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学故事】宋代：孔孟思想升级再造的爆棚期

​北宋立国之初百废待兴,社会急需从混乱倾轧的局面中回归正常,统治者需要稳定,民众更需要和谐。此种境遇下,谋求思想意识的统一以及革新学术理论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当务之急,也是当时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

我们首先要清楚,宋代的哲学主流是儒家思想的特殊形式,又可称为“道学”,由于学人们讨论的内容主要为义理、性命之学,故称之为“理学”。北宋时期的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实际的开创者则是“北宋五子”,即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周敦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鼻祖,他将道家的无为思想和儒家的中庸思想加以融合,阐述了理学的基本概念与思想体系。邵雍则是先天象数之学的创始人,并使之成为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张载的贡献是提出了“气一元论”,为中国古代辩证法两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二程是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北宋的理学思想奠定了坚实基础。南宋学者朱熹与陆九渊则是理学的后继者。尤其朱熹,在理学体系的完善与阐发上具有不可限量的特殊贡献。他传承了二程的思想,认为“'理在先,气在后’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理”的最高境界为“太极”;但他也认为“理无气则不存,气无理亦不能存”,二者紧密相关。陆九渊为主观唯心主义理学派别的重要代表人,其思想多与朱熹对立。他反对朱熹主张的“读书明理,观察万物以穷理”,提出“心即理也”,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为核心,把格物致知的命题变为易简功夫,主张发明人之本心,反对著书立说、博取群书。宋代理学的这两派对后世影响较大。王阳明为明代理学代表,基本上承续了陆九渊的思想。当然,除以上重要流派外,还有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三苏的蜀学、欧阳修的术学(又称“金石学”)、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及湖湘学派等,无不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如此百花齐放的学界面貌堪比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所不同的是,宋代的思想派系不存在本体之争,不过是各自研究命题的角度有所差异。如此庞大的理学系统,可说是涵盖了宋代思想领域的绝大部分从业者。以下，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理学各派系代表人物的大致动向。

1057年,张载在汴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台下观者数千。为官期间,他也应各地之邀去到长安郡学、武功绿野亭等处讲学,每到一处“观者芸芸,摩肩接踵尔”。后来,他辞官回乡讲学,拜其为师者络绎不绝,门生不仅来自关中一地,还有诸多如吕希哲、邵清、田腴等外地学子,更不乏在职的各地官员。书院内终日书声琅琅,动彻云霄。张载不仅讲授义理天道,且秉持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带领众子弟在横渠、长安子午谷及扶风午井等地进行井田复古试验。至今,横渠一带仍有“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程颢、程颐创设的洛学不仅成为后来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教育思想的程朱理学的雏形,更是“北宋五子”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据说,当时去洛阳拜二程为师的弟子每天在驿道上穿行不息,程府门前更是车水马龙、拥挤不堪。二程讲学时,听者有千人规模,“师传以周侧,由周再后,由后再后,反复传至方可终听耳”,或者“仅授百人说,余者由百人再传至”。就是凭借这样口耳相传的方式,二程学说不断得到扩大。

“三苏”开创的蜀学同样吸引了众多子弟。学界将蜀学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蜀学指由苏洵开创,苏轼、苏辙兄弟加以发展,再由黄庭坚、张耒、秦观等文人学士参与组成的有共同思想基础、学术倾向的学派;广义蜀学是指三苏,在蜀开展讲学活动的周敦颐、程颐,及蜀学后辈张栻、度正、魏了翁等著名人物融合蜀洛、贯通三教,最后形成的以宋代新儒学为主的巴蜀地区的学术。蜀学之中又有诸多流派,形成叠床架屋的体系,其影响力之大、波及面之广不言而喻。

其实,北宋的理学只是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真正使理学走向辉煌的当属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朱熹受业于李侗,得二程之传,兼采周敦颐、张载等人学说,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全体,包括不能分离的“理”和“气”;“理”先于“气”;万物有万理,万理均源于“天理”,而“天理”即“三纲五常”;人们须“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沈）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元、明、清三朝,朱子学说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皇庆二年(1313年),科举恢复,朝廷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洪武二年(1369年),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之学对同时代陆九渊和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正是在朱熹之学基础上的突破。

朱熹弟子之多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据说朱熹每次讲学各地学者云集,“座席至不能容,溢于户外,士俗欢动”。朱门弟子中优异者甚多,黄榦、蔡元定、蔡沈、陈淳、真德秀、魏了翁等,不胜枚举。朱熹还与南宋其他理学支派骨干吕祖谦、辛弃疾、陆游、陈亮等人互为好友。这些中坚力量的加盟正是程朱理学发扬光大的原因之一。虽然因“庆元党禁”一案,朱熹之说被朝廷列为“伪学”,遭到贬斥,但在其死后依然有数千弟子不顾朝廷阻挠前来为恩师送葬,可见朱熹其人其说的影响力之大。

除以上所列之大家名流外,还有“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领导诗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以及数任宰相如文彦博、寇准、李纲、范成大等学宗大儒,无不拥有独立见解而自成一体,成为宋代思想教育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在“崇文抑武”的国策和开放自由学风的熏陶下,北宋的文化艺术空前繁荣。最直接的体现是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从考官团到应试生无不是明星阵容,会聚并产生了好几位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那一年的进士录取名单无疑成为中国历史上分量最重、名气最大的龙虎榜,堪称“千年科举第一金榜”。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被历代君王敕封在曲阜孔庙中作为对先贤大儒学术功德认可的陪祀者中,仅宋代就有范仲淹、韩琦、张载、周敦颐、李纲、二程、朱熹、黄榦、真德秀等三十七人,占孔庙全部陪祀者的百分之二十。由此可见,宋代的确是孔孟思想升级再造的爆棚期。

文章节选自《厚道圣人·张载关学千年寻踪》，作者马苏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