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馬義德丨俄藏列昂季耶夫斯基中譯本《羅西亞國史》考述
注：此文原刊於《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十輯（2020年，第460-477頁），此爲作者word版，引用請以該刊爲准。感謝張雲、馬義德老師授權發佈！
張 雲 馬義德
摘要：俄羅斯歷史學家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部分內容，由列昂及耶夫斯在北京譯爲中文，目前所存的八部寫本，分别藏於俄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俄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俄國家圖書館手稿部。本文對重點分析這八部寫本之間的異同及改書的翻譯情況。
1803年，俄羅斯著名的歷史學家卡拉姆津被沙皇亞曆山大一世任命爲宫廷歷史學家[1]，他隨即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俄羅斯國家史》的撰寫中。遺憾的是，一直在他臨終前（1826年），這部著作仍然没有完成。在卡拉姆津生前，是書前十一卷，在1816至1817年（前八卷）、1821年（第九卷）、1824年（第十、十一卷）相繼出版，最後一卷即第十二卷則在1829年由他的學生整理出版。1821年，當卡拉姆津還在撰寫國史的時候，一名叫列昂季耶夫斯基的年輕人則帶著《俄羅斯國家史》的前八卷，踏上了遠去東方的征程。在北京生活的幾年間，他嘗試著將《俄羅斯國家史》翻譯成中文。今天，俄羅斯聖彼得堡三大館藏漢籍文獻的機構：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以下簡稱“東方所”）、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以下簡稱“聖大”）、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國圖”），都收藏有列昂季耶夫斯基的中文譯本《羅西亞國史》，但遍尋海內外其他館藏，則未見著録。當前，我們可以看到對《羅西亞國史》的一些研究文章，而對這部作品的版本、文字內容的差異等，尚未見相關研究成果。筆者通過全面調查及細緻分析，在此對這部作品進行較爲詳細的揭示。
一、譯者列昂季耶夫斯基
薩哈爾·費多洛維奇·列昂季耶夫斯基（ЛеонтьевскийЗахар Фёдорович）[2]，俄羅斯19世紀著名的漢學家、翻譯家。1799年1月15日，出生在距離莫斯科不遠的雅羅斯拉夫爾城市，父親是公證員。1816年，列昂季耶夫斯基以優異成績中學畢業，隨即被推薦到聖彼得堡大學數學系深造，但他本人卻對繪畫與外語情有獨鍾。或許正因如此，在二年級的時候，當俄國政府招募第十届駐北京傳教團成員時，他隨即提交了申請，並最終通過。
自1821年一直到1831年的十年間，列昂季耶夫斯基一直待在北京。期間，他努力學習漢、滿、藏、蒙古等語言，研究中國歷史、地理、習俗等。同時，他還爲傳道團圖書館、科學院、外交部以及俄著名的東方文獻收藏家希林格（Шиллинг фон Капштадт,1786—1837）購買了不少中國圖書。在北京的這段生活，他都有詳細的日記記録下來。日記現藏在東方文獻研究所，殘缺，僅存480餘頁[3]。
從北京回國後，列昂季耶夫斯基長期就職於俄外交部亞洲司，主要從事翻譯的工作。期間一段時間，他還爲俄美公司教授職員漢學。1866年，他從亞洲司退休，兩年後，回到故鄉雅羅斯拉夫爾居住。退休後的列昂季耶夫斯基靠著國家提供的1000銀盧布過著拮据的生活。他和妻子育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由於兒子相繼因病早逝，沉重的打擊也使妻子離開了人世。這些，也給列昂季耶夫斯基晚年帶來巨大的悲傷，他在忍受親人離世的同時，還要時時接濟住在聖彼得堡的女兒。1874年7月21日，列昂季耶夫斯基逝世。
