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师生-专栏】 戴网生 || 那年，本县最后一名“中师生”
终于考完了。
走出全州中学考场的那一刻，我目光凝滞，双脚无力地晃着之字形步履，差点就要跌倒在校门前长长的水泥台阶上了。
好在我挺住了，哪怕出考场的那一刻，像一张薄薄的纸片飘出校门。
中考结束，便是漫长的等待。我希望早点获悉自己的中考分数，但又希望那个结果永远不要出现，就那么一直悬浮在某个地方，既没有激动，也没有失望。那时，农村改革的春风已吹遍大江南北，我家分到五亩责任田，还有几亩零散的自留地和拾边天，有许多农事等着我去做，繁重的劳作可以冲淡心中的纠结。那些日子，我锄草、疏沟、插秧、放牛……将自己拧成陀螺，不停地旋转，近乎自戕。
记得是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中午，骄阳似火，正是稻殃下田的农忙时刻。我和大哥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汗水顺着脖颈、脊背、胸膛不住地往下流，洇湿了黑色的劳动布背心。过了吃午饭时间，我们准备收工，下午再插。刚直起酸疼的腰，就听到从学校方向飞来一串亢奋的声音：“录取啦！录取啦！”
是毛校长、辛主任、张老师三个人向我们这边疾奔而来。白色的衬衣鼓满了夏日的热风，像三面战旗猎猎飘扬，一种从未有过的惊喜在他们的眉梢闪烁。张老师喜滋滋地说：“省丹中！省丹中！”校长的脸也红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辛主任黧黑的脸膛渗出豆大的汗珠，不断地往下滚落，他用衬衣袖子抹了几下，但汗水依然在滴。三个人齐刷刷地望着我，像看着一件刚刚出土的珍奇文物。
大哥欣喜之余，开始犯愁了。我父母双亡，全靠大哥一人支撑起这个家。大哥年长我十六岁，早已成家，有一儿一女，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我，家里早就穷得揭不开锅了。他怎能不纠结呢，在毛校长、张老师面前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还是别上省丹中了，负担不起！上丹师吧。”最后，大哥像是下了结论。
左等右等，不见丹师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只能耐心地等，心中万分焦虑。
好心的大队书记戴宏伟却等不及了。那天一大早，他就来到我家，急吼吼地对大哥说：“不能痴婆等丫头，得去问问，时间不多了。”
经书记这么一催，大哥猛然被点醒，急了，慌了，他甚至后悔当初冲动之下把省丹中录取通知书撕了。大哥看看我，挠挠后脑勺，低声对我说：“还是你去城里问问吧。”
我不肯去，还从来没去过县城呢。但大哥骂我，逼我，我也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当时大哥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我要去的是县招办。
好不容易摸到县招办。我憋红了脸，迟疑着进了办公室。室内很简陋，几张褪色老旧的办公桌紧挨在一起。接待我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别人都喊他主任，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心里又陡增了几分畏惧。我结结巴巴地说完缘由，低下了头，静等着他回话。他耐心地听我说完，拿起硕大的搪瓷缸抿了一口茶，然后翻了翻跟前的一沓纸。过了一会，他看了一张表格，像思索了一阵，才对我说：“嗯，这个，这个中师录取快结束了。”
我的脑袋訇然作响，炸裂似的，仿佛听到了一份死刑判决书。稍顷，我强作镇定，睁大双眼紧盯着主任，像一只含泪的小鹿。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痛苦，安慰我说：“这个，这个你的分数不低。今年全县计划录取中师生三十四名，这个，已录了三十三名，还剩下个名额是行宫乡有人举报一名往届生空出来的，按规定往届生是不能报考中师的……”
主任说得很清楚，我也听明白了，心里真是又急又喜。急的是，中师招生已临近尾声，考了高分的我竟然没被录取！喜的是还有一个名额，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新的名额冒出来，尚存一线希望。那时的我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举报信，把那些潜藏的往届生全揪出来。我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但我当时的确是这么想的。
大哥听到我说的情况，急坏了，像热锅上的蚂蚁。不能坐以待毙，他想起了县志办的一位老革命--吴通志！
县志办位于县城新民东路，在临街的东方大厦三楼。我们汗涔涔地跑上三楼，已是下午两点多。简单寒暄过后，吴伯伯就问我们有什么事。大哥有些紧张，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递上那张起皱的便条。二哥在一旁有一搭没一搭补充着，生怕大哥说不清楚。吴伯伯看了宝贝女儿写的条子，眉头微皱起来，半天没说一句话。我看出了他的焦急和焦急。我们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过了许久，他撸了一把汗，自言自语道：“怎么办呢？文教系统还真不认识什么人。”
