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红楼梦》中“有戏人家” 柳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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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戏曲描写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功用，不仅在情节铺演、人物形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反映了明清时期戏曲排演与传播的样貌。书中刻画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戏曲受众，既有外行“看”热闹、内行“听”门道，也有在戏文中参悟人生者。受众喜好与审美能力各有不同，为戏班演出和戏文创作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环境。
外行“看”热闹
以贾珍为代表的一类观众，属于较为典型的外行“看”热闹。这类观众重在“看”戏，而非“听”戏，由视觉冲击而产生审美愉悦。
《红楼梦》第十九回写贾珍摆酒请族人观戏庆祝元宵节，上演了《丁郎认父》《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等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
贾珍所请的外来戏班是用弋阳腔演唱的。场面热闹、花哨，伴奏多用锣鼓，声腔高亢，加上喝彩叫好声，这都是弋阳腔的演唱风格。
汤显祖认为，弋阳腔表演“其节以鼓，其调喧”。清代笔记《啸亭杂录》评价：“惟弋腔不知起于何时，其铙钹喧阗，唱口嚣杂，实难供雅人之耳目。”
但在《红楼梦》的描述中，弋阳腔以其通俗、热闹而受到围观者的喜爱。第十九回中，观看贾珍所请弋阳腔戏班演出的街人感叹：“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
贾珍系世家子弟且现袭官位，却因“敬老爹一概不管”而不怎么肯读书，文化程度不高，戏曲素养也较粗鄙，喜好“繁华热闹”。《曲律》谓观戏有诸种折磨，如“家宴”“演恶剧”“闹锣鼓”“村人喝采”等，而这偏偏是贾珍等人看戏的情境和审美水准。
历史上，戏曲传播中一度出现花雅之争，这在《红楼梦》中亦有反映。第二十二回，贾母为宝钗庆生没有选用自家的昆腔家班，而从外面“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昆弋两腔皆有”。从演出效果来看，贾母等人对《刘二当衣》这样谑笑科诨的弋阳腔剧目“甚是喜欢”。
内行“听”门道
晚明以来，世家大族多蓄家班以备庆典、娱乐及应酬交际之需。为方便内宅女眷观戏，很多家乐都由低龄少女组成。与跑江湖谋生的戏班相比，女家班不求“合时”，只以主人的戏曲素养和喜好为重。
《曲律》视“华堂”“名园”“水亭”为排戏的好所在。贾母听戏尤爱水亭，理由是“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自然使人神怡心旷”。贾母的娘家也是有戏班的，史家枕霞阁即为水亭，流水能滤掉喧哗、烘托音质兼具扩音作用。
贾母深谙戏曲精妙所在，弃热闹而求清淡。第五十四回，荣国府庆元宵安排家班演出，贾母命正旦芳官唱《寻梦》，但伴奏须从简，又命大花面葵官唱《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小生文官说中贾母听戏的独到之处：“不过听我们一个发脱口齿，再听一个喉咙罢了。”
从曲目来看，独角唱工戏着重抒发人物的内心情感，不易演，很容易“瘟”。从表演方式来看，贾母要听清唱。张岱认为，清唱出色者“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令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贾母听戏时，对伴奏的要求也与众不同。芳官唱《寻梦》时，贾母命“只提琴至管箫合，笙笛一概不用”。观戏经验丰富的薛姨妈很惊讶：“戏也看过几百班，从没见用箫管的。”薛姨妈等人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但与贾母相比，她们的眼界和鉴赏能力终究逊色。
提琴与管箫音色如何？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称提琴之音乃美人之音，“即使清曲不度，止令善歌二人，一吹洞箫，一拽提琴，暗谱悠扬之曲，使隔花间柳者听之，俨然一绝代佳人，不觉动怜香惜玉之思也”。
早在魏良辅时期，洞箫就为昆腔伴奏。《红楼梦》第七十五回写贾珍与家人赏月，“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喉清嗓嫩，真令人魄醉魂飞”。
以芳官、葵官为代表的稚龄女娃不从俗流，却能“弄个新样儿”，在外客面前，不落褒贬，为主家赢得声誉。这种表演水准与贾母有很大关系。毕竟，“若省一点力”，贾母可不依！
戏上也有好文章
《红楼梦》中还有一类观众，其戏曲鉴赏不止步于“听疏异”“听口齿发脱和喉咙”“弄新样”，还能从中发现“好文章”，有生命的提升，体现出“文学即人学”的审美境界。宝、黛、钗即是如此。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从审美深度来看，贾母尚在“技”的鉴赏层面，宝、黛、钗则进入“道”的领悟。这种接受差异与文化基础关联密切。
宝钗曾说：“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她的知识结构中包含程朱理学，因此戏曲鉴赏与审美领悟有一丝学者气息和理性之光。
第二十二回，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而被厌烦热闹戏的宝玉抱怨。宝钗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是一套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
宝钗念道：漫揾英雄泪，相离处士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那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
从曲学来看，《寄生草》属仙吕宫，亦入商调，“仙吕宫，清新绵邈”，而“商调，凄怆怨慕”。这出净行戏在演唱上融合了“清新绵邈”与“凄怆怨慕”，突显鲁智深英雄困顿的悲凉却又有不为尘俗所缚的豁达。
从文学来看，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寄生草》辞藻妙在无堆砌、少雕琢，本色却不粗鄙，与鲁智深的身份及其潜在的慧根贴合。
究其词义，分离常突然而至，来与去都是“赤条条”，也就“无牵挂”。但世人本心大多眷恋姹紫嫣红，“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徒劳牵挂。场面的热与文意的冷形成对照，发人深省。透过热闹看到生命本旨，正是宝钗由理学而来的智慧所在。
与宝钗相比，在听戏悟道上走得更远、更深的是宝、黛。从接受方式来看，宝、黛都喜读戏曲文本，感叹“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从审美体验来看，宝、黛都有“聆察”的经历，在聆听中生成音景，进而对音景产生信息解读。
“聆察”体验是一般戏迷所没有的。“幽闺自怜”是黛玉的孤女处境，“似水流年”是黛玉无法控制的时间和命运，“花落水流红”等春逝图景让没了父母、寄人篱下的黛玉闲愁万种。这样的意识，使得《红楼梦》具有不一般的哲学高度。
宝玉与黛玉一样，在戏曲接受过程中容易经历移情。芳官唱《邯郸记》，宝玉耳中是何仙姑劝吕洞宾休恋世事、“恁与俺高眼向云霞”的叮嘱，口内颠来倒去念“任是无情也动人”。从宝玉出家的终局回看这一瞬间，他的思绪是处在移情之中的。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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