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红专
杭州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小学管理及教师教育。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训专家。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摘要：教育家办学并非个人办学，而是教育家型校长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名师实现共同教育理想的过程。经亨颐人格教育的产生包括萌芽、形成和扩散三个阶段，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共同追求的教育理想、亲和无华的人际关系、气息浓郁的文化氛围、学界前辈的提携鼓励、自由宽松的学校管理，其思想体系包括经亨颐对人格教育的阐释和名师们的个性化表述。回顾与分析经亨颐人格教育思想与实践，以期对当今倡导教育家办学有所启示。
关键词：经亨颐；人格教育；生成机制；思想体系；启示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10所著名中学办学特色研究”(18YJA880095)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年来，“教育家办学”已在全社会形成共识，而此前对教育家办学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教育家本人。其实，教育家办学并非个人办学，而是团队办学；成就一所名校的辉煌是教育家型校长集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名师追求共同教育理想的过程。以近代教育家经亨颐为核心的人格教育思想与实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文将从教育家办学的视角，对经亨颐人格教育的产生、生成机制和思想体系进行考察，并提出对当下教育改革发展的借鉴意义。一个有影响的教育家群体的形成，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但有两个必要条件[1]:一是有凝聚力的领袖人物，二是有号召力的共同目标。以经亨颐为核心的教育家群体(当时的名师后来都已成为教育家)的形成显然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经亨颐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和浙江教育会会长多年，系浙江教育界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具备人格魅力和凝聚力的教育领袖。在20世纪初动荡的社会现实、军阀政治和封建恶势力对教育的干预摧残大气候里，当时经亨颐提出的“纯正的教育”“人格教育”很容易与一批有信仰追求的名师一拍即合，成为大家的共同追求，他们自然而然也就聚集在一起。经过深入考察，经亨颐人格教育的产生分成三个阶段。经亨颐担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江一师”)校长长达8年，在此期间，他极力倡导“纯正的教育”,积极践行人格教育。人格教育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等欧洲国家。经亨颐提出人格教育主要针对的是旧中国束缚个性、摧残人性的封建旧教育，要求教育上的民主和自由；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训练则以儿童为中心。经亨颐对人格教育的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他说，“人格者，良心之模型，道德之容器也”;“夫人格者，多数人之格，即为人之格式也”;“人格者，一方面为自立的、个人的，他方面为协同的、社会的；相互实现，渐渐发展者也。为人格而有社会，为社会而有人格，犹非中肯之谈。惟人格实现，同时社会进于洽善”[2];“今后之教育，不得不有人格的交际，须以教师之主观与儿童之主观相接触，方合人格教育之旨趣”[3]。经亨颐主要通过实施“四项改革”(文学革命、民主治校、教员专任、试行学科制),搭建“四个平台”(校友会、运动会、远足会、明远学社)来推进人格教育。由此，学校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五四”运动前后，浙江一师声名鹊起，成为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由于受1919年“一师风潮”的影响，经亨颐离开了浙江一师并辞去浙江教育会会长职务。为实现自己的中学教育理想，他回上虞老家力劝富商陈春澜捐资20万元创办私立春晖中学。在他的“纯正教育”和“人格教育”思想感召下，一批名师硕彦从全国各地赶来，汇聚春晖中学，一时间群贤毕至、盛极一时，从而标志着人格教育的基本成熟。人格教育的核心人物是经亨颐校长，主要追随者有夏丏尊、丰子恺、杨贤江、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熏宇、刘叔琴等，见表1。其中，夏丏尊被誉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深得经亨颐的信任，是经先生办学的得力助手。由于经先生本人社会兼职和活动较多，他将春晖中学的事务委托给夏丏尊办理。丰子恺和杨贤江是浙江一师的优秀毕业生，深受经亨颐人格教育思想的熏染。朱自清和朱光潜平时与夏丏尊就有频繁的学术交往，匡互生和刘熏宇则是夏丏尊在湖南一师任教时结识的朋友，他们四人都是在夏先生的牵线下与春晖结缘的。刘叔琴曾留学日本，与经、夏相识。