1831年，回國不久，列昂季耶夫斯基就在聖彼得堡瓦西里耶夫斯基島開了俄羅斯最早的中國文化私人博物館[4]，主要展示他在中國收集的一些物品：包括繪畫、地圖、衣冠、鞋子、首飾、日用品、書籍等等。《北方蜜蜂》雜誌的記者1832年8月參觀了他的博物館，進行過三次報導[5]。據報導，當年列昂季耶夫斯基的繪畫收藏包括描繪道光帝、孝穆成皇后、道光帝的母親、兒子、寵妃五幅水彩畫。那些畫非常難得，因爲這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冒著生命危險花了五年的時間才説服一位見過皇家的畫家幫他繪製的。1837年他把這些畫通過外交部部長卡爾·內斯爾羅德（Нессельроде Карл）贈給沙皇尼古拉一世，獲得賞賜兩千紙幣盧布[6]，這些畫目前藏在冬宫博物館。列昂季耶夫斯基私人博物館1868年關閉。當年他將其收藏的一部分紙質資料賣給沙皇公共圖書館（即今天的俄羅斯國家圖書館）[7]，將其個人漢籍收藏捐給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8]，將其文物賣給彼得大帝國家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9]。
列昂季耶夫斯基對俄羅斯的東方學，特别是漢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先後在俄羅斯眾多刊物、雜誌上發表了三百多篇關於中國的文章、信件、歷史作品的翻譯等。1820年，他模仿中國史書列傳的形式編寫了《對中國大臣的描述》一書，介紹了清朝二十位大臣的生平。他還編纂了當時最全面的漢滿俄對照詞典，這部詞典有十五册三千五百頁，目前藏在東方文獻研究所，至今仍爲研究滿文學者的重要工具書之一。1850年，列昂季耶夫斯基還與沙皇公共圖書館合作，編寫了該館館藏漢籍目録[10]。
列昂季耶夫斯基也是一位優秀的翻譯家，他酷愛中國文化，將很多中文典籍翻譯成俄文，1835年。由他翻譯的《西遊記》在聖彼得堡出版[11]，這是該書最早的俄文譯本。此外，他還翻譯了《示我周行》《西域聞見録》《恰圖志》等中國經濟地理方面的書。而《羅西亞國史》則是他從事俄文漢譯的一次偉大嘗試。
二、《羅西亞國史》八部寫本的關係及差異
（一）《羅西亞國史》版本概況
1968年，蘇聯漢學家别什季奇和齊一得在《亞非民族》雜誌上發表了題爲《卡拉姆津漢語版〈俄羅斯國家史〉》一文[12]，詳細介紹了蘇聯各圖書館發現的譯著手稿，其中一份爲草稿，藏於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即今聖大東方系圖書館），另外6份謄清稿分别藏於列大東方系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和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手稿部（即今東方所）。2016年，聖彼得堡大學薩莫伊洛夫教授發表一篇文章提到藏在東方系圖書館另外一部謄清稿[13]。這些學者的研究，對我們理解《羅西亞國史》基本信息提供了幫助。但這八部寫本之間的聯繫與特點等問題，尚值得進一步的探討。目前所知，俄藏《羅西亞國史》的數量即上所言的8部，其中，聖大東方系藏有3部（索書號爲：xyl.F-60、xyl.1062、xyl.2565），東方文獻研究所藏有4部（索書號爲：M30、C85、C86、C87），國家圖書館藏1部（索書號爲：Dorn 745）。《羅西亞國史》共9卷，每部書共9册，每册爲1卷，現將八部寫本的基本版本信息列表如下[14]：
通過這些行款信息，可以看出：《國史》M30與xyl.F-60在大小上更爲接近，比其他寫本開本明顯大的多。而《國史》C85、C86、C87、Dorn745、xyl.1062、xyl.2565，板框、書的大小基本一致，行款也基本相同（其中，Dorn745《國史》的册一與xyl.2565《國史》的册二、册三行款相同，異於其他諸册），較之前二者，開本較小。再看諸本每卷的頁數，如表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以下差異：
1.册一有表文的只有xyl.F-60與Dorn745《國史》兩部。且前者尚有滿文的表文。
