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为什么“脏”？

提到“农民工”，一个有关他们形象的重要而共同的特点，似乎就是“脏”。无论工作地点还是公共场合，衣物的污渍和不洁的外貌，都成为他们令人侧目的缘由。然而我们不妨问问： “农民工”和“脏”之间的这种固定印象是必然的吗？

前台：角色与外表的呼应

在社交前台，个人的外表是一个重要符号。作为社会角色的直观展示，外表是个人表现其身份、并被他人所认识的媒介。换言之，在社会书写的剧本中，特定的角色往往和特定的外表相一致。正如角色是社会性的产物，个体的外表也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塑造。

农民工的“脏”就是如此。在我们的定义中，从事建筑、装修等工作的农民工都是劳力者。劳力者的地位，不论在“下者劳力”“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留存中，还是在戴维斯和莫尔为职业分层提供的功能性解释中，都被等级化的劳动力市场放在一个（权力和经济维度上）比较低等的客观位置，并被分配了（声望维度上）贬抑性的评价。农民工那被认为不体面的、劣势的工作角色去对应不体面的、低等的外表特征，显得自然而然、理所应当。

这样，前台的角色和外表之间的呼应 ，一方面构成了特殊的情境定义，使我们在面对农民工出现的情境时，总是放大与接受他们形象中“脏”的那一面；另一方面则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参与农民工对自我的认同，使他们内化自己“脏”的看法。二者迭代，循环生产。所以农民工被认为的“脏”的印象，是戈夫曼所说的一种“强加的自我”（imputed performed），其中渗透着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作用。

污名：从身份差距到“非人”化

在“农民工”和“脏”之间建构起刻板联系，无疑是污名的体现。污名由被定义为应该的虚拟社会身份和实际表演的真实社会身份之间的差距所形成，并且这种差距是由被认为“大大丢脸”的特征导致的。农民工和“脏”之间的呼应，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事实描述，还涉及到贬低性的态度表达。

农民工被认为的 “脏”，首先不是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应有的“合法趣味”，他们从事的工作也不被认为拥有值得尊重的象征资本，这就在虚拟和真实的社会身份之间拉出了差距；二则“脏”是不体面的，农民工的工作也被贴上或累或险的卑微标签，城市人往往不屑为之，即农民工那种合法与实际身份的差距是由耻辱性的特征（如“素质低”“没文化”）带来的。

更深一步来看，将农民工与“脏”挂钩的污名甚至是对农民工之为“人”的否定。郭金华指出，污名的前提在于将对象界定为非完整意义上的人（non–person）。这样被剥夺了社会性成人资格的群体，就在地方性道德常识的实践中成为他者（the other）或者说异类。对此，我们可以反思：农民工在城市中享有恰如其分的待遇了吗？他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成员资格吗？我们把他们当做一个个有情感有诉求的真正的人了吗？可见对农民工的“非人”化，扩大与板结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社会距离。

卢克斯说，“如果我们不把他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而仅仅作为一个头衔的佩戴者或一个角色的扮演者，或者仅仅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最糟的是甚至仅仅作为一种客体，那么我们就不再尊重他了。……我们就否定了他作为一个自主的人的地位。”将农民工“非人”化，就合理化了对他们的污名，让我们心安理得、未经省思地继续着对农民工“脏”的鄙夷。

当然，农民工和“脏”之间的连接不仅是主观现实的定义，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客观现实又关联着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生活空间和认同意识等议题）。这样，从具体时空中的外化、到视之为一种类型的客观化、再到形成固定认识的内化的辩证过程，就实现了对农民工等于“脏”的现实的人为建构。

作为总体性社会现象的户籍制

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户籍安排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总体性社会现象”，它“能够同时绽现出”诸种制度。但与莫斯彼时提出这一概念的语境相比，现如今身处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高速的社会流动越发凸显了一些制度的僵化凝滞。同时个体化时代的到来又意味着个人成为各类制度交汇作用的载体，他会直接地体验、吸收制度丛落带来的后果。对农民工和“脏”之间的联系来说，极其重要的结构安排，就是户籍制度。

也就是说，农民工成为户籍制度的携带者，更深刻又鲜明地实践着“他把那种共同体的制度融进了他自己的行为之中”的社会化机制。如果将农民工自甘其“脏”的面貌视为他们融入城市化意向不强的表达，那这无疑也与对他们城市化的社会性排斥有关。

正常人和被污名者共处同一场合的情况被戈夫曼命名为“混合接触”。对身在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在户籍制度带来的种种主客观歧视的作用下，虽然被污名的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与市民共同在场，但实质上二者已经被一道“脏”的界限而人为分隔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