春晖中学的创办曾在全国教育界引起轰动，四面八方的学子纷纷前来就读。它在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等方面都有不少革新之处，开一时风气之先。春晖中学堪称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乡村办学的“经典之作”,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教育界有着“北有南开，南有春晖”的美誉。然而，早期春晖中学的辉煌并不长久。1924年深冬的“毡帽风波”激起了师生的公愤，一批名师如夏丏尊、丰子恺、匡互生等相继离开春晖中学，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也尾随而去。1925年2月，由匡互生发起，丰子恺、朱光潜、夏丏尊、刘熏宇等人重聚上海，联合以陶载良为首的上海公学部分师生，集体创办“立达中学”(后改称“立达学园”)。春晖中学名师团队的全班人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这里。匡互生提出的立达中学的办学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现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4]。具体而言，“修养健全人格”是偏于个人方面，也可说是立己达己的事；“实行互助生活”是偏于社会方面，又可说是立人达人的事；“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是立达的根基；“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是立达的结果。四句宗旨是相互关联的，不能把它割裂开来。要之，立达要使学生成为一个人，成为一立达的人。匡互生既是立达中学的创办者，也是立达中学的坚守者，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办学条件极其艰难，但在匡互生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数年间，立达中学即与黄埔军校齐名，并称“文武双雄”:“武有黄埔，文有立达”。在人格教育的生成过程中，经亨颐校长的教育理念、人格魅力是重要因素，也与学校的文化氛围、管理模式等密切关联。除此之外，私立中学能够提供比较优厚的经济待遇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如朱自清之前任职的温州省立第十中学每月薪水仅30元，而春晖中学专任教员第一年的年薪为700元[5]。追求“纯正的教育”,是经亨颐一生的教育理想，也是春晖名师们共同的教育理想。共同的教育理想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夏丏尊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纯正之人”。他一生坚守平淡，远离政治，“是以宗教的精神来献身于教育的”[6]。他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有过深刻的批判：“近来学店式的学校到处林立，有人以为学校渐趋商业化了，深为惋惜。”[7]他在“春晖的使命”一文中呼吁：“竖了真正的旗帜，振起纯正的教育，不是你所应该做的事吗?”[8]。朱自清先生原本不是一位教育家，但对教育的理解却高于一般教育家所能达到的水准。他强调：“至少学校是'目的国',才有真教育可言!”[9]他认为，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都应当把教育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否则的话，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发荣滋长”,而且还会“两败俱伤”。为此，他大声竭呼，“我斥责那班以教育为手段的人!我劝勉那班以教育为功利的人!我愿我们都努力，努力做到那以教育为信仰的人!”[10]数学学了有什么用?对于学生这样的疑问，刘熏宇先生回答道：“做学问只为做学问，'为科学而学科学','为艺术而学艺术',是别无目的的，掺进了别的目的，尤其是用，终不能得到真正的科学或艺术”[11]。可以说，这也与“纯正的教育”理念一脉相承。春晖中学较为丰厚的物质待遇为教师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亲和无华的人际关系更是避免了人世间无为的纷争烦恼。