2.大本《國史》xyl.F-60與M30頁數基本相同，相差較大的是第八册，有九頁之多。
3.小本《國史》xyl.2565、xyl.1062、C85、C86、C87、Dorn745之間多數册的頁碼相同。相差較大的是xyl.2565《國史》册二、册三與其它五部，Dorn745《國史》册一與其它五部相差亦甚大。
我們再對文字內容進行逐册比對，發現以下異同：
1.册一序文與卷1內容，Dorn745《國史》明顯與其它書內容有異，餘7部書內容相同。
2.册二卷2內容，xyl.2565《國史》明顯與其他書內容有異，餘7部書內容相同。
3.册三卷3內容，xyl.2565《國史》明顯與其他書內容有異，餘7部書內容相同。
4.册四至册八，卷4至8，所見各部書內容相同。
5.册九卷9各部書基本相同，唯一區别體現在結尾上，其中xyl.F-60與M30《國史》
結尾相同，剩餘五部結尾相同，如表：
比對可知，前兩部書的結尾比後五部書的結尾尚多有一頁餘的內容，後者“隕”字後，應接“亡者眾”等四百一十多個字，一直到“尚其亦如斯云”止。
同樣是列昂季耶夫斯基的譯文，幾部作品之間的版本特點及內容上的差異，是我們下面
論述的重點。
（二）xyl.F-60《國史》是其他諸本的稿本
據上可知，聖大xyl.F-60《國史》前八册開本甚大，紙張精良，顯示了其獨特性。同時，該書有少量朱筆及大量墨筆批改的痕跡，或删、或增、或乙，表明這部稿子在完成之後，又經過了認真的修潤。這些旁批側改的內容，在其他諸本中，則乾淨地寫入了正文。我們以開本一致的東方所M30《國史》爲比較對象，對册一的內容進行比對，即可發現此種情況，試舉一例。
聖大xyl.F-60《國史》序文：“多納帝之即位時，羅西亞人眾阻撓，不欲與元他塔爾汗輸納，如諾窩國啰德國。……嗣君未即位之頃，民之若何安堵，如哦咧果攝政王於義果爾帝子之時。”（序文3b）
這段話改動之處有：
1.朱筆點去“與元”二字，於“輸納”後補上“於元”。
2.墨筆圈去“他塔爾汗”四字。
3.“窩國”中“國”字圈去，旁改爲“果”，並乙於“窩”字前。
4.“攝政王”乙於“哦咧果”之前，“帝”乙於“義果爾”之前。
再看東方所M30《國史》，與xyl.F-60《國史》改動之後的內容基本一致（只有一處“果”字未乙於“窩”前）。如圖所示：
比對其他版本，情況基本相同。因此，我們也可以説，聖大xyl.F-60《國史》爲稿本，其他幾部內容相同的書爲清本。
（三）Dorn745《國史》卷1與xyl.2565《國史》卷2、3爲别於它本的同一版本
國圖Dorn745《國史》卷1與聖大xyl.2565《國史》卷2、3不僅頁數上與其他寫本不一，在文字上與它本也差異甚大。通過筆跡的比對，以及內容的考察，可以判定爲同一個版本，且與其它諸本存在較大差異。這三册書叙述更加簡約，綫索更加清晰，內容連貫性更强。與其它叙述相同內容的《國史》比較，約而言之，二者差異有：
1.Dorn745《國史》卷1內容，相當於其他諸本卷1及卷2部分內容，與xyl.2565《國史》册2內容承接。xyl.2565《國史》卷3內容與其它諸本卷3內容一致。
2.其他諸本中有多處詳細甚至有些蕪雜的內容，此三册中無。以xyl.F-60與Dorn745《國史》爲例，如卷1開端，叙述起源，Dorn745《國史》言：“我朝開國，以迄於今，億萬斯年，籍其地，始爲野人盤居，後有克滅立人居住其地，築其城曰哦納城。其城上常有雲覆，恒無日光，其民風好文不武。後與斯克福人戰，爲斯克福人破之，而其地遂爲斯克福所居。”（1a）xyl.F-60《國史》叙述時，至“其城之上有雲覆，毫無日光，雖晝似夜”後尚有一段文字：“此言略無實據，但其處海爲黑海，二千三百餘年之先，前經革咧奇亞造俄勒魏亞城於黑海之岸，起自德乜坡爾江，入於海，通共盡八十里而遥。城民富户，喜讀帕拉脱納士之書，而出戰之時，亦好吟誦果滅爾士之詩。帕納替喀瞥亞、發納果哩亞二城，舊爲富强窩索坡爾國之京。其國之革羅多特士所記，羅西亞國南方，始有居人，梗概如此。今時和爾索納、耶喀帖哩諾薩拉福二省之處，古時蓋爲克滅唎人所居。迨後，其人乃被斯克弗逐出於本地之外。”（1a—b）這一段文字，在Dorn745《國史》中只用“其民風好文不武”一句話概括了，接下便開始對斯克福人的介紹。在xyl.F-60《國史》中，叙述斯克福人伊始，即用一頁的篇幅旁涉周邊的塔窩哩人、阿噶斐亦爾斯人、也窩哩人、阿納多啰發革人、滅拉乜和咧尼人、薩拉瑪特人、布第呢、草羅呢、義爾可、斐薩革提、阿噶哩配亦、義歇多呢、瑪薩革替等人，閲讀甚不連貫，在Dorn745《國史》中没有這些內容。
