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正（子和、戴人）治淋证，肾结石

《儒门事亲》（公元 1228 年? ）金．张从正（子和、戴人）。十五卷。主张治疗用汗吐下三法，用要偏于寒凉，但在攻邪方面有其长处。

作者：张从正 朝代：金 年份：公元1127年—1279年

儒门事亲，卷六

热形

沙石淋三十六

酒监房善良之子，年十三，病沙石淋，已九年矣。初因疮疹余毒不出，作便血。

或告之，令服太白散。稍止后，又因积热未退，变成淋闭。每发则见鬼神，号则惊邻。适戴人客邓墙寺，以此病请。戴人曰∶诸医作肾与小肠病者，非也。《灵枢》言∶足厥阴肝之经，病遗溺闭癃。闭为小溲不行，癃为淋沥也。此乙木之病，非小肠与肾也。木为所抑，火来乘之，故热在脬中。下焦为之约，结成沙石，如汤瓶煎炼日久，熬成汤碱。今夫羊豕之脬，吹气令满，常不能透，岂真有沙石而能漏者邪？以此知前人所说，服五石丸散而致者，恐未尽然。《内经》曰∶木郁则达之。先以瓜蒂散越之，次以八正散，加汤碱等分顿啜之，其沙石自化而下。

又屈村张氏小儿，年十四岁，病约一年半矣。得之麦秋，发则小肠大痛，至握其 ，跳跃旋转，号呼不已；小溲数日不能下，下则成沙石；大便秘涩，肛门脱出一、二寸。诸医莫能治。闻戴人在朱葛寺避暑，乃负其子而哀请戴人。戴人曰∶今日治，今日效。时日在辰巳间矣。以调胃承气仅一两，加牵牛头末三钱，汲河水煎之，令作三、五度咽之；又服苦末丸，如芥子许六十粒。日加晡，上涌下泄，一时齐出，有脓有血。涌泻既觉定，令饮新汲水一大盏，小溲已利一、二次矣。是夜，凡饮新水二、三十遍，病去九分，只哭一次。明日困卧如醉，自晨至暮，猛然起走索食，与母歌笑自得，顿释所苦。继与太白散、八正散等调，一日太瘥。恐暑天失所养，留五日而归。戴人曰∶此下焦约也。不吐不下，则下焦何以开？不令饮水，则小溲何以利？大抵源清则流清者是也。

又柏亭刘十三之子，年六岁，病沙石淋。戴人以苦剂三涌之，以益肾散三下之，立愈。

膏淋三十七

鹿邑一阀阅家，有子二十三岁，病膏淋三年矣。乡中医不能治。往京师遍访，多作虚损，补以温燥，灼以针艾，无少减。闻戴人侨居㶏东，见戴人。曰∶惑蛊之疾也，亦曰白淫。实由少腹冤热，非虚也。可以涌以泄。其人以时暑，惮其法峻，不决者三日。浮屠一僧曰∶予以有暑病，近觉头痛。戴人曰∶亦可涌。愿与君同之，毋畏也。于是涌痰三升，色如黑矾汁，内有死血并黄绿水。又泻积秽数行，寻觉病去。方其来时，面无人色，及治毕，次日面如醉。戴人虑其暑月路远，又处数方，使归以自备云。

张从正，汗吐下三法

金代名医张从正

张从正(1156--1228）字子和，号戴人，金朝睢州考城县部城（今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人。金代四大名医之首。

张从正幼年从父学医，博览医书，深究医理，勤奋自坜，弱冠成器；中年时代，即成一方名医。他用药也以寒、凉为多。他以为风寒等是在天之邪气，雨露等是地之邪气，最容易使人染病。饮食的酸苦甘咸等是水的各种邪气，也是致病的原因，认为这些病因都不是人体内所应有的，一经致病；就应当祛除体外。祛除方法采用汗、下、吐三法为要，凡风寒痼冷等所致，疾病在下，可用下法；凡是风痰宿食所致，可用吐法。他行医奔波于陈州介徐州、开封、归德数十府、州、县，医疾救亡，功绩卓著，深得人民敬仰。

