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伟岸：西方政治思想史百年学科史回顾与展望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已经不再纯粹是对一个外部对象的研究，我们自己实际上就置身于受这个思想传统深度影响和塑造的世界之中。
标题：西方政治思想史百年学科史回顾与展望
作者：霍伟岸
来源：《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霍伟岸教授，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政治学会青年专业工作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西方政治思想史，民主理论。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前，在一批留洋归国学者的努力下，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1952年的院系调整和政治学学科被取消，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造成了严重影响。从1980年学科重建至今，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恢复和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研究基础，与西方学界的差距正在拉近，但仍面临着内在发展困境。展望未来，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必须始终明确和深化我们不同于西方学界的研究问题意识，加强方法论自觉意识，并充分借鉴政治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关键词：西方政治思想史 问题意识 方法论 学科建设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各近代学科的发育发展中，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近代化进程的学科之一，它对中国政治近代化过程的学术折射最为典型。”①在某种意义上，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政治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科学，其发展总是与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形成紧密的呼应，因而深切感受着时代大势的跌宕起伏。② 作为支撑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③ 西方政治思想史在中国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④ 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成为了国家社会转型和时代精神变迁的缩影。
为了准确界定本文的研究范围，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而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下至１９世纪，但是本文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延伸到了２０世纪，包含了通常在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的范畴下加以讨论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家。①其次，我们还需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与西方政治哲学的关系略加讨论，因为这两个专业领域的研究对象有大量的交叠重合，而在概念上，西方政治哲学史与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上可以作为同义词相互替换。但是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西方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思想史还是有明显区别。西方政治哲学更注重抽象地讨论政治上的一些根本问题，在展开分析时，可以运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想资源，然而其运用方式更注重的是逻辑分析，而不太在意结合历史语境理解思想家本来论证的含义；西方政治思想史则更注重历史性地分析不同思想家的观点和论证，相对更关注思想家的主观意图和当时的特定语境。②而且，西方政治思想史通常隶属于政治学学科，而西方政治哲学则一般隶属于哲学学科。因此，本文对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评述虽然在某些方面也适用于中国的西方政治哲学研究，但有些方面则不适用。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１９８０年学科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政治学整体发展历程的梳理，学者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得出了富有启发的经验总结。③相对而言，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特定分支学科的回顾文章还不多见，而既有的文章又多侧重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学科重建后的阶段，对民国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状况着墨很少。④ 笔者不揣谫陋，力求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史再次进行梳理和解读。
从学科初创到学科重建
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认知和学习，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进而再到思想层面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正是伴随着中国向西方学习进入到第三阶段后，才开始逐渐被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高等教育界所关注和重视，并最早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进入中国大学的教学体系和研究议程之中。包括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内的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一开始就承担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使命，这就使得整个学科的发展进程始终与国家和社会的革命与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根据最新研究的考证，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端始于１８９９年，当时京师大学堂设立了政治专门讲堂，后来又在１９０９年开办了本科教育。发轫之初的中国政治学研究以国家理论、宪法理论和制度理论为核心，人权、自由、民主等内容很少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自然也未提上日程。⑤西方政治思想史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崭新的专业领域，在清末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几乎没有形成任何研究基础，最多只是有一些相关的译著问世，如严复所译的卢梭 《民约论》（今译 《社会契约论》）、穆勒 《群己权界论》（今译 《论自由》）等。