大家在一起工作用不着顾忌和防备，更多是尊重和信任。亲和无华的人际关系源自于“同志集合”。经亨颐认为，办好私立学校的条件之一，“希望有安心的教员”[12]。对此，他颇有信心，因为“本校教职员是同志集合的”[13]。夏丏尊谈到春晖的使命时也强调：“你无门无墙，组织是同志集合的。你要做的事情既那样多而且杂，同志集合，实是最要紧的条件。你不该从此多方接引同志，使你的同志结合在质上更纯粹，在量上更丰富吗?”[14]学校还建造“村舍式教师居屋”,使得教师们集居一处，具有大家庭的感觉，彼此更加亲近融洽。在这里，教师之间没有“门户”之见，像家人一样和谐。春晖的学生纯正质朴，师生之间也无“心墙”之隔，像朋友一样相处。朱自清到春晖教书才半个月，“觉甚是亲密”,感到这里有“真诚”。更令人难忘的，夏先生还“好客如命”。正因为如此，白马湖畔的岁月是朱先生“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虽然朱光潜在春晖不到一年，但回忆起来，觉得“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15]。春晖教师们经常聚在一起吟诗论画，交流学问；也经常在一起饮酒品文，抒发感情，真可谓“春光迎得同心友，大好湖山诗画缘”。这里没有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敬。经亨颐先生也感叹到，“山间得同心”[16]。春晖中学地处上虞白马湖，此地湖光山色，如入图画，可称办学胜地。学校浓厚的文化氛围更是深深地吸引着教师们，这里不仅是工作生活之地，也是心灵栖息之地。春晖中学自然美与人文美相和谐，是“一致的美”。这里不仅“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而且学校房屋的格式、布置也是疏散有致，就是里面的用具，也无一不显出“巧妙的匠意”。人们徜徉其中，常常流连忘归。校园内有众多的名人题词，如经亨颐题写的“春晖中学”校牌，著名书画家、诗人陈衡恪(师曾)题写的“白马湖图书馆”,学界泰斗蔡元培题写的“春社”,李叔同自书的“晚晴山房”等。这些名人题字，令人驻足沉思，肃然起敬。经亨颐住的房屋取名为“长松山房”(为木当作松，松寒不改容。我爱太白句，居亦曰长松。),夏丏尊住的房屋取名为“平屋”(高山不如平地大，平的东西都有大的涵义。),丰子恺住的房屋取名为“小杨柳屋”(千条万条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这些房屋的取名富有文化意蕴，体现了主人为人和为学的品性，令人有所感奋和激励。春晖中学并不刻意要求教师的资格经验，强调“于资格经验而加以发表研究”,“任免教员之标准，即能劳动、能研究二语”[17],鼓励教师做“教育家”而不做“教书匠”。学校建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自办《春晖》半月刊(起初夏丏尊任主编)。在“学术文化”的熏染下，教师们积极进取，潜心研究，成果迭出。除经亨颐和夏丏尊外，其他人当时大多三十岁不到，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还没真正成名成家。年轻教师的成长离不开经亨颐、夏丏尊两位学界前辈的引领、提携和鼓励，尤其夏先生更是这个群体的核心和灵魂，正如丰子恺所说，“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18]。夏丏尊以身作则，潜心治学，是引领教师成长的身边榜样。在承担学校繁重工作的同时，他完成了一项影响几代人的“工程”——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该书连出三十余版，盛销不衰，轰动全国。夏先生淡泊名利，甘当“人梯”。春晖中学国文教师原来只有夏先生一人，但他却没有丝毫的顾忌，聘请年轻且才华横溢的朱自清和他一起教授国文，而且请他教比自己高的年级。他向学生介绍说：“朱先生年龄比我轻，但学问比我好，上学期我已介绍几篇他写的文章给你们看，不是都觉得很好吗?现在请他教你们这一年级，我仍然教一年级。”[19]夏先生积极鼓励青年人成长成材。在一次校务会议上，丰子恺对那些垂头拱手而卧在议事席上同事的倦怠姿态印象颇深，回家后用毛笔把会上的印象画了出来，并贴在门后独自欣赏。在夏先生的鼓励下，丰子恺才开始大胆创作。夏丏尊在其第一部漫画集序言中写道：“记得子恺的画这类画，实由于我的怂恿。”[20]朱光潜原先只发表过一些教育论文，到春晖中学后，由于夏丏尊等都爱好文学，无形中受到影响，开始学习写作。他的美学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在夏先生等鼓励下完成的。由此，朱光潜也发现了自己说理文写作的优势。后来，他游欧期间，就把当时的感触随手写成书信，这就是曾风行一时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经亨颐先生创办春晖中学，力求“与时俱进”,“一洗铸型教育之积弊”,管理上变专制为民主，制度上变机械为灵活，内容上变陈腐为清新，真正把学校办成革新中等教育的“试验田”。自由宽松的学校管理极大地激发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学校自订学则，自设课程，自选教材，推行学分制。教师拥有极大的教学自主权。