金宣宗兴定年间，谕诏从正，补太医，因非其所愿，不久辞职归里，后与麻知几、常仲明等讲研医理，著书传世。约于公元1220年前后著成《儒门事亲》，取名的用意是：儒者能明事理，事亲的人就应当知医道。当时因有人对汗下吐三法持有异议、故书中有说、有辨、有诫、有笺、有论、有疏、有十形三疗。还有六门三法等目。旨在于攻，故号攻下派。

张从正一生著述甚多，除今在《儒门事亲》中五卷之外，尚有《心镜别集》一卷、《张氏经验方》二氛《张子和治病撮要）一卷找秘传奇方》二卷传世，其余因年代久远，没能流传下来。

张从正

金代医学家（约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睢县》。精于医理，尝入太医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归，与当时名医麻知几、常仲明等砌磋医理，辨析奥义。甚学宗刘完素，主张攻邪，反对妄用温补，力主“邪气加诸身，攻之可也”，要祛邪正始能安。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法六门”，即以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以驾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疗病，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然其治病亦主张辨证论治，而非一味妄攻，攻邪有其适应症，也有禁忌症。邪去之后，需用饮食调补之，每能出奇制胜，如其据《内经》“惊者平之”之训，以木棒敲击木几之响声治惊恐得病2例，亦一种心理疗法。所著有《儒门事亲》，乃其代表作也。此外，尚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汗吐下法》、《秘传奇方》等。

《金史》称：张从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于医，贯穿《难》、《素》之学，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医书有《汗下吐法》，亦有不当汗者汗之则死，不当下者下之则死，不当吐者吐之则死，各有经络脉理，世传黄帝、岐伯所为书也。从正用之最精，号“张子和汗下吐法”。妄庸浅术习其方剂，不察脉原病，往往杀人，此庸医所以失其传之过也。其所著有“六门、二法”之目，存于世云。

民间医学派力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的张子和

张子和,名从正,自称戴人,家世业医。兴定年间诏补太医，后又辞官隐退,著作《儒门事亲》为搜辑“平日闻见及尝试之效”，又经文人麻知几等整理润饰而成。

张子和(1156-1228)。名从正，自称戴人。金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家世业医。他好读书，喜吟诗，爱饮酒，性格豪放。兴定年间(1211-1222)诏补太医，后又辞官隐退．著作《儒门事亲》为搜辑“平日闻见及尝试之效”，又经文人麻知几等整理润饰而成。

子和与金元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诸家不同，理论较少且简单，以汗吐下为三大治法，临床不但长于内治，更多外治，每应用民间疗法而获效。可以认为，张子和是历史上总结和运用民间疗法最有成绩的医家之一。他著名的攻邪论和汗吐下三法是民间医学的理论与治法的核心。

张子和认为，疾病的产生，无论自内生，或从外入，都是邪气加身的结果，并不是人身所固有的，所谓：“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既然是邪气为病，就应当采用攻法驱邪，不使邪气停留，他说：“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可乎?”在张子和看来，疾病由于是机体某种变态的非正常的病理变化，因而本身就是邪，就是外来之物，治病当先祛邪，这是张子和攻邪论的基础。

邪气与正气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张子和从驱邪扶正的角度出发强调了攻邪的重要性，他指出：“今之医者曰：当先固其元气，元气实，邪自去。世间如此妄人，何其多也？夫邪之中人，轻则传久而自尽，颇甚则传久而难已，更甚则暴死，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未胜，而邪巳交弛横鹜而不可制矣......有邪积之人而议补者，皆鲧湮洪水之徒也。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因而，子和主张以逐邪为补。他说：“君子贵流不贵滞，贵平不贵强”“《内经》一书，惟以气血通流为贵＂，故“陈莝去而肠胃洁，症瘕尽而营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存焉”。子和并非拒补，他只是承认食补，所谓“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故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所宜，毋使偏倾可也”，这种思想正是民间“药补不如食补”说的反映。

张子和祛邪善用汗吐下三法。他认为，邪入人体之路有三，而逐邪之路也有三。他说：“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皆可以伤害人体。“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逐邪之法，天邪可汗而出之，人邪可涌而吐之，地邪则泻而出之。如风寒之邪，结搏皮肤之间，藏于经络之内，留而不去，或发疼痛走注，麻痹不仁及四肢肿痒拘挛，可通过发汗逐之；如风痰宿食，在膈或上脘，可通过吐法逐之；寒湿固冷，热处下焦，在下之病，可通过下法逐之。这正是《内经》“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的治疗原则的具体运用。