严复所著的 《政治讲义》① 确实包含了不少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相关内容，虽然此书被萧公权称作 “中国人自著政治学概论之首先一部”，②但根据最新研究，严复这一著作实质上是参照英国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约翰·西莱的 《政治学科导论》而撰成，类似于编译之作，并没有太多的原创性。③ 随着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体系在清末民初的引入和建立，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名副其实的 “舶来品”，主要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由一批学成归国的留洋学者来奠定最初基础的，如高一涵 （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张奚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浦薛凤 （美国翰墨林大学法学博士）、萧公权 （美国 康奈尔大 学 政治学博 士） 等人。其中，高一涵编著的 《欧洲政治思想小史》（中华书局１９２０年版）和《欧洲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５年版）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被视为 “对政治学中 '政治思想史学科’ 的开辟”，此后北京大学政治学史的课程就被政治思想史取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成为北京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基础课程。④
初创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是为学科打基础，主要研究该领域的根本性问题和较为宏大的问题。例如，张奚若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直接研究的是社会契约论、主权和自然法这样的大题目。⑤又如师从著名学者拉斯基、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吴恩裕，其专著主要讨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以及国家分类、自由主义等基本主题。⑥ 从当时国家和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来看，中国要尽快摆脱两千多年的帝制传统，建立和巩固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对这些本质上是从西方政治文明中演化而来的制度背后的原则和理念有准确而深入的理解。因此，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建立伊始，就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样一种重要使命。
第二个特点是，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学服务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为相关教材讲义的编著。虽然教学与科研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在学科草创时期，科研工作围绕教学展开往往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如浦薛凤的名著《西洋近代政治思潮》既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本研究专著。从其成书过程来看，是先有若干论文，后又结集整理扩展成册。为教学之故，先前 作 为讲义撰写 并发表于《清华学报》的各篇论文，其标题也都是相当宏观的，如《卢梭的政治思想》《英法革命之政治思想》《英国功利主义派之政治思想》等。⑦ 若论研究水平，民国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可谓参差不齐，有些著作（或教材）仅限于对几本西方同类著作的二次加工和整理；⑧ 有些虽然材料基础还不够坚实，但至少有了明确的理论立场和方法；⑨ 有少量研究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甚至不亚于西方学界的优秀著作。①
然而，学科初创三十年所奠定的人才和科研基础，很快就随着国家政治风向的变化而遭到釜底抽薪般的削弱，进一步表明这一学科的发展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加之国际上美苏两极对峙的基本格局，中国被迫实施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苏为师。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整体被取消，专业教师被分流，大部分去了法律系。②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个分支学科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当中自然受到了严重冲击，只能在苏联式 “国家与法的理论”名义下觅得些许生存空间。在学科重建之前，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作为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部分而依附于法学学科，其研究受到苏联式政治教条和国内极左思潮的束缚，学术价值乏善可陈。③
不过，从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到１９８０年政治学学科正式恢复，这一期间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学术进展也不是一片空白，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研究资料的准备和积累。商务印书馆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很多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经典译作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版的。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特殊的学科性质，很多原典名著同时也是哲学、历史学、法学的经典著作，所以虽然政治学学科被取消了，但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不少经典译著一直还在陆陆续续出版。比如吴寿彭先生翻译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出版于１９６５年，迄今为止应该说还是最好的中译本；日知、力野翻译的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出版于１９５９年；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希罗多德 《历史》出版于１９５９年；谢德风先生翻译的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出版于１９６０年；许宝骙 （又名程崇华）先生翻译的密尔 《论自由》出版于１９５９年；何兆武先生翻译的卢梭 《社会契约论》也是出版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１９８０年出了第二版）；等等。从这些半个世纪之后仍在广泛使用的精湛的译著可以看出，很多译者的语言功底和学术功底都是非常深厚的，不过由于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的才华只能通过翻译的舞台得到展现。
