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几十年后，技术真的可以延长人的寿命，会是灾难吗？
Yee君说——
长生不老真的只是一种人类的妄想吗？据预测，延长人类寿命的方法很快就会被研究出来，这种突破自然限制的方法是人类的福祉还是走向自我毁灭的一步，让我们看看学者们的观点。
只要人类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状态，死亡就被看作是代表平等的天平---众生皆有一死。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有钱有势的人也不得不向死亡低头，青春转瞬即逝，青春和健康很快就会随时间衰退，你就算拥有再多的财富，也只是有限时间内的一个数字而已。
虽然富人确实在平均寿命上比穷人要长，但这是因为穷人更容易受到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如疾病和不良饮食习惯，并接受了较差的医疗保健，而不是因为富人在用某种方法延长他们的生命。人类的寿命是有绝对限制的，而那些活到这个极限的人是因为一些运气和基因因素，而不是财富和地位。
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并有助于培养一种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可能会鄙视或嫉妒少部分人优越的生活，但所有人都有对死亡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悲痛情绪。
然而，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衰老和死亡并非不可避免之事。
例如，与水母有关的淡水息肉蛇具有惊人的自我再生能力，相当于“生物上的永生”。科学家们现在开始理解衰老和再生过程中涉及的机制(其中一个因素似乎是FOXO基因的作用，它调节着各种细胞生长和死亡的过程)，大量资金被投入到减缓或逆转人类衰老的研究中。一些抗衰老疗法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尽管我们应该对延长寿命狂热者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但很可能在几十年内，我们就会拥有显著延长人类寿命的技术。人类的生命将不再有一个固定的限制。
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正如琳达·玛莎在她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寿命延长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平等现状，使那些能够负担得起最新治疗方法的人寿命越来越长，从而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剥削了其他人的资源。琳达·玛莎认为，如果有些人拒绝提供公开的抗衰老技术，就会出现“寿命差距”的状态，从而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
生命的延续将成为一场激烈而伟大的革命。我认为这种恐惧是有理有据的，我想强调它的另一个方面：寿命差距不仅会影响生命的数量，还会影响生命的本质。延长寿命将改变我们对自己和生活的看法，在拥有（延长寿命技术）和没有拥有的人之间造成深刻的心理差距。
从根本上说，我们是生命的传递者，我们把继承的东西保存下来，传给下一代。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基因的传递者——用理查德·道金斯的话来说，我们都是“巨型笨拙的机器人”，通过自然选择来复制我们的DNA。我们也是文化遗产的传播者——包括文字、思想、知识、工具、技能等等——任何文明都是经过许多代人的逐渐积累和完善的产物。
然而，我们并没有被这些角色狭隘地束缚，我们的基因和文化使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可以追求个人利益和没有生殖价值或生存价值的东西。(正如心理学家基思.斯塔诺维奇所说，我们这些笨拙的机器人可以反抗创造我们的基因。)我们可以成为消费者、收藏家和创造者——放纵我们的感官欲望，积累财富和知识，并通过艺术和身体活动表达自我。
但即便如此，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创造、财产和记忆持续下去，我们必须找到在我们死后会照顾它们的人。死亡鼓励着我们中最自私的人成为各种各样的传播者。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的读者都会明白作者对以自我为中心的学者爱德华·卡索邦形象的刻画，延长寿命将改变这一点。
那些长寿的人不会像我们一样有白驹过隙的感觉。他们将尽情的放纵自己，而不用担心他们正在浪费宝贵的时间，因为他们可以期待在未来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那些琐碎的事情。他们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着急的事情或者和别人分享他们的创造和思想，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完全可以将“富士山”私有，他们可能会保留经验、文化以及物质财富。他们可以花费数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思想、身体和审美情趣，沉迷于自我完善，而不用担心年老和死亡的阻碍。
他们也可能觉得自己比那些只有正常寿命的人优越。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长寿看作是高地位的象征，就像一座豪宅或游艇一样。他们可能也会在更深层次上觉得自己更重要。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曾将自我描述为一种虚构的东西——我们讲述自己的态度、经历、动机、计划和职业的故事，而自我则是故事的假想叙述者。这些故事实际上是由一些不统一的大脑动态活动构建的，但我们把它们解读为统一的持续自我报告。
那些长寿的人将能够编造出更丰富、更乐观的生活故事，充满自我完善和自我修养的艺术品，那些包含失去和悲伤的作品也会少很多看客。因此，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自己——那些乐观主义的叙述者——比那些只能讲悲伤短篇故事、生命没有更长延续的人们更具内在价值。
当然，即使是长寿的人最终也不得不面对最终的审判，但在未来几十年里，他们将能够作为一个轻松的容器而不是过着发射器般的急促生活。按照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标准，他们将比那些寿命没有被延长的人享有更大的特权——这些人更像一群外星人了。我们不难想象贫困的过客们奋起反抗特权阶级的暴力场景。弗里茨·朗在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中确实很有预见性了。
但以上这些这并不意味着延长寿命必然是一件坏事，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延长我们的生命。
这件事的危险在于取消对死亡提供的对自我放纵的限制，以及消除死亡可能造成的新的严重的不平等。也许我们能够通过广泛的使用延长寿命的技术来减轻后者的影响，但这本身就会带来人口过剩和资源枯竭的风险。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我们需要找到某种方法来平衡死亡所带来的所有负面影响和损失，以及保持它所培养的人类的谦逊感和共同的美好人性。
作者：Keith Frank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