朱自清选取国文课的教材开始都是白话文，多数选自《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他似乎感到有点单调，后与学生商量后，选定了《虞初新志》(明末清初中国文言短篇小说集)和《白香词谱笺》(被称为“词学入门第一书”)作为教材，前者主要培养小品文写作的能力，后者则有助于今后欣赏和诗词写作。朱光潜英文功底扎实，教的又是程度较高的B组，就尝试采用直接教学法。他课堂上用全英语讲解，使生活在偏远乡村的学生感到既新鲜又害怕。刘叔琴认为，公民科不能专靠教科书，时常要到社会中去观察体验，而旅行是行施设计教学法的好机会。他组织学生赴普陀山开展为期一周的“秋季旅行”,并提出途中涉及公民科的20个重要问题。1925年，朱自清结合自己在春晖中学等长达5年的教学实践，在分析研究当时胡适、夏丐尊等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学国文教学问题作了系统总结。这篇名为《中等学校国文教学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在《教育杂志》(近代中国办刊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教育专业期刊)上发表，奠定了他的语文教育观的基础。人格教育的思想体系十分丰富，既有经亨颐本人对人格教育的阐释，也包括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名师的教育理念或主张。而名师的教育理念或主张则是他们在追求共同教育理想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思考，体现为一种个性化的表达。人格教育的思想基础是“纯正教育”。经亨颐指出：“教育为纯正之事，教育者为纯正之人。”[21]他借孔子之语，认为纯正教育的要旨为八个字，即“因材施教、因时制宜”,“因材施教，对于人性取自然主义；因时制宜，对于时局抱中立主义”[22]。经亨颐纯正教育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卢梭。经亨颐以卢梭为“精神导师”,信奉他的“自然教育”理论。经亨颐不仅借鉴了西方人格教育学说的基本主张，还结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对人格教育内涵进行新的阐释，主要精神如下：力主学校应以人格养成为主旨。“求学何为，学为人而已”[23]。“凡学校皆当以陶冶人格为主”[24],人格就是“做人的格式”。认为师范学校即“人格修养学校”,以“勤、慎、诚、恕”四字作为浙江一师的校训，“平时训练，即以此四字为归。”[25]健全的人格应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仅要注重对学生的智力训练，也应注意情感陶冶和意志培养。在训练方法上，注重尊重学生人格，提倡“自动、自由、自治、自律”,即要使学生有自发之活动、自由之服从、自治之能力、自律之行为，反对强迫命令和他律束缚。强调职业陶冶仅能治标，人格陶冶才是治本。认为教育是一门高尚的艺术，教师是艺术家。教师和学生之间最为重要的是人格交际和磨砺，当教师之人格与学生之人格“至微至妙之间”,即教育效力之所在。“教师之任务，与其为冷的科学的法则施行者，无宁为以有血有肉、自己之人格移之于儿童、形造儿童之人格之艺术家。”[26]主张教育者须具备高尚品性，以改造文化、增进文化为己任，反对聘用“因循敷衍，全无理想，以教育为生计之方便，以学校为栖身之传舍”[27]的庸碌之辈。认为艺术教育的目的有二：一是从美的角度而言，以养成鉴赏力为目的；二是从经济的角度而言，以养成制作力为目的。注重艺术教育对人格的陶冶，即艺术作品对人“直观之陶冶、趣味之养成”的作用。主张普通教育“宜以鉴赏为目的”,“制作不过手段，鉴赏乃为目的”[28]。倡导“美感教育”,即“他人不以为美者而我能感觉以为美”[29],这背后必然有相当的人格作为支撑。认为“艺术教育之所谓美，非狭义之美，与人格有密切关系者也”[30]。夏丏尊认为，真正的教育是充满情爱的教育；没有情爱，就没有教育。在《爱的教育》一书的序言中，夏先生指出：“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31]。他认为，实施“爱的教育”的主要方法是人格感化。真正的教育需完成被教育者的人格。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育者必须有相当的人格，被教育者方能心悦诚服，仅靠规则是不够的。他强调：“人格恰如一种魔力，从人格发出来的行动，自然使人受着强大的感化。同是一句话，因说话者人格的不同，效力亦往往不同。”[32]丰子恺提出了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概念：“艺术教育，是全般的教养，是应该融入各科的，不是可以机械的独立的，也不是所谓艺术科的图画与音乐能代替的”[33]。在丰子恺看来，艺术教育不是音乐美术课，而是融入日常生活的“全般的教养”。这种艺术教育观打破了当时人们对艺术教育的偏见，还艺术教育以真实的面貌。他指出：“一茶一饭，我们都能尝到真味；一草一木，我们都能领略其真趣；一举一动，我们都能感到其温暖的人生的情味。艺术教育，就是授人以这副眼睛，教人以这种看法的”[34]。