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立军：郁达夫、蒋光赤与左联

郁达夫、蒋光赤与左联

苏立军

今晚就住在欧阳路的财富戴斯酒店，离鲁迅纪念馆和多伦路就一公里，这是一个好地方，可以让我想起很多。

首先想起的就是左联，去年12月26号来到上海时就到多伦路去寻找左联成立的旧址——中华艺术大学，但是，从楼下找到楼上，就是找不到郁达夫的名字。

是的，这段历史还有有点知道的，心中还有有点不服气的，凭啥郁达夫就不在其中呢？

其实，当你走近多伦路时，感觉并不好，那么多的作家雕塑，本来值得我们用虔诚之心去膜拜的，但看到的是什么？要么是尘土垢面，要么是垃圾桶包围，文学正在消亡的征兆吗？

暂且不去牢骚了，毕竟在国际大都市留下了那么一条街，作为历史文化名人街，让我们还有机会来感受其间的氛围，比如说景云里，鲁迅当年的住所。景云里建造于1924年，只有坐北朝南的3排三层小楼，是上海很普通的石库门，二、三十年代鲁迅、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周建人、柔石等一大批名人居住在此，从事创作、编刊、领导和组织革命文学活动，有历史文化名里之称。去年12月底我来到那里，就是那么普通的存在着，如果上面所说的尘土或者垃圾桶，也许就是历史的再现吧。

景云里的边上就是左联的成立旧址所在地，中华艺术大学，地名叫做窦乐安路(今为多伦路)，那次我上上下下走了两边，就是找不到郁达夫的名字。

作为左联的重要成员之一，怎会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存呢？我不免要翻一翻旧帐。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文学界的斗争很激烈。国民党反动派压制进步文学以及左翼作家，左翼作家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据1930年3月3日《拓荒者》记者报道，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团体自动解散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成立的时机已经成熟。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窦安乐路中华艺术大学的教室里成立。会上通过了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

成立会是下午2时举行的， 到会的有冯乃超、阳翰笙、潘汉年、洪灵菲、钱杏邨、鲁迅、冯雪峰、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等50余人。宣告开会以后，推定鲁迅、夏衍、钱杏邨三人为主席团成员。

会议确定组织行动总纲领的要点是： (1)文学运动的目的在于求新兴阶级的解放。( 2)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同时决定了主要的工作方针是： (1)吸收国外新兴文学的经验，及扩大我们的运动，要建立种种研究组织。(2)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3)确立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及批评理论。(4)出版机关杂志及丛书、小丛书等。(5)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

从报道中可以看到郁达夫名列其中，那么郁达夫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加入左联的？

郁达夫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享有盛名的作家。左联成立前，左翼文艺工作者对他能否进入左联，议论纷纷；后征得鲁迅意见，才被列入名单。茅盾在回忆录《左联前期》一文说：“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对文艺界的议论，郁达夫本人早有耳闻，内心也颇为沉闷,他在1929年9月19日,给周作人的短信中已袒露无疑：

“现在上海，沉闷得非常，文艺界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而且卑鄙龌龊，什么事都干，我以后想不再做什么东西了。等生活定下来后，只想细心来翻译一点东西。……关于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件奇怪不可思议的谣言。……大约此事的出处,是由革命文学家等制造出来,意思是在说我拜倒在美国拜金主义之下,说我的确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每月收入有几多几多,所以是反动的代表.这一种中伤谗诬,实在是可笑得很,但是中国人专喜欢弄这些小玩意儿，那也是没有法子的……”这种沉闷情绪，使他对左联的态度一开始就产生了一定的距离，这就不难理解最初协商左联发起人的名单中没有郁达夫的原因。也许中共中央提出要尊重鲁迅的意见受到了重视，后来征求了鲁迅的意见，才给他补上了。

但是，决定给郁达夫补入左联常委名单的人思想上不一定明确认识到接受郁达夫加入左联，就是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在左倾路线抬头时，他们开除了郁达夫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我又想到了左联的另一位重要作家——蒋光赤，因为郁达夫有一篇散文《光慈的晚年》，概述了左联成立前后郁达夫与将光慈的交往情况。

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1930年10月20日第3版披露了蒋光赤被开除党籍以及被左联开除的经过。这份党报，目前世面少见，为了了解当时事件发生的情况，现在将这个报道的原文抄录如下。

