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专题：瑞典独树一帜的防疫策略背后的法理分析
译者注：在疫情面前，各个国家纷纷表现出了自己平时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位于北欧的瑞典清奇的佛系抗疫画风，则不断为人们所诟病。甚至连美国总统床破公也专门评价了瑞典的防疫措施（见：疫情专题：特朗普批判瑞典抗疫模式，安国师霸气回应：比你们纽约强！）。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瑞典的防疫路线为何会如此的与众不同吧，背后的法理基础和政治考量又是什么。
对此，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法教授Mark Klamberg专门撰文做出了解释。字里行间，透露出了对于瑞典政体若有若无的优越感。
评论者们对瑞典的防疫政策做出了很多解释，比如说政治选择，政客和专家们的关系以及瑞典政府的组织方式、公众对于政府和国家机构的高度信任等等。对此，我有一个另外的解释，即瑞典宪法本身缺乏对于和平时期出现重大危机时政府进入紧急状态的应对机制（仅指和平时期，对于战争时期是有这样的机制的）。
这一点在最近瑞典政府建议将一部分权力从议会移交到政府的事情上表现的尤为明显。而这种权力的转移可能是根据瑞典政府条例（瑞典四个基本法之一）第八章的相关条款做出的，这种权力的授予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国家紧急状态”的作用。
在很多其它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政府已经拥有了这些权力而且他们很多在这次疫情中也使用了这些权力。而与其它国家不同，瑞典政府无法自行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而必须由国会授予政府更多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在瑞典宪法里并不标记为“国家紧急状态”。
首先我们需要清楚，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与很多东西相关，比如说文化、传统和历史。当欧洲大陆的其它国家都经历了战争、革命或者是政治冲突的时候，瑞典并没有如此。瑞典最近卷入的一次战争发生在1814年，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皿煮和社会状态也不是通过革命来引入的。
相反，瑞典的变化是渐进的，通过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包括一点点的扩大选举权来达到全民普选等。这有点像从英格兰到现代英国。当然，英国在18世纪的时候在殖民地实行战时法，但并没有在英国本土实行（译者注：不知道这哥们是否记得克伦威尔的人头被展览了多少年）。
因此，我相信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具有相似历史的瑞典和英国，在新冠病毒疫情面前都显得很迟钝。因为我们并不擅长在本土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而英国在北爱尔兰的以及911事件之后，逐渐变得更加“大陆化”了，而瑞典并没有类似的变化。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瑞典缺乏应对紧急状况的法律工具呢？
不，答案是否定的。尽管瑞典政府不能通过宣布紧急状态来解除某些行政限制，但是从很多成文法中可以找到一些可以用于紧急状态的条款。
比如说，公共秩序法里面，规定了在政府需要的情况下，警察可以限制集会的权力。这个权力已经被应用于应用新冠病毒疫情了，即此前限制集会人数的命令，先是限制到500人，然后又限制为50人。
规划与建筑法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对于建筑的质量要求可以放宽：比如说自然灾害、过多的难民涌入（这是2015年难民大规模涌入之后地方不够住后修改的）以及战争状态等。目前政府已经提了一个修正案，以便在传染性疾病条件下也可以放宽建筑质量要求（译者注：中国的火神山雷神山在瑞典现在法律框架下属于违建），该修正案将于5月1日生效。
传染病防治法里允许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对民众进行强制隔离、强制检测、关闭一些特定建筑甚至是封锁等，以便能够防止危险疾病的传播。
在其它国家，在政府宣布处于紧急状态之后，政府就拥有了这些权力，能够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而在瑞典，这些权力无需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就可以依据这些法律条款采取措施。
这样做的理念和好处是瑞典的政府和国家机构仅被授予有限的、分散在不同领域内的权力，以便使政府无法绕过国家而滥用权力。换句话说，瑞典选择了一条法治的道路，而不是在紧急状态下政府能够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
这样的道路，风险在于要求国会在制定每个法律的时候都要考虑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从而规定相应的措施。而如果出现了成文法没有规定的情况的话，那么就需要国会在危机期间修改法规，因为政府没有这个权力。
这也是瑞典国会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已经修改，或者是即将修改了教育法（允许关闭学校）、规划与建筑法（允许建筑被用作其它用途以及清除建设新建筑或拆毁建筑的障碍）、和疾病防控法（允许关闭餐馆、酒吧、夜店和健身房等）。
有些人可能会问，在疫情期间把生活在瑞典不同地区的国会议员召集到一起是不是不明智的行为？这个问题已经在瑞典的各政党之间达成了一致，大家决定目前瑞典通过法律修正案所需要的议员数由原来的349名降为55名。
而这55名议员中也要考虑到各政党比例，执政党和反对党。这个系统通常是用来解决如果某些议员生病的情况的问题的。因此，疫情期间只有55名议员参加投票，其它的议员都算是“替补”。
这55位出席的议员都很年轻，不属于高危人群范围之内，而且都常年住在斯德哥尔摩，包括周末，以防止疫情扩散到其他的城市（斯德哥尔摩目前是瑞典疫情的中心）。
在此次疫情期间，我个人曾经有过顾虑，认为瑞典是不是应该在宪法中增加在和平时期宣布处于紧急状态的条款。
但是政府和国会已经决定将自己置于宪法限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可以修改成文法以适应应对疫情所须的措施。而我也并不是一个传染病学专家，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些措施是不是足够充分（编者注：这意味着如果还需要其它措施的话，可能还要先修法）。
无论瑞典应对疫情的道路是对还是错，我认为这都与瑞典宪法本身或者是和平时期缺乏的紧急权力无关。政府选择的抗疫模式是完全根据公共卫生局的评估和建议来的。而这条道路的选择是瑞典的政治、甚至是历史、传统以及文化共同决定的。
参考新闻：
https://www.thelocal.se/20200409/analysis-swedens-coronavirus-strategy-is-a-matter-of-policy-history-tradition-and-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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