张子和认为，他的三法包括了药物的基本功能。他说：“辛甘淡三味为阳，酸苦咸三味为阴。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于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便归于下。殊不言补，乃知圣人只有三法，无第四法也。”而且，子和的三法其概念的外延远远大于我们习惯的认识，他把引涎漉涎、嚏气追泪，凡上行的皆归属吐法；把灸、蒸、薰、渫、洗、褽、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凡解表的皆归属汗法；把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凡下行的皆归属下法。这样，他的汗吐下三法就能概括好多治疗方法。可见，他所以强调汗吐下三法，实质是强惆了逐邪的三大原则，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想的，吐者，瓜蒂而巳，汗者，麻桂而巳，下者，巴豆、牵牛、硝、黄、甘遂、芫花而巳。这是应当注意的。

吐法

利用涌吐来治病，是一个古老的方法。吐法虽失于平和，但对大满大实，痰如胶粥，积于胸膈者，却以一吐为快。张子和说：“曾见病之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过则能止，少则能加，一吐之中，变态无穷，屡用屡验”。从《儒门事亲》可见，子和应用吐法范围很广，或涤风痰，或逐沉积，或快胸膈，或治风病，或止笑狂，十分自如。

子和催吐方药众多，除上述瓜蒂散等方外，又有常用药物三十六种，但其中除瓜蒂、茶末、藜芦、常山、枙子、豆鼓、青盐、参芦头等为吐药外，其余的恐是随证酌选的药物，如黄连、苦参、黄芩、地黄汁、木香、远志．薄荷、芫花、谷精草、轻粉、绿巩、乌头等。子和认为凡用吐剂，宜先小服，未效，渐加，并可用钗股、鸡羽探吐，不吐，再服药，再探吐。中病则止，不必尽剂，过则伤人。凡吐至昏眩，不必惊疑，饮凉水可解。如吐不止，因用藜芦的，可用葱白汤解之；用石药吐不止的，可用甘草贯仲汤解之；因于瓜蒂的，用麝香煎汤解之；其他一切草木药吐不止的，都可用麝香汤解。身体强壮的，可一次强吐而愈；身体较弱的，可分数次轻吐。吐后觉渴的，可用冰水、凉水、瓜、梨、柿之类以解渴，不必服药。吐后禁贪食过饱和难以消化的食物，并禁房事和七情刺激。

子和使用下法有严格的适应证，他说吐法有八禁，一是性情刚暴，好怒喜淫者；二是吐时左右多嘈杂之言；三是病人颇读医书，而实非深解者；四是主病者不能辨邪正之说；五是病人无定见，妄言妄从，反复不定；六是病势危重，老弱气衰；七是自吐不止，亡阳血虚；八是诸失血性疾患。张子和还恳切地说：“必标本相得，彼此相信，真知此理，不听浮言，审明某经某络、某脏某腑、某气某血、某邪某病，决可吐者然后吐之，是余之所望于后之君子也，庶几不使此道湮微”。可见，张子和并不象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孟浪从事，惟务攻击。上述宝贵的经验，值得重视。

除用药物涌吐之外，子和认为漉液、嚏气、催泪也属吐法。

消涎法：漉即渗，如卒病不省人事，牙关紧闭，汤水不能进，煎三圣散从鼻内渗下，则口自开，涎自出（卷四·八）。

嚏气法：即用药物取嚏，如治时气疫疬用不卧散于鼻内嗅吸，连喷嚏二三十次（卷四·七）。又如目暴赤肿疡，以肖金散嗅之取嚏，若鼻内出血更捷（卷四·三十九）。

追泪法：即催泪，如治眼外障，用锭子眼药纳目中，待药化泪出为效（卷十四·三）。

汗法

风寒暑湿邪气入于皮肤之间而尚未深入者，最迅速有效的方法是发汗。子和认为发汗之法有数种，不但辛温能发汗，辛凉也能发汗，温如桂枝汤、桂麻各半汤、五积散、葛根汤、败毒散等，凉如通圣散、双解散、大小柴胡汤，另外，导引、薰渍等也属汗法。

