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祭祀与历史文化认同

　　祭祀黄帝冢、黄帝陵，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中的一件大事。这个传统，至晚起于西汉，中经北魏、唐、宋、元、明、清，以至于今，从未间断。从现存的皇家祭文来看，以明清两代为多。其中，尤以清朝诸帝的祭文更为突出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

　　顺治八年（1651年），即清皇朝基本确立对全国统治后的六七年，顺治帝在祭告黄帝文中写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李学勤、张岂之总主编《炎黄汇典》第3册，曲英杰主编《祭祀典》，第387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帝“御制”祭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同上书，第387页）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帝“御制”祭文再次表明：“自古帝王受天显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成功盛德，炳如日星。”（同上书，第390页）顺治皇帝与康熙皇帝在祭文中都明确提出“道统”和“治统”的观念，这是一个应当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何谓“道统”？按照学术界历来的说法，这是指儒家传道的系统，也可以说是儒家一派人物所认可的思想传统：近则指文、武、周公、孔、孟的思想传统；远则追溯尧、舜、禹、汤（参见《论语·尧曰》、韩愈《原道》等）。何谓“治统”？这是治理之统，亦即统治之统。在中国史书记载上，所谓“治统”，远尊“五帝三王”，近承汉、唐风范，可谓史不绝书。所谓“统”，是指一脉相承的系统。《孟子·梁惠王下》：“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后历代皇帝多沿用“垂统”一词，是表明上有所承，下有所传。

　　清帝强调“维道统”、“继道统”，是表明上承儒家学说的思想传统，这是关于中华文明在文化认同方面的高度概括。他们强调“新治统”，第一，是表明继承黄帝以来的政治传统，即“时代虽殊，而继治同道，后先一揆”（同上书，第390页），“累朝之统绪相承”、“百代之英灵如在”，“累朝之治法相传”、“千载之英灵如在”（同上书，第398、399页）。第二，是表明清朝在政治统治上不重蹈前人的覆辙而有所革新。合而论之，这是关于中华文明在政治实体上之连续性的历史认同。清朝在奠定国家版图，维护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方面，以及在文化上的许多总结性工程，都证明了这种认同的伟大作用。这种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底蕴。这在中国历代典籍中有丰富的记载和鲜明的反映，从清帝祭黄帝陵文可窥其一斑。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祭祀正是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光辉的表现。

　　不论是文化认同，还是历史认同，都不自清朝始，它们萌发于先秦，弘扬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其间，十六国、南北朝、西夏、辽、金，亦未曾间断，至近代以来，又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认同的进一步发展，即表现为中华民族的认同。第二，是中华民族之认同所焕发出来的民族精神对于民族救亡的伟大意义。1937年4月，国共两党都派代表恭祭黄帝陵。国民党“中央祭文”序称：“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四日民族扫墓之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追忆先民功烈，欲使来者知所绍述，以焕发我民族之精神，特派……代表致祭于我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之陵前”云云（同上书，第411页）。1937年4月6日《新中华报》则发表了中央苏区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的消息，报道写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黄帝坟墓，举行民族扫墓典礼。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恭祭黄帝陵，其重大意义在于昭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在国难当头面前，是不甘忍受外来侵略和压迫的，表明要把侵略者赶出中国神圣国土的坚强决心。正如这篇报道中所言：“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

　　在这次恭祭活动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祭文》。祭文写道：“维中华民国廿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祭文最后一字千钧地写道：“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无谖。”这是人民的意志、民族的决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建立和最终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精神支柱。今天，当我们重温这篇祭文的时候，仍然会感受到它的时代气息和深刻的民族感召力。

　　千百年来，每逢清明时节，祭扫黄帝陵，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庄严典礼。 
　　（光明日报  瞿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