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赤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因革命斗争尖锐化，动摇退缩，只求个人享乐，故避免艰苦斗争

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坚决肃清这些投机取巧，畏缩动摇分子，号召每一个同志为革命而忠实工作，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健全党的领导作用。

一向挂名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家蒋光赤（一名蒋光慈，又名华西里），日前被中国共产党正式开除党籍，本报探得事实经过，亟为披露如左：

蒋光赤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虽有几年，但他从未做过艰苦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着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蒋原为文化工作人员之一近中共中央决议将在文化工作人员中调一些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蒋光赤早已动摇，经次一举，害怕艰苦工作，遂写信给党，说他是过惯了浪漫优裕的生活，受不住党内铁的纪律，自请退出党外，'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分子’蒋所属支部，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在党的铁的纪律之下，经常刻苦工作，特别在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每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更应该抱着牺牲一切的精神，站在战斗的最前线，艰苦工作，积极领导群众斗争，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 投机取巧动摇的起见，遂怯懦的分子，健全党内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省委批准。

在蒋光慈被开除党籍之后两个月，1930年11月16日，郁达夫在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上被开除出联盟。此次大会的具体情况，当时在上海出版发行的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于1930年11月22日第91期作了全文的报道----

“左翼作家联盟第四次全体大会补志选出苏代会代表一人；转变工作精神，努力广暴斗争。本月16日下午6时左翼在会所开第四全体大会，到会人数除联盟会员30余人外，还有日本战旗社及中准会文化总同盟等代表多人参加。

首先主席作政治报告：大略说明目前世界经济的政治的危机，以及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高涨，在国内，说明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导之下来进攻红军，及劳苦群众革命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愈加深入，因指出目前革命的两个重要任务（一）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红军，   （二）争取工农兵苏维政权的建立。

嗣战旗代表报告:说明日本无产阶级文化斗争随着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扩大深入无产大众,并决定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化斗争,在战线上发生严密的关系……继由文化总同盟代表及中准代表报告,指出目前青年学生斗争当在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工农革命旗帜之下,及苏维埃政权建立之需要.

旋由常委报告:大都是极严重的自我批评,例如过去脱开群众坐在亭子间创作和不参加组织生活,忽视经常的训练……等,因此文化斗争不能起实际作用,所以过去的工作,那是没有什么好成绩。报告毕,开始讨论各提案,主要议决如下:(一)派代表参加广暴代表大会并加紧广暴工作----如印发传单,公开宣传集会等.(二)全体动员参加群众实际工作。(三)扩大工农兵通信运动。(四)争取公开出版运动。（五）建立农村通信机关。（六）肃清一切投机和反动分子-----并当场表决开除郁达夫。此外还有实际行动，决议多条不载录。

继即票选赴苏维埃区考察代表一人和补选执行委员三人亦票选，最后苏维埃区考察代表提议慰劳红军和苏区革命群众案，决议尽可能募捐作慰劳。至十时始散会。“

从上述报道可以得知，左联初期工作中表现出极左的倾向：热中于政治斗争，积极参与广州暴动，印发传单，公开宣传集会等，会议所作出的决议，最突出的一个内容就是大会现场表决开除了郁达夫。

在这次大会的现场，郁达夫被开除的具体过程是怎样进行的呢，郑伯奇在《左联回忆散记》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可以让我们对这件事有了清楚的了解和认识：“记得在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一所小学里开过一次会，是临时召集的，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郁达夫对新月社的徐志摩说：'我是作家，不是战士。’向”左联的敌人公然这样表示，等于自己取消资格，应该请他退出。一时群情激动纷纷表示赞成。我主持会议，未经深思，遂付表决。达夫因此和'左联’一时疏远，并对我深致不满。以后，我担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彼此才逐渐恢复交情。这事我深感内疚，觉得作得欠妥。以后事实证明，达夫始终倾向革命，和党时有联系，我们根据片言只语，仓促作出决议殊觉不符合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政策。我主持这样的会议，应负主要责任。“