导引法：如华伦的五禽戏，使汗出，百疾可愈。如治感冒时气，让病人盘足而生，以两手交十指；攀脑后风池、风府二穴，向前俯首几至于地，如此连折一百二十次，急以葱醋辛辣汤服之，汗出而愈（卷四·七）。

薰蒸法：即蒸汽疗法，古代张苗治陈廪丘烧地布桃叶蒸之，大汗立愈。又如许胤宗治许太后感风不能言，作防风汤数斛，置于床下。气如烟雾，遂能言（卷二·十五）张子和治卫德新寒湿腰痛，先以泻法，再以九曲玲珑灶蒸之，汗出五次而愈（卷七·寒形）。

洗法：小儿通身浮肿，小便不通，用长流水煎五芩散加灯芯，时时呷之，更于不透风处浴之，汗出则肿消（卷十一、小儿风门）。又一法以胃风汤浴之（卷六·风形）。

放血疗法：子和认为，“出血之与发汗，名虽异而实用，”而出血较发汗收效更捷，且能治发汗所不能治的疾病。如子和说：“大抵治喉痹，用针出血，最为上策。《内经》：火郁发之。发谓发汗，就咽喉中岂能发汗？故出血者，乃发汗之一端也。”子和使用疗法，主要是用治上部血行壅滞而屈热的疾病，如目暴赤肿、咽肿喉痹、重舌木舌、头风、头痛腰脊强、年少发早白、脱落或白屑等。此外，阴囊燥痒、湿癣之由于肝经血热壅滞者，亦可使用放血疗法。霍头风、面肿风、背疽、小儿赤瘤丹肿则又配合发汗、敷药等。他用放血疗法有三个特点：一是?针多。?针锋利，创伤面大，祛邪史捷。二是刺穴多。如治背疽如盘患者，“绕疽晕三百针”。治湿癣，“于癣上各刺百余针，其血出尽（卷六·湿形）。三是出血虽多，常出血数盏盈升。可以想见，张子和于放血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

张子和在使用放血疗法时，对血少气衰者，一些危险性较大的穴位，如后顶、强间、脑户、风府等穴，以及小儿的囟会，均不宜针刺放血。另外，放血当识经络气血多少，凡血少之经不宜放血。如太阳经血多气少，少阳经血少气多、阳明经气血皆多，少阳经就不宜放血。

下法

张子和用下法，并不局限于脾胃的积滞，他认为，伤寒大汗之后，重复劳发，热气不尽者，或脉沉实，寒热往来，时时有涎嗽者；杂病腹中满痛不止者；目黄九疽、食劳；落马坠井，打仆损伤，肿发焮痛，日夜号泣不止者；杖疮发作，肿痛焮及上下，语言错乱，时时呕吐者，均可应用下法。另外，妇人经闭，食积惊疳等也常掺合下药。

至于攻下之方，或用大承气汤，或用导水丸。或用大柴胡汤加味，或用茵陈嵩汤，或用禹功散，或用神佑丸，总以辨证属热实，或水实，或痰实，或为湿积，或为血瘀等证型的不同，而分别施用。

子和治病尚长于应用心理疗法，他说：“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惧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谲怪，无所不至，然后可以动人耳目，易人所视。”他曾治一人因大悲哭而致心痛，心下结块，状若复杯，大病不止，药皆无效，子和用喜胜悲的方法治疗，他学巫者模样，杂以狂言，同他喜谑，病者见之大笑不止，不忍正视，一二日后心病和结块皆散。又如一富家妇人思虑过甚，二年不能入寐，子和与其夫以怒激之，多取钱财，饮酒数日，不处一方而去，其妇见之大怒，怒至汗出，即夜即困倦入眠，如此者八九日不寤，自是食进，脉亦和平。

子和之学在当时响应者寡，而诽谤者多，后人虽尊他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但仅取其攻邪的思想，对于具体疗法则多不取。