3.一些相同事件的叙述，三册也有詳於xyl.F-60《國史》的地方，且更具有故事性。比如在“降生五百八十五年”時間段，阿挖裏大將巴楊罕與革咧奇亞交戰，部分薩拉漥乜人不願隨巴楊罕作戰，xyl.F-60《國史》卷1言：“革咧奇亞作史者曰：吾本處曾俘三人，無帶軍器，惟攜有琴。帝問何故，答云'吾外人，本處名薩拉窪乜，在於西海岸極邊居住。汗巴楊送禮於吾耆老，令吾兵丁隨伊與革咧奇亞國交戰。耆老收禮，而遣吾與汗送信。緣吾居處相隔甚遠，斷不能發兵佐汗。吾之所行路程，約十五閲月。其汗並不揆度事理，而不准歸回。兹聞革咧奇亞國素有收䘏外人之名，故吾三人至發拉克亞國。向不能用軍器，惟解彈琴。因吾敝處無鐵，不知戰陣，唯喜音樂，並好潔淨居處’等語。帝奇其人，身高矯捷，且極誠實。乃令給與飯食，而送回本處。”（9a—b）而Dorn745《國史》卷1中，則安排了革咧奇亞帝與三人多次問答：“革咧奇亞帝召問之，答云：'草莽之臣，薩拉漥乜，西河鄙人也。巴楊罕致書於吾主，令吾兵攻帝之前，伊兵攻帝之後。吾主雖非帝屬，然素日慕帝德化，又與帝無隙，故使臣等三人面見巴楊罕，言吾處相隔甚遠，不能從命。況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革咧奇亞帝曰：'爾等所攜何物？’曰：'所攜者，琴也。’帝曰：'琴者，雅樂也。焚香獨坐於一室，操之斯得其趣。今爲行人，何趣之有？’答曰：'琴者，禁也。所以禁人之心妄思，意妄動也。臣等恐耳聞目見之中，心有隨之而去者，故攜琴以識其不忘禁也。’革咧奇亞帝奇其人，乃與之飲食而釋放之。”（12a—b）相較而言，後者叙述更加的生動。
4.也有少數內容此三册有但xyl.F-60《國史》無。較爲突出的一個情節是卷1描寫斯克弗王被密提里大克王戰敗後復仇的故事。Dorn745《國史》中描寫的甚爲精彩：“斯克福君雜於軍卒之中，逃往江東先陵之上。後數年，密提里大克被發拉克亞、瑪克多納、革咧奇亞三國之兵前後攻擊，首尾不能相顧，大敗逃於江上，覓舟渡江。忽有數隻大船，自江東飛奔而來。密提里大克王招之曰：'舟子渡我過江，我有重賞。’舟人將舟攏岸，王與數人盡皆上船，忽一聲號，將王與兵將盡皆拿下。蓋斯克福君知三國之兵與密提里大克戰，知密提里大克王必敗走江上，故於江東岸駕舟侯之。……（斯克福君）重整基業，遂更羅西亞國，而稱王號焉。”（2b—3a）xyl.F-60《國史》此處只用“密提哩達特亦與斯克弗交戰”一句話便把事件交待了過去。
5.對同一事件的叙述，二者有不盡相同的地方。如在“降生五百餘年之後”的時間段上，寫到土爾克人侵伐俄果哩，後者變更其名爲阿挖哩，而附於革咧奇亞事。xyl.F-60《國史》卷1言：“遣使於革咧奇亞國帝，其使人中之爲首者，見帝由西替尼昂云：'吾阿挖哩，最有勇戰之名，不可取勝。今欲與帝和睦，請帝給與俸禄及一切供用，並給善地，以爲棲止。’帝不得已允其請，即依給付。”（7a-b）而在Dorn745《國史》中則言：“遣使至革咧奇亞曰：'吾阿挖里人，皆善戰之士。然兵凶戰危，實非所願，無何相約數千人來投君國。聞君行聖人之政，願入版圖而爲氓。’革咧奇亞之君喜納之。”（6b）一是使者的言語咄咄逼人，革咧奇亞帝不得已而爲之；一是使者言語謙順，革咧奇亞帝喜而納之。
6.xyl.F-60《國史》中大量徵引其他著作，而在Dorn745《國史》卷1中則或者未之采用，或者經過進一步加工融入進自己的叙述。如xyl.F-60《國史》卷1中會出現“俄第歇亞詩云”、“革咧多特士曰”、“革咧奇亞作史者曰”、“聖人乜斯脱爾曰”、“眾作史者曰”，甚至作者現身説法：“惟是薩拉漥乜各處名目過繁，吾譯時恐讀者憚其贅瑣，是以略具梗概，未及一一叙其部落，兹欲止寫其風俗。”（11a）這在Dorn745《國史》卷1中也是見不到的。
