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 story：怎样理解宗族制度中的女性
文/莫小年，学吧写作组成员
一、问题意识：女性主义的启发
女性主义重视女性经验的价值，并向“男流”式的认知惯习提出挑战，丰富与拓展了对现实的理解。于中国社会而言，家庭是一个重要、有趣、充满魅力的设置，但对家庭的阐释也不乏男性本位特征，有关传统中国家庭的判断即“宗族制度”就是如此。
父权制宗族是父系、父权、父居的三位一体，女性在其中不过是被压迫、受剥削的“他者”——这样的论述为人熟知，但当引入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女性在宗族中的生动在场，是否能够收获新的发现？又该如何认识这些新发现？本文拟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对宗族制度的补充：三则片段
通过挖掘史料或走进田野，不少学者观察到女性在宗族制度中的身影。这部分呈现的三则片段，其对象跨越数代，作者的立场也不一致，但都陈述了同一现象：女性在宗族制度中自有其地位。多样文本与共通事实的并存，或可用来证实后者的效度。
第一，武曌在历史上留下独特的记忆，她曾提出要修改宗族制度中的服丧安排：“礼，父在为母服周年，则天皇后改服齐衰三年。”虽然对于武则天是否具有女性主义倾向，尚存在争议，但似乎并无疑问的是，相比于嵩山封禅、五次亲蚕礼等政治化色彩强烈的举动，武则天看到“夫礼缘人情而立制，因时事而为范。……窃谓子之於母，慈爱特深。……若父在为母服止一期，尊父之敬虽周，服母之慈有阙”，故“今请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见《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这一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诏令（虽当时并未实行），至少表达了对普罗女性贡献的认可，多少改变了宗族制度对女性的无视。
第二，在清代，经济的活跃、社会的流动松懈了封闭僵滞的规范，妇女与宗族制度的关系亦受到影响，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下层妇女与其出生家庭——娘家保持了“瓜恋”关系。毛立平发现，出于亲情和利益的共同作用，娘家通过民间调解、拐逃另嫁、对卖妻提起诉讼等方式，干预女儿失败的婚姻，某种程度上，娘家在婚姻瓦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了宗族制度将嫁女边缘化为“泼出去的水”的做法（见《清代下层妇女与娘家的关系》），使女性有机会脱离宗族制度的束缚。
第三，崔应令在湖北恩施双龙村调查发现，通过姻亲原则（如突出娘舅的地位）、“母以子贵”等调整男性中心的宗族制度的方式，民国时期的女性在宗族家庭中获得了一定地位（见《柔性的风格》）。
上述三则材料为我们理解宗族制度的“概念”和“执行”提供了补充性的材料，通过强调在特定情境和特定机制中，女性的地位与价值、或娘家同女性的亲密性，它们改变了女性在宗族制度中沉默而被动的形象，
使我们对宗族制度的理解更加客观与全面。
三、对宗族制度的重构：从正式到实践
依照儒家文化的期待，并以相应的组织形式作为保障，宗族制度是制度化了的规范。布迪厄区分出正式的亲属关系和实践性亲属关系，前者是仪式性、制度化、场面上的，后者具有日常的、实际的、“俗”的一面。宗族制度体现了宗法社会的理想家庭意象，属于正式的亲属关系，而女性的地位，如下所述，则在实践性亲属关系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例如，伊沛霞发现宋代妇女去世后，在“丈夫去世以前，她的牌位不会与其他祖先的摆在一起。换句话说，她作为祖先主要因为她是儿子父亲的妻子而不因为她是母亲”（见《内闱》）。相对的，许烺光根据1941到1943年在云南喜洲镇的调查发现，虽然当地的宗族制度规定只为父斩衰三年，但当地人对母亦如是，据他们说，这是为了报答母亲养育儿女的辛劳。两种事实和意涵的对比，刻画出正式的亲属关系（视妇女为“非社会性成人social adults”的宗族制度）与实践性亲属关系的深刻差异。
更值得关注的是，弗里德曼考察华南宗族组织时发现，祖先崇拜模式在不同层次的单位中具有差异，男性是大的宗族中的担纲者，女性则活跃在家户和家庭的祭祖活动中（见《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弗里德曼的结论似乎启发我们将正式/实践与宗族/家庭、男性/女性这三对范畴相对应，当宗族制度作为男性本位的正式亲属关系而延续时，规模小、结构简单、女性积极建构的家庭以其灵活性、情境性、权变性，成为实践性亲属关系的载体，是对宗族制度的变通。女性在家庭中的实践与男性在宗族中的权威，二者相对独立。
在大传统–小传统的二分中，实践性亲属关系对正式的亲属关系的变通，虽然在结果上可能只表现为边边角角或微不足道的改变，但就知识层面来说，对实践性亲属关系的承认是颠覆性的。实践性亲属关系不再视宗族制度的符号霸权为理所当然，它赋予女性在宗族之外的身份以可见性与合法性，重构了对宗族制度的理解。
四、经验论和立场论
女性主义认识论包括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三类。虽然都关注女性经验的价值，但一方面，经验论认为通过对科学准则的严肃坚持，即可以克服以往研究中的性别偏见。立场论则挑战所谓“科学”及其背后的权力，主张对女性而不是男性的经验和立场的关注，具有合法性。（因后现代主义具有解构气质，与本文分析关系不大，故不做分析）
回到上文指出的两种论述，可以看到：补充取向认为宗族制度这一对中国社会的概括需要添加女性信息，以作为完善，女性在宗族中依然是依附者，符合女性主义经验论的主张；在重构取向看来，应该被质疑的不仅是女性的失语或缺席，更是以宗族制度来概括传统家庭模式、涵盖传统女性经验的研究路径，体现出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观点。
本文依据相关文本，探索了女性主义与宗族制度对话的两种方式及其认识论特征，囿于能力的有限，这里不拟评价补充取向与重构取向这两者的优劣高低，或许也毋需评判价值并固守其一，认识到每一种声音的意义，方能在开放与包容的风尚中，促进多元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