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汉川汉阳两县的宗族械斗
汉川、汉阳两县，地域交界，口音接近，自古以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可谓是一对千年的兄弟县。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改汉阳军为汉阳府，隶湖广行中书省。汉阳府辖汉阳、汉川二县。清康熙三年（1664）湖广分治，汉阳府隶湖北布政使司，仍辖汉阳、汉川二县。清雍正七年（1729），将孝感县（原隶德安府）、黄陂县（原隶黄州府）划入汉阳府管辖，乾隆二十八年（1763）又将沔阳州（原隶安陆府）划入汉阳府管辖，汉阳府下辖各地的排位依此是，汉阳县、汉川县、孝感县、黄陂县、沔阳州。
元代、明代的汉阳府图。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废府存县，废汉阳府，汉阳县、汉川县的建制不变，但两县的共同上级机构，已经是湖北省政府。也就是说，两县政府之间的矛盾，需要的省里解决，需要复杂的程序与漫长的时间。因而，民间往往会采用武力解决争端，导致宗族之间械斗频繁发生。
两县人民可谓一衣带水、唇齿相依，但在民国时期，土地私有化，且大宗土地集中在以地主、富农为代表的宗族势力手上，因田界水系等纠纷不断，导致两地的宗族械斗屡见不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由于传统封建思想主导，加之时局变化战事频繁，宗族势力不断加强，两县有极个别宗族间的械斗，升级到了文斗与武斗结合，一边动刀枪火拼，一边花钱打官司。
民国时期，汉川县与汉阳县两地居民沿袭早先习俗，人们挽草为标，划地为界，选择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避风向阳之处，扎下了根。争夺地盘的过程中，难免出现武力冲突。因此，尚武精神在两地十分突出。据清代同治《汉川县志》说，清初至同治年间，汉川县就有武进士12人，武举人55人，武秀才多人。
近年，笔者见过一份由汉川、汉阳（今武汉市蔡甸区）两地领导签署勘界文书。两地接壤，自武汉市东西湖区新沟镇汉江中心分界为起点，西至汉川、仙桃、蔡甸交汇处收尾，水陆犬牙交错，竟然长达一百五十多公里。两地交集甚多，导致容易产生矛盾，而且矛盾点多，战线可以随意拉长。再则，依据两地风俗，逢年过节划彩船、玩狮子、舞龙灯，喜欢斗文斗武，在封建宗族势力影响下，特别是尚武之风非常容易走入歧途。
汉川县在汉江头，汉阳县在汉江尾。
汉川、汉阳两县，山系相同，水系相通，民国时期均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因而容易产生矛盾，这些纠纷又难以及时调和，日积月累，便转化成地域性、宗族性的矛盾。上世纪30年代初，汉阳、汉川两县有一争讼，事起于西湖堤修堤民工的争执。南屏院西湖堤位于汉阳县境内。但这里是汉川县南河地区的出水口，因此，这一带堤防与涵闸由汉川县负责组织施工，两县以及外地都有一部分农民在此打工。工棚相连的民工因口角导致械斗，外地民工（他们是汉川县雇的外地人）被当地民工打伤了几人，于是伤者到汉川县存案。为了处理此案，汉阳县的国民党清乡团团董、前清秀才万某坐轿来到汉川。他在县衙大堂上指着门外的一口水塘说，谁能用钱填满这口水塘，官司就胜了。对方只是一些出苦力的农民，怎能与他抗衡，只好放弃赔偿。官司不了了之。两县械斗，官司打了几年，毫无结果。因为两边都有后台。一边有人在县政府为官，另一边则有当地著名乡绅支撑，双方各施解数，包括银两，县府只能让其拖下去。
事实上，械斗双方因居住接近，亲戚关系总是相当繁杂的，甚至直系血亲也相当多。对阵时，亲朋好友相遇是无可避免的。按宗族规矩，一旦与外族械斗，凡族中成年男子，任何人不得缺席，否则族规会先进行清理门户。有的宗族为检验某人是否忠于本族，竟有意安排其与自己的亲戚对阵。表兄弟之间、舅甥之间、姑父内侄之间、姨父姨侄之间，乃至翁婿之间，刀枪相逼，血洒当场，几乎每阵都有，造成无数人伦惨剧。
也是在同一时期，汉川旧港（今汉川市马口镇管辖）张姓与汉阳横山朱姓，为一藕湖起争议，张姓杀了朱姓的两个人，并藏尸湖底。朱姓发现后怒极，两姓组织大规模械斗。械斗之前，双方如打仗一般排兵布阵，均做了战前动员，设定作战计划。这一场械斗中，就有翁婿对阵，并造成一死一伤。
上述张朱二姓械斗中，朱姓有两兄弟武功极高，直冲前阵，杀死张姓中最孔武有力的两大汉。此后二朱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恍惚，总想起战场上血淋淋的场景。这年春节清晨，朱家按风俗早起出行（早起敬神开门放鞭炮纳福）。朱氏兄弟一开门，就见张氏二大汉血淋淋站在大门口。两朱二话不说，抄起刀枪出门冲杀，却扑的一跤跌在了门外。两朱于是卧床不起，不久离开人世。世界上本没有鬼，朱氏兄弟的见鬼，无非是他们长期的心理压力造成的幻觉，这就是悲剧之所在。
汉川、汉阳两县交界的黄龙湖。
械斗直接影响到地方安宁，民国时期的汉川、汉阳两县，均有宗族配备土铳、排铳。每次械斗，从准备到实施直到收拾残局，村民停止劳作，操练演习，甚至不顾农忙收割；械斗前的挑衅，往往以破坏水渠、青苗、牲畜开始；双方会事先确定械斗战场，械斗战场都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场地与场所；械斗后人员伤残死亡，又哪里顾得上生产。这种械斗的发生，甚至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
前述水利工地械斗中，汉川、汉阳两县各有李姓、刘姓领头武师，两人本是极要好的朋友，相互间极敬重。平时在一起切磋武学，评判乡情；或呼朋引类，酒馆豪饮。但上阵后，两人都不含糊，拼命把对方往死里整，刘某在这次械斗中身受重伤。事后，人们看到他们二人在镇上携手同进酒馆，不知他们又是作何想，估计是一种“在家为家”的思想作祟吧。
今天，有人分析认为，当时的宗族间的械斗，宗族势力则成为最大的受益者。本来，即便是同一家族，其内部总是有着多方面的矛盾的。然而，通过宗族械斗，宗族矛盾被放大，其他矛盾都被弱化了，甚至被淡忘了。胜者宗族势力自然被强化，败者宗族要复仇，更要加强宗族战斗力的储备，重男轻女思想更加严重。经过械斗，个体家庭增加了对宗族的依赖性，宗族也就更加巩固了它在农民中的权威。
如今，原汉阳县早已被切割成几块，武汉市的蔡甸区、汉阳区、汉南区、沌口开发区都是原汉阳县的土地。另外，原汉阳县还为武汉市东西湖区贡献了大部分土地与原住居民。原汉川县，则被原汉阳府底下的小兄弟孝感县（解放后升级为孝感地区，后改为地级市）管辖。解放初，武汉市东西湖区围垦，也拿走了汉川县的四个小乡。汉阳、汉川这对千年兄弟县，似乎越来越远。
总之，宗族械斗给当时社会留下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也是今天我们一段不可忘却的特殊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