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杜近芳口述实录--我的童年
我是名幸运儿。关于我的出生，首先要提到的是京剧行的陈家。我刚出生不久，便被一条毯子包裹着抱到了陈家。于是，我姓了陈，有了陈玉华这个名字。
我是1932年生人，猴年腊月生的。我父亲陈喜光就是不告诉我是腊月哪一天，他说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生日的具体日子。我的堂哥比我大10个月，他对我说:“你记住了，我是农历猴年二月生的，你是十二月生的。”他还说:“可是，你是猴年腊月里来的，没多少天，很快就迎来了鸡年。咱们中国人不按这公历，不信这洋菩萨，还是按照猴年来计算。”所以说，这非常有意思，我生下来没有几天就1岁了。到我真正1岁的时候，按传统的算法，我都3岁了。京剧里有一出戏叫《白猿教刀》，讲的是关老爷在梦境中跟一只通灵的白猿学习刀法。这只白猿非常有本事，而且孝母。因为我是猴年生的，皮肤很白净，所以，长辈们又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白猿”。
我从小就有些奇怪的习惯。拿吃东西来说，我不吃别人的奶，碰都不碰。那时候没有卖牛奶的，我父亲想办法买到最好的羊奶，用开水冲了，放在一个船形的容器里喂我，但我死活都不吃，只是不停地哭。家里人着急了。我父亲想，再这么光哭不吃东西，这么点儿大的孩子很快就没气了呀!他急得不能工作。恰巧米粮店的老板到我家里来，看到这情况，就把我父亲叫到一边，问:“这是南种还是北种?”意思就是，这孩子是南方人生的还是北方人生的?我父亲说根子是“南种”。米粮店的老板就让他用老米面试着喂喂看。老米面就是把比较粗的老米，碾碎压成面，上屉干蒸，蒸完后添水打成米浆，干了以后就像一个汤圆。我父亲就试着用老米面喂我，这一喂不要紧，我是又不哭又不闹，就像得了饱灾似的。所以，是老米面把我救活的，我也是吃老米面长大的。老北京人一般不太会焖饭，我们家只有四婶母会，因为我四叔陈喜兴喜食米，所以有时候焖一点米饭吃。我的这种饮食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无米不成炊，没有大米吃，小米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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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比较拮据的，逢年过节才能吃得好一点，但对小孩子来说，倒并没觉得特别的苦，反倒是养成了我杂食而不挑食、什么都吃的习惯。我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吃硬的食物、带壳的东西，这让我的钙质比别人都强;另一个就是馋饮，从小就爱喝茶。那时候，北京城居民喝的都是玉泉山的水，后来人一多，水也变了味儿。
陈家虽然不算书香门第，但是这家人有诗书的传统，男丁都要从小上私塾，学习传统国学经典，读书习文。就以我的爷爷来说，他就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文化人。他在世时，每逢年节，都会有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比如教私塾的先生，来给他拜年。虽然我与爷爷未曾谋面，也未曾从家人嘴里听到过他的名字，但我心里老想着他老人家。据说，他是位极善良慈祥、疼爱孩子的老人。晚年，他虽跟一般老年人的作息一样早睡早起，然而每天后半夜3点总要准时起来，打着灯笼在各屋门口给大人打招呼，提醒大人不要睡得太死，留神别压着孩子，可见他对隔代人的怜惜关爱之情。
陈家不知什么缘故，传到我爷爷这代已经有些败落了。我爷爷有七个孩子，五龙二凤，人丁比较多。为了生计，不得已将男孩子送进了京剧科班。那时把孩子送进科班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梨园行自己的子弟，进科班是为了继承梨园的血脉;另一种情况则是穷苦人家，生活无着，养不活孩子了，只能让孩子学戏，既有口饱饭吃，又能学门手艺。科班十年俗称“十年大狱”，都有“关书”，即合同，说得更透彻些，就是卖身契。学戏练功是非常苦的，一般家庭不到山穷水尽之时，是绝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去“受罪”的。我爷爷那时，大抵是后一种情况。也正是如此，便成就了梨园行的陈家。
说起来，陈家全家都与京剧有缘。我的大爷是后台管大衣箱的，相当于现在管服装的舞美人员。我父亲陈喜光排行老三，工铜锤花脸。我的四叔陈喜兴工文武老生。我的五叔是拉京胡的。家里的长辈们除了唱京戏，也有喜欢古曲的，我的姑姑兴致来时会教我唱旦角。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戏曲氛围极其浓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们家很有意思。我叔叔先进的富连成科班，他是在家里读完《论语》进去的。我父亲是在家里念完了四书五经，大约十ー二岁的时候进的富连成。我父亲和我叔叔都排在第一科“喜”字科。当时在“喜”字科的除了“六大弟子”(雷喜福等人)，还有带艺入科、搭班唱戏的梅喜群和周喜芳。梅喜群就是梅兰芳先生在科班时的艺名，周喜芳就是周信芳先生在科班时的艺名。按现在的话说，梅先生是走读，白天来、晚上走，不住宿。所以说，我父亲、我叔叔和梅先生、周先生是同科的同学。
杜近芳《谢瑶环》
我叔叔条件挺好，老生嗓子很不错，出科以后开始搭班唱戏。那时候，王府常有堂会戏(有钱人家祭祖、婚丧、祝寿、过节时组织的私人演出)，我叔叔常常参加堂会演出。因为是在王府演出，那里的规矩大，我爷爷怕我叔叔唱砸了或坏了什么规矩，所以每次都跟着去王府。有一次我爷爷太累了，就先回家休息。我叔叔那时侯年轻，不懂世事的险恶。人家对他说:“你累了困了，抽口福寿膏吧。”福寿膏其实就是鸦片、大烟。就这样，我叔叔染上了大烟瘾，把唱戏给耽搁了。1930年，梅兰芳先生赴美访演，约请我叔叔同行，但提出一个要求:尽快戒掉鸦片烟。我叔叔想照办，但医生说:“不能快，要循序渐进，否则，心脏、神经就不工作了。”我叔叔很遗憾地告诉梅先生这个情况，并给梅先生介绍了一个学生——王少亭，说这个学生人好，会的戏也多。梅大师采纳了我叔叔的意 见，用了王少亭，这一用就合作了一辈子。四大名旦的另一位荀慧生先生，最早是唱梆子戏的，后来坚决改唱皮黄(京剧)。他邀请我叔叔与他合作，我叔叔欣然答应，和荀大师合作了一辈子。后来，大师不演戏了，我叔叔就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任教，高寿去世。医疗费用、在北京八宝山大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等，都是由荀家向北京市文化局请求，由北京市文化局承担、主办的。所以，陈氏家族对荀家的恩德永记不忘!
《杜近芳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 2019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