在学科中断时期，除了研究资料的积累方面有所进展之外，还是有个别学者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着不懈的思想探索，虽然其成果在当时很难得到发表，但在学科恢复之后，这些成果陆续得以出版，对提升国内学界的研究水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顾准所做的对于希腊城邦制度和政治思想的研究。④这些研究带有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宏大视野。顾准在那样困难的治学环境中勤勉苦读，笔耕不辍，其真正的问题意识乃是希望通过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克服决定论历史观的局限性，以探索未来的道路。另外一个例子是吴恩裕先生。吴先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专攻西方政治思想史，博士论文写的是《马克思的哲学、伦理和政治思想》，但在政治学学科被取消后只能去做 《红楼梦》研究，最后竟成为著名的四大红学家之一。１９５４年之后，吴恩裕先生虽然无法继续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但还是利用为一些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写导读的机会对有关政治思想的产生背景、内涵与意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在１９８０年之前，这些导读算是极少数得到发表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文章。①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的近三十年，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专业人才日渐凋零，科研水平急剧滑坡，但是其学术血脉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这一时期在研究资料上的缓慢积累以及零星取得的科研进展说明：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人类探索政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宝贵思想财富，即便在十分不利的外部环境中也依然能够以各种方式彰显其基本价值，从而使其中的经典文献得以保存，不致湮灭；另一方面，当我们在政治实践上遇到挫折、走了弯路、迷惑不解时，西方政治思想史又会为反思求索和突破困局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启发。
学科重建四十年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面临全面重建，有两项工作是当务之急。
首先是人才断层需要接续，很多已经年届古稀的老先生不得不带着创业者和拓荒者的精神和使命出来工作。例如，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后，吴恩裕先生快７０岁了，但还是拖着年迈的病体努力工作，希望能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培养更多的传承者。不幸的是，吴先生因为操劳过度，在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②改革开放之初，出国留学还不容易，所以大量的师资和研究人员培养需要由国内高校承担。１９７９年，天津师范大学招收了中外政治思想史专业（西方政治思想史方向）的第一批研究生。１９８２年，徐大同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 “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国内众多高校培养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第一批专业师资和研究者。③
其次是专业教材需要重新编写。民国时代的教材因其特定的局限性而不能使用，苏联式教材意识形态说教的味道又过重，所以需要编写出适合改革开放新时代背景下，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又破除僵化教条的价值评判标准，并能够借鉴吸收新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的新教材。历数年之功，徐大同先生担任主编，由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教师参与编写的教育部统编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于１９８５年出版，为新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理论体系建立了初步的框架和基础。
从１９８０年政治学学科恢复建立至今已经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的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长足进步，笔者尝试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概括。
第一，研究的问题从宏大而基本到具体而专门。在某种意义上，学科重建有点类似于学科初创，在这样一个打基础的阶段，先对宏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引介基本理论和主要思想家，搭建起整体的学科框架，是完全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有关研究才会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逐步深入，日益具体而微。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科重建初期（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发表的论文的主题——如基督教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西方近代自然法学说的特点、现代自由主义的历史特点、人权学说的历史发展等——到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大约就需要用一本书，甚至是一套丛书的篇幅去处理。笔者以“洛克”作为关键词检索国内关于其政治学说的研究论文，其结果可以为这种发展趋势提供一个有趣的佐证。１９７９年，以《洛克政治学说简论》为标题的论文可以发表在 《哲学研究》这样级别的刊物上，可见当时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上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十年后《史学月刊》发表了 《浅析洛克的议会至上思想》，虽然大体上仍未超出介绍性研究的水平，但是毕竟从对一位重要思想家整体学说的介绍深入到了对其学说的某个具体方面的分析，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学术进步。二十年后的１９９９年《教学与研究》发表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洛克和罗尔斯自由观念评析》，表明有关研究已经开始逐步深入到对主要思想家的核心概念进行比较分析的层次，并从中勾勒出自由主义的发展线索。三十年之后的２００９年，《学海》发表了 《洛克政治哲学的基督教基础》，该研究进一步深入到洛克思想内部去发掘其并未明言的思想预设，并对西方学界关于同一主题的研究文献有较好的掌握。四十年后的２０１９年，《政治思想史》发表了 《劳动的解放：洛克政治哲学中的货币问题》，该文处理的问题就更加具体而专门，劳动财产权理论是洛克的核心学说，而其思想中的货币问题此前通常为人所忽视，因此从货币问题反观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可以得出颇有新意的理解。①综上所述，从做 “大问题”到做 “小问题”，其实代表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学术进步，因为要发现这样的 “小问题”，需要研究者对有关文献和研究前沿有更深入而准确的掌握，只有把这样的“小问题”一个一个地做好，并且以小见大，我们对 “大问题”的把握和回答才会有更加坚实的基础，而不会给人以大而无当之感。