當然，Dorn745《國史》卷1有時也會省略一些頗有價值的內容，比如薩拉漥乜人風俗的描寫，較之xyl.F-60《國史》，又進行了大量删減。如薩拉漥乜人對十二月的獨特稱呼，有著不同的意義，xyl.F-60《國史》中言：“十二月爲一年，各月有别名。正月曰坡囉西乜次，乃是月天色藍；二月曰歇承；三月曰素活亦，謂天氣乾也；四月曰别咧索索拉，乃樺木之灰；五月曰塔拉窩尼亦，乃是月草茁壯；六月曰窩索克，乃是月日高起；七月曰車爾文，乃是月果成紅（筆者案：“月”字原無，據文意補。）；八月曰薩咧窩，乃是月電而無雷。九月曰路思，謂雨澤也；十月曰里素脱帕德，謂木葉蘀也。十一月曰鼓路登，謂雨雪也；十二月曰索土德乃，因其堅冰凍。”（14a—b）而Dorn745《國史》卷1並未指出這些稱呼所代表的含義。
據上，我們推測Dorn745《國史》卷1與xyl.2565《國史》卷2、3當是列昂季耶夫斯基後期重新打磨的修訂稿，兩個不同的版本存在很多事件相同但文字不同之處。由此可見列昂季耶夫斯基修改時所參考的文獻，遠非僅僅是初稿，當仍是以原始資料爲依據。這顯示了譯者試圖擺脱初稿，而重新進行的獨立思考。修訂稿在故事情節的叙述上，時間綫索的條理上，顯得更加流暢。這些改變，使其在很多方面具有超越初稿的價值。
三、《羅西亞國史》翻譯過程及特點
現存的幾部《羅西亞國史》函套上多有譯者的識語，可以爲我們瞭解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羅西亞國史》的情況提供一些信息，現抄列如下：
1.M30：函套貼著紅色紙簽，上面寫：“卡拉姆津的《國史》前三卷，由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北京翻譯成漢語”。
2.C85：函套正面上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28年。譯者贈給沙皇科學院。”
3.C86：函套側面上寫：“翻譯成中文的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譯者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函套正面貼有紙簽，上面寫：“由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漢語的卡拉姆津的《國史》。”
4.C87：無識語。
5.Dorn745：函套內側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35年7月9日譯者贈給沙皇公共圖書館。”
6.xyl.F-60：函套正面紙簽上寫：“卡拉姆津的《國史》前三卷，薩·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
7.xyl.1062：函套反面書簽上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
8.xyl.2565：函套正面寫：“卡拉姆津的《羅西亞國史》前三卷，薩哈爾·列昂季耶夫斯基翻譯成中文，1828年。譯者贈給沙皇聖彼得堡大學。”
根據這些識語，可知列昂季耶夫斯基在北京期間（1821—1831）從事翻譯《國史》的工作，完成的時間是1828年前後。從譯文的語言水準來看，譯者當是尋找過中國文士幫助校訂譯文。特别是《國史》Dorn745卷1，多有排列辭藻，引經用典之處，當出於中國文士之手。《羅西亞國史》譯成之後，列昂季耶夫斯基將此書贈給科學院、聖彼得堡大學等機構。其中，M30、C85《國史》原來屬於亞洲博物館的東方學家布羅斯（Броссе Марий Иванович, 1802—1880）收藏，C86與C87每册上都印有“亞洲司圖書館”的章，當是俄羅斯外交部亞洲司後來轉交給東方文獻研究所的。Dorn745《國史》則是他本人回國五年之後贈給國家圖書館的。1850年12月09日，列昂季耶夫斯基還將一部譯本獻給當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並因此獲贈一枚寶貴的鑽石戒指[15]。還有一套書很有可能是獻給道光帝的，但這個事實很難證明[16]。
那麼，列昂季耶夫斯基爲什麼將《俄羅斯國家史》帶到中國，並進行翻譯？又爲什麼没有全部譯完呢？