在事发40余年之后，郑伯奇将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众，不仅让我们看到当事人的自责精神之可贵，更使我们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知道郁达夫内心沉闷的秘密。从会场的情况来看，与会者对郁达夫的处理十分轻率。会议没有认真研究和分析发言人的意见，只根据郁达夫的片言只语就作出处分的决定。他与徐志摩所说的话，应当作具体分析。本来,作家与战士的这两重身份并不矛盾，怎么能说自己是作家就等于取消了自己的战士资格，此话岂不荒唐。可见极左的人加入左联，是不把左联看成作家组织，而是'第二’党。再说，那时，徐志摩与许多人都有来往,与茅盾也有私交，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徐从开明书店打听到茅盾的新居，就带了史沫特莱（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平记者，被北平政府认为是共产党）去见了茅盾。可见，在政治上，还不能把徐志摩说成敌人。只根据徐志摩的一句话，就判断郁达夫不是战士，并决定开除他。

那么，郁达夫在这个时期是否真的颓废没落了呢？郁达夫是由鲁迅提名加入，那么在这个时期，郁达夫与鲁迅一起又发起或者参加了哪些重大活动呢？

1928年春参加了“中国革命胡济会”；1928年6月与鲁迅编辑进步文艺月刊《奔流》；1930年2月与鲁迅等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0年3月参加了“左联”；1932年“一二·八”时与鲁迅等发起《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1933年2月与鲁迅签署发表《为横死的小林遗族募捐启》。正因为对鲁迅的崇敬与交往，同鲁迅一起参加革命活动，所以在1933年春天他俩一起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

也正由于这种共同的革命活动，使郁达夫更崇敬鲁迅的伟大。1933年1月19日，郁达夫把一首尸写成字幅赠送给鲁迅：

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不是一般文人的应酬之作，而是郁达夫和鲁迅长期交往的结果。鲁迅除了冷静，还是冷静！看似对世界冷漠无情，似看破红尘，实质上是清醒的人，这正是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写照。郁达夫在此诗中用《彷徨》《呐喊》代表了鲁迅的伟大业绩，极其深刻地向我们预示了，鲁迅的业绩不管有多少小人、诬无赖、凶敌的破坏、阻挠，终究会如江河一般永远不干涸，永远汹涌澎湃。

那么在这个时期，郁达夫又写了怎样的作品呢？

单就《她是一个弱女子》来说：在郁达夫小说创作史上，《她是一个弱女子》占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这是郁达夫继《沉沦》《迷羊》之后出版的第三部中篇。小说以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后至“一·二八事变”为背景，以女学生郑秀岳的成长经历和情感纠葛为主线，描绘了她和冯世芬、李文卿三个青年女性的不同人生道路和她的悲惨结局。

《她是一个弱女子》完稿后，并没有像《蜃楼》那样先在刊物上连载，而是像《沉沦》《迷羊》那样直接交付出版。1932年3月31日，此书由上海湖风书局付梓，4月20日出版，列为“文艺创作丛书”之一，印数一千五百册。但是，《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后不久即被当局指为“普罗文艺”而禁止发行。湖风书局被查封后，上海现代书局接收湖风书局纸型于当年12月重印，但为了躲过检查，倒填年月作“1928年12月”初版，又被当局加上“妨碍善良风俗”的罪名，下令删改后方可发行。次年12月，删改本易名《饶了她》重排出版，扉页上印有“本书原名《她是一个弱女子》奉内政部警字第四三三号批令修正改名业经遵令修改呈部注册准予发行在案”的声明，不到半年又被当局认定“诋毁政府”而查禁。

这部小说从创作背景来说，有些广阔的视野，如军阀割据，北伐战争，一二八事变，日本侵略，等等，而“普罗文艺”“诋毁政府”又成为了被禁的理由，是否从一个侧面表明郁达夫用笔在表达他的观点与立场？

今晚，回到房间时，就拿着手机尽快地打着字，把内心的些许想法记录下来，不然稍纵即逝咋办呢？

夜深人静时多伦路也许已经寂静无声了，或者只有咖啡馆内，还在喧嚣着，也许那时候，左联时期，正是飞行集会的时候，也许郁达夫就在景云里在和鲁迅促膝长谈那！

酝酿于1927年出版于1932年的《她是一个弱女子》，最后出现的情节，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的惨烈场景，而更为令人震撼的是日本士兵的兽性大发轮奸郑秀岳的侧面描写，通过吴一粟的“饶了她”的反复呼喊，直抵人心的感受到了蕴含在文字背后的穿透力，我没有考证，这不知是否也是现代文学史上揭露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等滔天罪行的最早的小说？

2017年4月26日于上海

苏立军

郁达夫研究学会副会长，区教研室教研员，富阳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