第二，研究方法论从一枝独秀到博采众长。新中国成立后，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直奉行苏联式高度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论的分析方法。学科重建以来，在方法论上国内学界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唯物史观的主导地位，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僵化教条、非黑即白的评价方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在国际学界流行的方法论开始得到引介、重视和使用。其中影响较大的方法论包括辉格史观、施特劳斯学派的字里行间阅读法、剑桥学派的智识语境主义分析法等。虽然人们开始接触辉格史观这个概念的时候一般都是首先从批判它的角度进入的，尤其受到巴特菲尔德那部名著的影响，②但事实上，辉格史观的基本预设———假定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发展都是朝着自由越来越战胜专制的目的论方向发展———在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方法逐渐被国内学界了解和接受之前，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不可小觑，特别是很多方法论意识不够自觉的研究者其实都或多或少在秉承这一方法。施特劳斯学派的方法论在西方学界是极富争议的，在被介绍到中国之后曾经引起过一波热潮，但热潮过后，国内学界对待这种方法论的态度也形成了明显的两极分化，热衷于区分隐微教导和显白教导的少数学者（所谓施特劳斯派或 “施派”）自身有着比较强的方法论优越感，而不认同这一方法论的研究者则嗤之以鼻。整体而言，施特劳斯的很多观点和论述比其方法论影响更大，即便是非常不喜欢其方法论的学者，也极少会毫不关注施特劳斯著作的论点。③ 剑桥学派的方法论在西方学界大约兴起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后日益成为显学，迄今为止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方法论。① 这种经常被称为语境主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智识语境主义）的方法论约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得到国内学界的引介，在２００３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原版影印出版了 “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之后，影响日趋显著，斯金纳、波考克和邓恩等人的名字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和专著里的高频词。
第三，研究态度从追逐热潮到更加理性平和地看待各家各派思想。随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在重建期的推进，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到２１世纪初，一度出现过几波对某个思想家或某种主义的研究热潮，如哈耶克热、施特劳斯热、施密特热、共和主义热等等。②在特定的热潮中，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不同程度上受到该思想家或主义的影响，至少要认真对其表示关注。这些研究热潮在国内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随着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研究不断开拓，我们越来越能接触到西方学界的一些前沿研究。事实上这些热潮都是从西方学界某个特定的圈子里率先流行起来的。国内学界对这些热潮的追捧恰恰反映了我们智识敏感性的增强，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这些热潮的兴起，也一度导致过分拔高某个思想家或某种主义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随着国内学界的研究不断深入，论域日益广泛，方法渐趋多元，在世纪之交前后的几波热潮过后，很难再看到类似的浪潮复兴。在笔者看来，至少部分原因是，随着对西方学界了解的深化，我们越来越能认识到各家各派观点各有所长，一个代表性思想家或一种重要的主义当然可以从某个特定角度提供丰富的洞见和启发，但同时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结果是，我们越来越能够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方法之争。这并不是说智识上的相对主义立场就一定代表着学术进步，而是说波及整个专业领域的研究热潮难再出现本身，恰恰说明国内学界整体上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学术积累，从而很难再被西方学界某个局部刮起的旋风 “吹皱一池春水”。
第四，学术交流从单向度地向西方学界汲取营养到与国际学界交流对话能力不断提高。学科重建初期，由于人才断层，研究断代，我们在方方面面都亟须补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学界与西方学界的研究水平差距明显，所谓的学术交流基本上是我们单方面地向西方学界汲取营养，国内学者很难与西方学者实现平等的学术对话，更谈不上做出具有国际水平的前沿研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大幅改善，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优秀学子有机会和有能力负笈海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受到更加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些海归博士回国后对提升国内学界的研究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国内研究者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赴海外高校访学，或邀请国际一流学者来华交流，这对提升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水平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随着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国内学者能够越来越清晰准确地把握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及时追踪前沿研究，甚至于在特定领域做出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的研究。此外，研究者的外语能力整体水平提升明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虽然在全部研究者中仍然只占很小的比重，但绝对数量在显著增长——能够直接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经典原著，并且除了英文之外，还能阅读其他外语（如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写成的专业著作，这已经企及国际一流学者的语言水平。总之，虽然整体上我们的研究水平仍落后于西方学界，但这一差距正在缩小。