卡拉姆津《俄羅斯國家史》的出版，在整個俄國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雖然此書體現了作者君主主義保守的觀念以及泛斯拉夫主義的觀點，但它填補了俄羅斯國家歷史長期以來缺失的空白。因此，1817年前後，該書初次發行八卷本共三千部書，一月之內便已售罄，以致很快一版再版。俄羅斯知識界對此書贊不絶口，他們如饑似渴地閲讀此書，甚至將書中的內容運用到個人創作中。享有“俄羅斯文學之父”盛譽的普希金曾贊道：“《俄羅斯國家史》不僅是一位偉大作家的著作，也是一位正派人物建立的功勳”[17]。他的歷史劇《鮑里斯·戈都諾夫》（《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就是在《俄羅斯國家史》基礎上創作的。同時，以普希金爲代表的一些知識份子也開始仿效《俄羅斯國家史》，著手編寫一些歷史書。普希金曾去烏拉爾山脈做野外考察，采訪目睹1773至1775年民變的人，搜集材料，創作了《普加喬夫起義歷史》（《История Пугачёвского бунта》）。列昂季耶夫斯基在聖彼得堡讀書，正是此書剛剛出版，風靡全國的時候，受到這種氛圍的感染，他自己也購買了這部書，隨後將之帶到中國去了。列昂季耶夫斯基曾在北京理藩院當俄語老師，或許因爲教學需要，有了把俄羅斯的歷史介紹給學生的想法。這促使他決定翻譯此書。在他去北京之時已經能够看到《國家史》的前八卷，但是他翻譯的只有前三卷。之所以没有全部翻譯完，最大可能是因爲工作量太大，時間有限，1828年翻譯完一部分書，1830年就要回國了。
列昂季耶夫斯基譯本《羅西亞國史》涉及了自九世紀至十三世紀的俄國歷史。在翻譯的時候，譯者將原書的章節變成中國古書通行的卷。譯本第1册包括的表文、卡拉姆津序、第一卷，相當於原書的第一卷第1至3章。譯本第2册（即卷2）講述俄羅斯自862至1015年的歷史，相當於原書第一卷第4至10章。第3册（即卷3）時間自1015至1054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1至3章。第四册（即卷4）時間自1054至1113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4至6章。第五册（即卷5）時間自1113至1146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7至11章。第六册（即卷6）時間自1146至1154年，相當於原書的第二卷第12章。第七册（即卷7）時間自1154至1169年，相當於原書第二卷第13至17章。第八册（即卷8）時間自1169至1223年，相當於原書第三卷第1至7章，不過第4至7章內容被極大的删減。第九册（即卷9）時間自1224至1238年，相當於原書第三卷第8章。
經過比較，譯文與原文在內容上存在一些區别。大體上説，有些地方是逐字逐句的直譯，非常準確，有的地方則是意譯，只是概括，還有不少没有翻譯的地方。除了對內容的改動外，原書中的注釋、章節概要以及卡拉姆津所寫的關於徵引文獻的文章，譯文中都被删除了。對當時的俄國人來説，這些豐富的資料十分寶貴，很受歡迎。可能考慮到這些內容對中國讀者來説並不重要，也不適合他們的理解，譯者就全部删除了。另外，卡拉姆津在叙述史實的同時，會將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用富有感情的辭藻、精當的評論，將俄羅斯的歷史與其他國家歷史進行對比等等。譯者則只著重翻譯事實，而未翻譯卡拉姆津的主觀情感與評論。再者，譯者還在一定的程度上使其翻譯的內容中國化，適合中國讀者的閲讀體驗，如譯文模仿中國史書的書寫習慣，把“帝”字或意思相關的字换行頂格書寫，或在表達人名、地名文字的旁邊劃綫，使其更加容易分辨。舉個例子，Dorn745《國史》的表文：
