一下全压在少年鲁迅身上。再后来父亲去世，鲁迅更是长子真如父了。周作人则因幼时得过天花，身体较弱，又是家中老二，父母对他便比较放任，加之长兄鲁迅倍加呵护，家庭的苦难他绝无鲁迅那般深入骨髓的感受。他们的母亲鲁瑞曾说：“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从小到大周作人一直处在鲁迅的庇护之下。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到留学日本，之后进京教书，都得鲁迅的帮助。他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鲁迅则“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几个别的人”主要是指周作人夫妇，为了资助他们的生活，鲁迅牺牲了想研究文学的心愿。前边有这样一个富于牺牲精神的大哥，周作人只需轻松地跟在后面，久之也就产生了很强的依赖性。

        鲁迅家庭观念很重，又非常欣赏有才华的人。周作人从小就是个书虫儿，且颇早慧。20岁左右，已发表小说，并有翻译作品问世了。鲁迅对俩个弟弟的爱是有轻重的，他爱周作人除了手足情还爱其才，加之俩人年龄相近，故交往甚密。从现存的鲁迅日记看，自1912年5月，鲁迅进京，至1917年4月，周作人入京前，日记中关于周作人的记录是周建人的六倍多。周作人入京后至1923月7月中旬，兄弟失和，其记录也是周建人的数倍。即使三兄弟共同生活的一年多里，还是有一倍左右。

        1917年，在故乡生活的很苦闷的周作人由鲁迅向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推荐，为北大聘用。于是，他从故乡来北京，与鲁迅一起住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不久他进入北京大学附属国史编纂处，继尔又被聘为文学院教授。入北大不久，周作人发热出疹子。鲁迅对他照顾之悉心，可谓无微不至。怕他受风，一切方便之事全在室内，然后由鲁迅端去倒入院中的厕所。甚至连给蔡元培的假条，都是鲁迅代写的。

        1919年，周家因绍兴家族要出售共同居住的祖宅，拟全家迁至北京。于是，买房及修缮之事也全由鲁迅一人包办。许广平曾回忆，从1919年初，鲁迅便“到处奔走另找房子，在多次看屋以后，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紧接着便是修缮房屋，办理手续。鲁迅又兼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装置等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周作人则在3月底，请假回绍兴，4月中旬逍遥洒脱地携全家赴日探亲，5月中旬周作人独自回京一趟，7月初再赴日。此时，鲁迅在忙碌工作、修房的之余，还给钱玄同去信，谈周作人稿件的事：“仲密（周作人）寄来《访新村记》一篇，可以登入第六期。但文内几处，还须斟酌，所以应等他到京后再说”。此时，周作人尚在日本逍遥复逍遥。鲁迅即为他的文章把关，又尊重他的创作，不擅自作主改动他的稿子。周作人全家回国前，因八道湾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给他们租了临时住处。整个八道湾从买到修，周作人只出过一次力，便是去警署取回房契。11月，周作人全家搬入八道湾。12月，鲁迅又只身回绍兴接母亲及三弟全家。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庭从千里之外的祖居地迁入一个新地方，其事情之繁之重即使想像不出全部，随便想一下心里也该有个数。周作人如此超然淡然，又心安理得地任由长兄一人去忙碌，一则是鲁迅心甘情愿、习以为常地包揽了；一则想必也是周作人已经习惯了长兄这样的操劳。全家住进八道湾后，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管家，对外的日常事务也皆由鲁迅负责。家里的日常琐事，周作人是从不染一指的。不但如此，他的日常琐事，自己也几乎不闻不问，多由鲁迅出面处理。

        1921年6月，周作人因患肋膜炎，需静心休养，准备去西山碧云寺暂住。于是，5月24日，鲁迅与朋友去西山为他租房。27日一早，又“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6月2日，“下午送二弟住碧云寺”。之后多次为周作人购买所需书籍，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到西山探望。《鲁迅全集》中收有鲁迅写给周作人的18封信，有17封信写于这一阶段，从信中可见鲁迅对周作人的关心，可谓面面俱到。在身体上，关心休养情况，“汝之所谓体操，未知是否即长井（日本医护人员）之所谓深呼吸耶，写出备考”。大夫要求每天要早中晚散步三次，鲁迅则嘱咐“我想昼太热，两次也好”。“散步之程度，逐渐加深，以不疲劳为度”。还叮嘱周作人每天早晨要进行深呼吸的方法和次数。周作人附近住了一位“疑似肺病之人”，鲁迅便劝慰他不要紧张，不到他窗下就是了。细微的程度像一位罗嗦的母亲，全没了以笔做匕首的冷峻。而在此期间，鲁迅自己也有数次身体不适，但他对谁都没说。此时，鲁迅40岁，周作人36岁。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虽然让鲁迅寒心，但那份兄弟情在鲁迅却从未心中抹去。即使在上海的十年间，他仍始终惦念着周作人，关注着周作人的写作，并会亲自过问周作人文章的发表情况。                1927年北京时局动荡，鲁迅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到周作人时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得八道湾之天威莫测”。牵挂而又无奈之情令人心酸。据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还在阅读周作人的文集。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曾说，鲁迅“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鲁迅对周作人的爱是一种长辈般的溺爱。事无巨细，全都一一替他想到，帮他作主，大抱大揽的代办。而且，做得心甘情愿、全心全意、毫无私念、也无怨言，以至失去原则。虽是长兄对弟弟的手足情深，天长日久自然使周作人变得自私自利，全无责任感，同时，也渐渐失去了自己的主见。许寿裳说周作人“倘使无此错误（指兄弟失和），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这话不错。但失去“慈兄”的指导，便“陷入迷途”，则表明鲁迅之前对他的“指导”实在是算不上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