第五，研究取向从实用大于学术到经世与学术趋于合理平衡。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来就不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基于２０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变迁，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民国学科初创时期是如此，政治学重建时期也是如此。这个实用主义的目的其实包含了颇有张力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了取经，学习如何让国家实现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的有效经验；另一个方面则是为了论证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从根本上说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理念更加优越。无论在哪种实用主义目的的支配下，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都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研究预先设定了一种价值立场（西方的思想和制度是先进的，代表了普世价值；或者是腐朽的，是一条歧途邪路），然后生硬地剪裁史料为既有的结论做背书。这样的实用大于学术的研究违背了学术的内在规律，忽视了思想起源和演进的复杂性和非必然性，最终会对人们的政治实践造成不良影响。随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日渐深入，学者们开始越来越自觉地反思和纠正这种被实用主义目的过分支配的研究取向，力求在扎实的材料基础上，努力发掘思想家的问题意识、理论内涵和历史影响的复杂性，不再简单化地、脸谱式地理解思想家及其理论。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放弃了经世致用的意图。毕竟，极少有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纯粹是为了求知的目的，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研究时带有对中国问题的深切关怀。不过，研究者开始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不让经世的目的损害了研究本身的客观性，也就是说，使学术与经世趋于更加合理的一种均衡。
学科重建的四十年，是国家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四十年，也是中国打开国门深度融入世界的四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高等教育的欣欣向荣，国际交流的广泛深入，都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研究水平的提升提供了有力保障。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需要我们深入理解西方政治文明的内在机理，以及直接受西方政治文明形塑的现代政治世界的根本制度和思想原则，而正是这种切实的需要才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
学科发展的内在困境与未来展望
成绩背后有隐忧。学科重建四十年的巨大进步是相对于学科中断期结束时的低起点而言的，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国内总体的研究水平与西方学界仍有不小的差距。②但是更值得我们警示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重要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正面临着内在的发展困境与挑战。
规范性基础理论研究相对于经验性和实证性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中有边缘化的趋势，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有数据表明，近年来超过７０％的政治学博士论文是偏重经验和定量研究的政治科学论文，偏重规范性研究的政治哲学论文不到三成，而其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类的论文就更少。③一方面，实证研究水平的提高对于科学性欠缺的中国政治学整体发展而言是一种进步，但另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似乎越来越少人问津也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现实。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的方兴未艾，在学科发展逻辑上并不必然带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门庭冷落，两者在对政治学根本问题的思考上应该是相互启发、相辅相成的关系。
造成这种不尽如人意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学科发展有着强烈的现实政策导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 “政策思维压倒学理思维”，① 而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现实政策的关系总是间接的，因而在各种资源分配上一般都难以得到有力支持。据统计，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８年，获得国家社会 科 学 基 金 立 项 的 政 治 学 学 科 项 目 名 单 中，有 关 政 治 学 理 论 的 项 目 只 占 立 项 总 数 的６．９９％。② 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分支，其立项数之少便可想而知。不仅２００８年之前如此，近几年的立项数也一直在低位徘徊。③展望未来，依笔者浅见，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要突破困境迎难而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苦练内功。
第一，始终明确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感。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相互依赖程度空前提高，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使得西方政治思想、制度和政策实践的很多问题具有非常明显的外部性影响。如民主与民粹的张力，身份认同政治的勃兴，右翼和极右翼思潮的甚嚣尘上等等，都已经溢出了欧美国家的范围，形成了日益广泛的世界性影响。虽然切入的角度仍有显著不同，但国内学界与西方学界关注的研究议程已具有越来越高的重叠性和共时性。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不再纯粹只是对一个外部对象和历史对象的研究，同时也应当是对我们自己的时代处境的研究，是对我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路径选择的研究。如前所述，学科重建四十年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题目愈益具体而专门，这无疑是一种显著的学术进步，但同时也蕴藏了一种危险：题目越做越小，容易掉进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陷阱。１９４７年，张奚若为清华大学３６周年校庆在 《清华周刊》上题词：“学问要往远处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④ 这种清醒的研究意识值得每个当代的研究者以之自勉。要克服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我们就需要不断增强历史研究的现实感，增强思想研究的经验感。这当然不是说要简单回到以实用主义精神来支配学术研究的路径上去，而是强调我们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有深切的时代关怀和中国问题意识，都要有对于治乱兴亡的基本道理的深思。毕竟，政治思想研究不同于纯粹的哲学思想研究，政治始终是要面向实践的，而实践总是现实的。在中国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与西方学者研究自己的思想传统相比，在问题意识和研究目标方面应当有明显不同的侧重。我们既要重视西方学界的研究规范与研究成果，同时也不能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界的研究议程设置。