金元医家张子和所著《儒门事亲》书中，“汗吐下三法赅尽治病诠”一文，最能代表其“攻邪论”，文中曰－－

从此段所言中可推知张子和的疾病观及治疗观。他认为病邪为正常人体本无之物，加诸身则病，故治疗即是将此病邪去除，邪去则体安。回顾医学发展史，可发现张子和之说与原始医学的疾病观及治疗观十分相似。

原始医学的疾病观认为，疾病是一种独立于人体而存在的实体，是外界加诸身体的异已的东西（“得病”一词即是这种疾病观在口语中的反映）。相应的治疗目的即是将“所得”去除[2]。或由巫师做法驱禳；或由巫医在脑袋上打孔，将病邪经孔驱走。甚至拷打精神病人，企图将附在病人身上的“魔鬼”打出去。

然而中医学在《内经》时期已经脱离了原始医学阶段，对疾病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认为疾病不仅与外来因素（如六淫）有关，而更多的是因五脏阴阳关系的失常造成，故其治疗亦非是单纯的祛邪，而主要是“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

时至金元，张子和却放弃《内经》较为先进的疾病观及治疗观，仍执原始疾病观，不能不说是对《内经》的倒退。且不说与现代医学比，即使与金元时的主流医学观点相比，张子和的疾病观也显得相当简陋、原始，故其治疗观亦相应有原始与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中医认为，即使有邪在身，也未必非要采取三法来“速攻”“速去”，尚须顾及病人的耐受力及邪正关系。众医家医疗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祛邪之法，讲究策略，富有哲理。《内经》具体提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不尽行，复如法，必先岁气，毋伐天和”，“衰其大半而止”。其余还有边攻边补、先补后攻、攻补兼施、攻此补彼等法，运用时还要考虑标本缓急等。而非如张子和所主张之一味“速攻”、“速去”。

如果经过大量的中医临床实践，便会发现疾病是多种多样、复杂多变的，相应治疗也须相应丰富，三法岂可“赅尽”？所以坚持三法以应众病必然在实践中难以行通。张子和为使三法“赅尽”治病之法，于是又将三法泛化，把近似的祛邪之法，如引涎、嚏气、针剌、烙等，置于三法之下。但如此也不能“赅尽”，于是终于又放弃“赅尽”之论。承认“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用众法的比例在十之一、二。这样与前之“赅尽”之说又自相矛盾。

纵观全书，张子和之学术观点偏执，语言偏激，扬已贬人，有负气著书，自我辨解之嫌。究其原因，可能是其落后于《内经》的片面之说难为当时之主流医学所承认，从书中多有自我辨解之处可推测，当时攻击张子和之论者已不在少数，而张子和难与之一一苦辨，于是写作此书，阐述观点，列举病例，以自辨之。书中观点本文已论如前，至于书中所举以三法取效之众病例，初观之似乎可与子和所自夸之“至精至熟，有得无失”相互印证，但尚宜姑且观之，不宜急于将其作为有效论据。这是由于：其所举病例皆效（笔者统计了书中所收此类病例约140个，均有效），并不符合临床统计学规律，可推测其入书病例是“择优录取”的，而此类病例并不能正确反映事实，以此种病例自夸其术也是不老实的，有违科学精神的。如果观仲景所著《伤寒论》，还可发现不少的因失治误治之坏病，而此书中病例皆均完美无缺，“有得无失”岂不怪哉！

总之，在金元四家中，张子和疾病观及治疗原始落后而偏激，难以在医疗实践中实行，为历代医学主流接受，“后人遂并其书置之”（《四库全书提要》），造成其术后继乏人，没而难彰，固有其理也。与之对比，余三家均有代表其学术观点的著名方剂传后，得到广泛运用，如刘完素之“防风通圣散”、李东垣之“补中益气汤”、朱丹溪之“大补阴丸”等。而张子和惯用之禹功散类却只是在《儒门事亲》中获效，难出此书。史就其三法之说而言，因其怪诞出格，而作为余三家的对立面与陪衬，可在医中占一席之地。故其实际价值，在医史而不在现实，是提供教训而非显示经验。

参考文献

[1]张海岑,赵法新,刘道清,胡永信.儒门事亲校注[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78

[2]艾钢阳.医学论[M].科学出版社.198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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