忽然，吴伯伯身子挺直，一拍前额，眼里闪出灼灼的亮光来。早些年，他所在的县志办编辑出版了《丹阳地名汇》，需要对部分有争议的地名进行拼写把关，请来了丹阳师范的语基老师刘淑勤。听吴伯伯说，刘老师曾经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语言功底深厚，乐于助人，是丹师有名的热心肠。听完他的介绍，我们刚刚沉下去的心又飘浮上来。
刘老师家就在县中教工宿舍，已是下午三点多，阳光依旧炙热，校园里的百年槐树上，无数只知了在不知疲倦地鼓噪。可能和我们一样心急，吴伯伯老远就扯开嗓子喊起来，全然没了平日里的斯文。刘老师从低矮的平房宿舍里踱出来，一头花白的卷发，手里摇着一把灰色蒲扇。站定后，刘老师认出是吴伯伯，笑容涌上了脸庞。
刘老师没让我们进屋，就在树荫下和我们说话，可能是宿舍太小的缘故吧。吴伯伯把我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刘老师眨眨眼睛，不解地说：“怎么回事？据我所知，这么高的分数录取丹师应该没问题呀。”
她发了一通牢骚，好像还骂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只是觉得那句骂声也是标准的津腔，是我从没听到过的一种好听的腔调。她拍拍吴伯伯的肩膀，对他说：“老吴啊，你放心，我这就去学校，你们几个先回去。”
第二天下午，我就接到了面试通知，电话是丹阳师范直接打给茶场中学的。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我无从知晓，但刘老师起了很大作用是肯定的。班主任张老师又像上次送省丹中录取通知书一样，风风火火地来到我家。张老师的大嗓门几乎把全村人都吸引过来了，他们聚集在我家门前，叽叽喳喳地说笑不停，像遇到了特大喜事一般。
热闹过后，张老师开始指导我如何面试。张老师毕竟是老师，又是丹阳师范民师班的毕业生，这方面很有经验。我心中没底，胆怯而无助地望着张老师。张老师也看看我，笑着说：“别怕，没什么的，面试要得体大方，衣着要整洁，还要会唱几首歌。”
这是一场特殊的面试，因为面试的对象只有我一个。虽然只有一个人，但依然很正规，地点就在一楼的教务处，也是和县招办主任室差不多大的一间屋子，面试桌、评委台……一样不少。一路上的欢笑让我轻松愉悦，但一进临时设立的面试室，充满仪式感的现场还是让我松弛的心又紧张起来，脸也不由自主地涨红了。丹师的包国帧主任笑吟吟地看着我，反复提醒我不必紧张，说面试就是过过堂，语气和张老师差不多，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意外。尽管包主任说得随意，我的脸色还是绷得紧紧的，连呼吸都不顺畅了，回答问题时有许多地方前言不搭后语。等我回答完一些问题，面试老师又要求我唱一首歌。我唱了蒋大为的《牡丹之歌》，这首歌堂姐辅导过我，按说不应该心慌，但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在发抖，歌声也走调，几乎唱成了抖音。
出了面试室，包主任把毛校长、辛主任拽到教务处门前的梧桐树下，咧开嘴笑了，说：“这孩子真幸运，那天下午，刘老太在校长室骂娘，校长才决定把这最后的名额给了你们。这个刘老太，好大的脾气，连校长都让她三分。”
毛校长、辛主任开心地笑了，一个劲儿地感谢着包主任，暗暗为刘老师竖起了大拇指。
消息很快就传到村里，全村沸腾了。晚上，我家低矮的屋子里挤满了人，有的说来沾沾仙气，有的说来看看热闹，还有的说来讨教讨教经验。
几天后，我就接到了那张淡蓝色的丹师录取通知书。我左看右看，通知书上的每个字，每个标点，甚至纸张的每一处纹路，我都看了无数遍，看了个透彻。仿佛我的未来全压在这张薄薄的纸片上了。
大哥准备办酒席宴请老师和亲朋好友，可是囊中羞涩，这可愁煞了他。大哥忍痛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头猪，才算把这场答谢酒席办妥。大哥还想放一场电影来庆贺的，只因囊中羞涩，最后只好作罢。
就这样，在一九八二年那个不寻常的夏天，我幸运地成为本县最后一名“中师生”。也许是录取过程中的种种不易，也许是家庭的特殊原因，我的自卑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压力逐渐演变成动力，更激发了我的不懈努力。中师三年里，我苦读奋练，各项成绩、技能也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获得了学校哲学论文优胜奖、水粉画竞赛三等奖、书法竞赛二等奖、三好学生等十四项奖项，同学们都戏称我是“获奖专业户”。我想，这也许是拜“最后一名”所赐吧。可惜的是，那些获奖的原始证书随着时间流逝、几次搬家，大多散失了，是我一直引以为憾的。
多年以后，与女儿谈起中师生的特殊岁月，女儿很是不解，疑惑地问：“中师生是个什么玩意儿？”
想起三年师范的读书日子，想起长期在乡村小学辛勤耕耘的艰苦岁月，我的心里既酸又甜。我郑重地望一眼女儿，用难得自豪的语气说：“你可别小瞧了中师生，放在几天，大多是考985的料，起码得是211吧？”
作者简介：戴网生，男，1966年1月生，江苏丹阳人，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报告文
学学会会员，镇江市作协会员，镇江市写作学会会员，曾发表过各类作品五十余万字。
邮 箱：dysxdws@163.com
致敬芳华已逝的一代中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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