第二，进一步加强方法论自觉的意识。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很多结论受方法论的影响很深。固然，方法论不是决定性的，不是说只要使用同样的方法论研究同样的问题，就必然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方法论对研究结论有深刻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政治学重建四十年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得到日益多元化的发展，不过总体而言，研究者们的方法论意识还不够令人满意。大学里研究生如果做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学位论文，开题时在研究方法一栏中用文献研究法的说法敷衍了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事实上，不少研究生导师和专业研究者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也很不够，他们只强调认真读文献，却不重视读文献和分析文献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研究方法论的深入学习和使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围绕着特定的研究方法经常会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学派，最典型的如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虽然我们可以对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方法论的实践门槛还是很高的。例如，不是说注意一下时代背景和思想背景，从历史语境出发去解读思想家的论述，就是使用了剑桥学派的方法。事实上如果要恰当应用剑桥学派的方法去研究一个主要思想家，需要阅读大量那个时代二流甚至三流作者的著述，从中发掘出当时的主流论证形式，再拿这个思想家的理论与之比较，从而寻找对该思想家的真实意图和论证策略的合理解释。这种方法论需要研究者对一个特定时期的西方历史文献达到相当熟悉的程度，对中国学者实际上是很大的挑战。
第三，要积极吸收政治科学研究的有益成果，使政治思想研究与政治经验研究能够互相启发、相得益彰。在今天的政治学界，无论中外，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似乎都横亘着一道鸿沟，从事这两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基本上不会互相交流，甚至彼此怀疑对方所从事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种状况应该说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奠定最初基础时就已经开始了，其后这种发展趋势就愈演愈烈。①进入２１世纪，行为主义和量化研究最为盛行的美国政治学界内部掀起了一场抗议运动，“反对唯科学主义主导的政治学研究，批评美国政治学对量化方法的狂热，主张用方法论多元主义打破量化研究的霸权，强调重拾理论性、思想性、规范性、历史性的政治研究”。②这种抗议当然反映了主要从事规范研究的政治理论界对于唯科学主义政治学长期积累的不满。然而单纯的抗议事实上无助于打破这两个学科领域的森严壁垒，更为积极的做法应当是努力促进两者的交流和融通。在这个方面，古典时代的榜样无疑是亚里士多德，而在当代学者中，福山则树立了一个典范。这当然不是说福山已经达到了亚里士多德的高度和水平，而是说，在打破政治思想研究和政治经验研究之间的樊篱，从而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方面，福山堪称一位亚里士多德式的学者。福山政治思想研究功底扎实，③对比较政治学的进展十分熟悉，对时代脉搏的感受非常敏锐，既能深切体察政治思想的根本问题，也能积极回应政治现实中的紧迫问题。无疑，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学习去做福山那样的学者，但是，做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人一定要自觉摒弃学科偏见，不能自恃清高，从而对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视而不见。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已经日趋进入到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逆全球化潮流甚嚣尘上，西方国家政治集体 “向右转”，本是左翼主导的身份认同政治的议程也开始被右翼势力扭转，西方国家的制度和观念遭遇巨大挑战，中美关系承受着对抗多于合作的 “新常态”考验……而今年以来渐次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使以上这些趋势进一步加剧，历史仿佛走到了一个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正是在这个世界政治前景扑朔迷离的时刻，看起来与现实政治没有直接联系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却恰有机会展示其 “无用之大用”。对世界大势的判断，需要基于长时段历史研究的理论大视野和深邃洞察力，而这正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长处和优势。例如，要回答西方国家政体是否将在这次危机之后走向衰落，观察它在２０世纪两次大危机（一战和二战）前后的表现，可能比仅仅关注其眼下遭遇的困局，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① 要回答身份认同政治是否将取代利益分配政治成为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动力机制，我们也不能只看今天西方国家内部外部的身份群体分裂对抗和政治极化现象，还有必要结合更多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经典论述来分析身份认同政治的思想根源。②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正在朝着回答这些时代命题的方向努力。民粹主义、各种右翼思潮、身份认同政治等概念正在成为近几年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论文的高频主题词。
如前所述，在这个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相互依赖空前增强的时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已经不再纯粹是对一个外部对象的研究，我们自己实际上就置身于受这个思想传统深度影响和塑造的世界之中。因此，中国研究者在比较文明的视野下探求优良政体的问题意识、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政治和观念历史的经验材料、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说语境———以上三者的结合将成为中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立身之本，也是其无可替代的价值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仍然任重而道远。（注释略；责任编辑：任玥）
文章来源：《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05；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编辑，小编：Jl。点击阅读原文浏览更多经常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