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熟蒂落》中的乡村现实：朝下的生活重力与向上的生命力
作者：lou
编辑：小nine
立冬以后，天气转凉，一茬作物刚收完，剩下的黄褐色将三秦的土地整个覆盖，一群人却比农收时更加繁忙，一刻不敢耽搁，花被褥裹大棉衣，带着一车家当就在离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安营扎寨，而旁边的火车道正在鸣笛作响。
很快，因为严寒变得光秃秃的辽阔土地上，先是断断续续地冒起简易“帐篷”，然后大片白色像还冒着热气的馒头被摆在田野的炕头，远远望去，重重叠叠，晕染开来。这些迁徙的候鸟是重泉村种西瓜的瓜农，而让群山为伴的雪白景色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西瓜大棚。
纪录片《瓜熟蒂落》于农民丰收节期间，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CCTV-17播出，聚焦陕西重泉村中几户个性不同、性格鲜明的瓜农，历时16个月驻村拍摄，采用陕西方言的旁白，选取秦腔“眉户”三弦以及改编的陕西民谣作为配乐，被称为首部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瓜熟蒂落》在2021新鲜提案·黎里真实影像大会上荣获“系列片最佳提案”，并入围2020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国故事”提案。
记录与纪实之间的说书人
《瓜熟蒂落》一开场就是字幕说明，画面左上角写着：“我是本片导演宋满朝，团队历时16个月的蹲守，纪录了北方农村一帮种瓜人的家长里短，我把他们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这一句话里埋藏着叙事的诸多钩子，“纪录”指向“纪实”和“记录”两个维度，或者说居于真实和现实之间，既非用纪实手法和虚构剧情去抵达隐藏在生活表象背后的真理，也不是为素材所役的鹦鹉学舌，而是说书人一般，以第三人称视角，半评价、半对话式切入对象生活，整部纪录片的核心不过是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故事不同于昙花一现，依附于瞬间的消息。故事不耗散经验，而是保持并凝聚其活力，犹如一粒埋藏土地的谷物种子，时过境迁也保持生根发芽的潜力。纪录片《瓜熟蒂落》所要做的，就是用影像的磷火引发故事的能量。
故事的舞台在陕西省蒲城县，小县城不出名却地处中国心脏地带。这里搭建了覆盖全国主要城市信号的北京授时中心。不过，对于蒲城县重泉村的村民来说，时间的刻度和空间的感知来自当地另一特产——重泉西瓜。西瓜是岁月朝村民扬起的马鞭，选地，育苗，移栽，防病害，种植的每个环节不能有分毫差错，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才能酿出期盼已久的甜。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开场就是三弦配秦腔，“太阳出来瓜果香，务西瓜为给我娃娶婆娘”，然后在一段陕西方言的旁白中，主人公们的故事被娓娓道来。
《瓜熟蒂落》继承了以往农村纪录片聚焦典型人物的创作手法，选取三个风格不同的瓜农家庭作为对照：想通过在农村建冷库自主创业的梁斌，借早种早收领跑丰收的强强，时运不佳也注意让土地休息的梁学军。他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上演十八般神通，与瓜同住同睡，为瓜遮风挡雨，起早摸黑，和地里的西瓜一起与土地蔓延缠绕。瓜农的生活形式和生命经验像果实和果皮一样结合成一体。
随着瓜农遇到的种种困难，各路人马在纪录片里轮番登场，担心脱贫农民返贫而着急的村干部、间或出现的农业专家、深陷城市房价的外出年轻人、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孩童，地里的一个个西瓜背后是庞大的行动网络。作为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瓜熟蒂落》拍出了每一次危机来临时的全体“动员”感，让“乡村振兴”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展示了它实际上是生产技术与包含生产关系的一切社会关系的集合。这也是纪录片珍贵的现实主义品格。
农村的引力与生命力
《瓜熟蒂落》中有两种现实。其一是与乡村振兴有关的现实，例如干部扶贫、农民创业、专家指导、农业保险等，它们总是伴随着顺畅欢快的配乐出现，彰显着乡村建设在开放性和差异性中的新可能。其二是与乡村振兴无关的现实，例如瓜农在短视频平台抒发的郁闷与喜庆，村支书面对联合经营公司人去楼空的措手不及和无奈，瓜农每次遭受打击的无言与沉默。这些断裂与停滞，是社会与个人在某一时刻触碰的真实，也是纪录片需要保卫的空间和场所。
当纪录片试图捕捉瓜农身上的生活经验时，首先攫住观众的是第二种现实，也就是生存自身。即使技术的更迭为瓜农带来了更多可能性，但四季照常流转，昼夜仍准时降落，雨露也自有流向。“不违农时”这条简单的法则持续地发挥着作用，牵引着瓜农的生活。自然于万物生命意味着塑造力，瓜农的悲喜如天气，来去都快，其内在的关联、流动和节奏在每一次劳作中生长。纪录片的动人时刻就是由这些生活环境引发的情绪所建立的意义关联，它们像旧床套蒙在生活表面，用局部包容世界。