臣喀拉密性尼闊賚謹奏，爲遵旨纂修國史事。臣一介菲材，不堪史任，誠所自知。蒙我皇上過於拔擢，臣不得不竭盡駑駘，恭繕稿本，以奉睿裁。伏思皇上高拱九五，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進賢臣，遠佞人，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日新，聖政日舉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亦聖王所不能無也。想昔先皇多納帝，耀德不觀兵，而猶有事於巴提闌者，所以討不庭，誅有罪也。故我師一出，未嘗老於外，而有曠日持久之嗟。運籌幃幄，決勝千里，雖先皇之奇謀，亦天主之眷佑。故六月興師，頓忘薇王事之苦；一月三捷，不憚雨雪載途之勞。然雖戰勝有功，究之矢其文德，又非先皇之所樂也。自摧殄巴提之後，揠武修文，講法制於深宫。明堂不徒懸月吉之文，大庭不空垂象魏之書。而大綱小紀，武緯文經，悉本先皇之精神以出之。於是授産均田，酌古制而詳爲經畫；飲射讀法，集閭里而勤爲講觀。將見井田可復也，學校可興也，疲癃殘疾有養也，勞來匡直有教也。遊我野，依然郅隆之象；入我國，宛然太古之風。是皆聖德修，而萬民所以化也；聖政美，而億兆所以從也；聖教隆，而西洋所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願我皇遵先皇之法則，率由舊章，於政治風過草揠，如響斯應，不介而孚，不言而喻，不肅而成矣。臣謹拜以表聞。
據譯者的意思，此表文是卡拉姆津（喀拉密性尼闊賚是他姓名的另外一個拼寫）給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寫的。不過，如果我們將文中俄國人的名字去掉，讀者可能會認爲，對象不是俄國沙皇，而是中國皇帝。這是因爲該表文包涵了豐富的中國文化元素。譯者運用“大庭不空垂象魏之書”、“經書”、“井田”等擁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語詞，説服沙皇應該依靠倫理道德治國。這些中國化的內容是卡拉姆津書中原無的，非常接近中國儒士向皇帝寫奏表的標準。
四、結語
清朝晚期，內外交困，西方列强堅船利炮的侵入，也迫使清政府及有識之士去瞭解外面的世界。光緒年間前後，先後湧現了一批介紹各國歷史的書籍。就俄羅斯歷史而言，就有《俄羅斯》三卷（法國波留撰，日本林毅陸原譯、中島端重譯）、《俄羅斯史》二卷（日本山本喜雄撰，麥鼎華譯）、《俄羅斯史》十六章附《俄羅斯史中大事年譜》一卷（俄伊羅瓦伊基撰，日本八代六郎譯）、《露西亞通史》（日本山本利喜雄撰，清廖壽慈譯）、《俄國新志》八卷（英國陔勒低撰，英傅蘭雅、清潘松譯）、《俄史輯譯》四卷（英國闞斐迪譯，清徐景羅重譯）、《俄國近史》二十卷（法國蘭波撰，英國竇樂安補輯，清蘇本銚譯）、《近世露西亞》（日本占部百太郎撰，清廖壽慈譯）等多部。相較而言，道光年間翻譯的《羅西亞國史》雖然不是很完整，但這畢竟是一位俄國學者向中國展示本國歷史的較早嘗試，具有開拓的意義。因爲在北京長期生活，列昂季耶夫斯基以極高的熱情學習中國文化，並深入瞭解中國。他運用各種方式（如翻譯中國典籍，繪製中國圖片、開中國學博物館）幫助俄羅斯人民認識古老的東方文明，同時也在試圖把俄羅斯介紹給中國人民。可以説，列昂季耶夫斯基在中俄文化的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筆。
（本文撰寫過程中，得到了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圖書館館長米拉娜（Azarkina Milana）女士、俄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高級研究員、遠東科科長龐曉梅（Pang Tatiana）女士的幫助，在此謹致謝忱！）
注释：
張雲，1987年生，濟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在《文史》《文獻》《古典文獻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文章十餘篇。
馬義德（Maiatckii Dmitri），1983年生，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副教授，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俄羅斯漢學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