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斌 ◎ 重审穆旦诗中“我”的现代性与永恒性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引言
自从八十年代以来，穆旦就一直被学界视作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锋和代表，被认为是以T. S.艾略特、W. H. 奥登为首的英美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的继承人。但是，“穆旦——艾略特、奥登——现代主义（理论）——现代性”这条看似顺理成章的脉络现在看来却问题重重。首先，从目前已经发现的传记材料和文本本身的情况来看，穆旦细心学习的远不止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影响穆旦的还包括惠特曼、拜伦、雪莱、布莱克等浪漫派诗人，[1]更包括古希腊哲学、基督教思想等深远的文化源泉，然而这些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的影响源却被所谓“现代主义”论述有意无意抹除了——人们过于急迫地去“现代主义”里寻找认同。其次，大部分所谓“现代主义”/“现代性”理论大都有针对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潜在指向，这些理论一旦放到中国的文化、历史语境下往往格格不入，但我们不要忘记穆旦正是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写作的。再次，穆旦因为其大胆的语言态度在艺术上为中国诗歌引入了很多异质元素，这些元素从中国诗歌角度来看当然是“现代”的，但是若放到整个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则大都古已有之。如是，则所谓穆旦的“现代性”内涵其实落入了它的对立面——“永恒性”——的范畴。在对“现代性”的片面强调中，它几乎已经失去了具体的针对性，变成了一个包罗 “现代”时代的一切品质的宽泛的褒义词。
在被认为是穆旦之“现代性”的突出体现——“我”或者自我认同——这个议题上，上述迷思暴露得尤其明显。在论述穆旦与现代主义诗学的关联的文章中，梁秉钧先生著名的《穆旦与现代的“我”》堪称典范，此文注意到穆旦那些残缺、被动的内在自我的独特性，他认为这表明穆旦是“内省阶段的现代主义作品”，这样的“我”也是其现代性之所在。[2]梁秉钧的分析构架至少从其本身来看显得相当周全，他的分析思路也被其他很多研究者承续了下去，成了穆旦研究中的经典论述。[3]但是，穆旦诗歌之“我”仰仗的资源实际上远远越出所谓的“现代主义”诗学，而直抵西方文化的根源：“两希”文化。穆旦诗歌中的残缺、被动、甚至有罪之“我”的表现深深地根植于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思想对人性的认识——而且直接受到后二者的影响。换言之，被假定为“现代”之“我”的本质实际上大都属于“永恒”之“我”。不考虑这些思想背景，对所谓“现代性”认识必将流于肤浅。我们发现，梁秉钧在运用现代主义/现代性理论分析穆旦之“我”时，由于忽略了他的思想背景和历史语境，处处存在着强解文意、“强文本以就理论”之弊。下面我们先来仔细审查他关于穆旦的“我”的论述，来看其理论与文本存在着怎样的难以缝合之裂缝，然后再思考理解穆旦之“我”需要结合怎样的思想脉络，以及穆旦之“我”的“现代性”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如果说所谓残缺、被动之“我”并非是现代才有的新鲜物事的话。以此为契机，我们再进一步思索“现代性”与“永恒性”或者文化传统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