在面对感性材料的异质性时，如何通过叙事技巧与影响修辞讲述农民的经验、意识、形象，既要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念，又要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严肃与幽默，是《瓜熟蒂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大多数主旋律纪录片中，影像纪录是被吹大的气球，体积越大，覆盖其表面的图画——大众形象——在扩展中越是被模糊地显示出来。整体的扩大有时并非对生活经验的强调，而是如汪洋大海将细节淹没。
大段解说配合画面的展示对于《瓜熟蒂落》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毕竟，纪录片的叙述不是生产一种理性的解释或说明，而是要在不同声音的交响中编织复杂的叠奏，用影像作为记忆的载体去暂存事件的融惯性与强度。好在说书人讲故事式半调侃半关切的旁白和方言的语调，调和了大段解说的说教感，不至于让纪录沦为表述的附加物。
面对乡村振兴的命题，如何呈现生活肌理，通过个人去谈历史，而非仅仅停留在对历史的单一求证与表述，是《瓜熟蒂落》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因为农民的存在和存在感带来的问题总是太容易滑入“命”的怪圈，要知天命，要安于命。这种普遍性意义的赋予,某种程度上是认识论层面上根深蒂固的不愿去直面某种社会根源的态度。
在这一个春夏秋冬对时空变化的追踪中，感官体验及其引起的感情让生活流动起来：强强媳妇金红能为儿子置办新房时罕见地打扮了一番的雀跃，突如其来的疫情不如春节后的寒流来袭更让种瓜人恐惧，老父亲得知儿子瓜地受损缓慢取出养老金拿出几百元时的郑重。纪录片用细节穿透冷空气、灰尘和四季，打碎固化的意义，摇晃了农村纪录片里常见的“苦难”修辞。对于种瓜人而言，“等到瓜熟蒂落的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打开记录农村的不同方式
纪录片作为当代生活经验的博物馆，给予观看者更多可能去想象生命的不同生活形式。将镜头对准农村的纪录片就像它注视的这片土地一般，在侵蚀、破碎、风化和沉淀的地质时间里，沉默而坚韧地孕育着时空的痕迹。
在二十世纪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农民群体和乡村风土凭借其主动性和内在力量一直是艺术工作者的重心所在。目光向外，可见泰戈尔在乡村建立的和平国际大学与日本的民艺运动等乡村实践；转身朝内，可见从民国的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卢作孚、陶行知等人到当代贺雪峰、左靖等学者和艺术策展人推动的乡村建设工作。这些围绕农村题材的感性实践无一例外，都在呼唤纪实性。
正是这份纪实性让农村与影像在纪录片中实现了共振。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金陵大学教师孙明经曾在中国发起一场类似英国纪录片运动的教育电影运动，并将自己制作的一部幻灯卷片作为新学科的开始，名字是“地方影像学之民俗视觉记录举例”。孙明经早期拍摄的电影，例如《农人之春》、《乡村建设》、《自贡井盐》、《日食》等，大多是普及生活知识、介绍中国特产、记录中国手工艺状况和科学考察成果的科学教育电影。影像在孙明经手中既是记录和传播文化的媒介，也是教育和建设的利器。
朝向农村的纪录片发展至今，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偏向独立制作的文献影像，例如毛晨雨拍摄湖南老家风土的“稻电影”和吴文光让村民自己拍摄自己生活的“村民影像计划”，他们推动着新的公共空间和文化共同体形成。另一类则常见于注重启蒙教育，尤其是科普教育的电视栏目。
相比前一类，科普教育类的纪录片带有浓厚的电视纪录片特色，例如带有大段旁白的声画一体、注重故事情节性的影像叙事和偏向符号化的人物刻画。这类纪录片同样是极具价值的，一方面，它们位于自孙明经等早期电影人开创的纪录电影脉络，是记载当代农村生活的影像记忆；另一方面，纪录片靠拢非虚构和记录的方式是澄明的严肃，而非搅浑水的暧昧，符号既能承载作者对现实的理解，也凭借凝练的概括和寓言的延展开启观众对现实的理解。
《瓜熟蒂落》借自然的隐喻，没有让农民在一个看似客观的社会里担任和扮演受难者的角色，而是将纪录的行动埋藏在对世界的感知和反应里。拍摄者不是在观念、主题和态度上与被拍摄的生产者团结在一起，而是根据在生产中保持与实践的联系和对实践的真切领会，通过对自己活动的陈述来确定纪录的使命，在诙谐的故事讲述中突破认知匮乏。它的优点是对生存重力和生活力量的修营，是对时空迁徙及其引发的抒情言志的雕刻。当然，如何更加深入的介入现实，用对现实的虚构与描述去抵达对现实的理解和解释，还需要此后更多作品去探索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