总之，艺术教育就是要激发人的这种“趋美之心”,教人这般的“艺术的生活”。朱自清指出：“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如宗教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教育者须有健全的人格，尤须有深广的爱；教育者须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35]。只有这样，才能把教育做好；只有这样做出来的教育，才是纯正的教育。教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呢?“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36]。他还认为，教育的价值是培养健全的人格，要让学生做“一个堂堂的人”。“为学”和“做人”应当并重，如人的两足应当一样长一般。如果太“重视学业，忽略了做人”,学校就成了“学店”,教育就成了“跛的教育”,而“跛的教育是不能行远的”。还有杨贤江的“全人生指导”以及匡互生的“感化教育”,可以说也是一脉相承的。杨贤江指出：“一个人要过圆满的生活，应当有强健的身体及精神，有工作的智识及技能，有服务人群的理想与才干，有丰富生活的风尚与习惯”[37]。匡互生倡导并积极实践感化教育，用爱来教育和感化学生。他十分关爱学生，实行身教重于言教和耐心说服的人格感化教育。综上，在人格教育的思想体系中，经亨颐与名师的教育理念是贯通的，名师间的教育理念是关联的。一方面，“纯正教育”是充满情爱的教育，也就是“爱的教育”;“纯正教育”是无功利的教育，也就是“有信仰的教育”;“美的教育”是广义的艺术教育，也是“人格教育”;“全人生指导”来自于“人格教育”;“感化教育”是“人格教育”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有信仰的教育”内含“爱的教育”,“全人生指导”包含了“美的教育”“爱的教育”,“感化教育”的基础是“爱的教育”等。当下，我国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而高质量发展凸显教育思想的重要性。要聚焦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强化思想办学和价值引领，以避免失去灵魂的卓越。高质量发展需要继承和发扬人格教育思想。人格教育思想与眼下所倡导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一脉相承。要坚持人格为先，五育并举，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人格健全、和谐发展的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要倡导“爱的教育”。好教师要有仁爱之心，要爱心澎湃，以爱育爱。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要倡导“有信仰的教育”。理念信念是好教师的不竭动力，要自觉抵制功利思想的侵蚀，回归教育本源，不忘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求美和求知同样重要，要倡导“美的教育”。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要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陶养感情，滋润心灵。教育是人格与人格的对话，要倡导“人格育人”。广大教师要按照“四有”好教师标准，注重自我修炼，完善自己人格，以强大的人格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名校发展的历史表明，校长办学不是孤军奋战，而靠团队协作，本质上是集聚一批名师实现共同教育理想的过程。名校长往往依靠自身的教育理念及人格魅力打造了一支精良的名师团队，逐渐形成办学特色和品牌。例如，春晖中学以经亨颐为首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名师团队，南开中学以张伯苓为首的喻传鉴、老舍、范文澜等名师团队。近年来，从教育部到各省(包括直辖市)都纷纷出台了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工程。但现有的名校长培养模式都是基于校长个体的。我们要创新名校长培养理念，从“个体模式”走向“团队模式”。要把名校长培养与名师培养、名校建设捆绑在一起，实现协同发展。要加强名校长带领的名师团队的培育，创建学习型组织，提升其核心竞争力。通过名师团队建设，形成更多的教育门派，营造更优良的教育生态，从而促进我国基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教育家办学及其教育思想的生成需要适宜的外部环境和文化氛围。近代教育的改革，呈现出多样性的改革路径。例如，上海黄炎培以一个“改革家”的气魄走了一条“社会改造”的道路，浙江经亨颐以一个“思想家”的智慧走了一条“人文教育”的道路，江苏郭秉文则以一个“科学家”的精神走了一条“科学研究”的道路。黄炎培“海派”的开放、经亨颐“浙派”的细腻和郭秉文“苏派”的严谨，显现出不同的地域与文化风格。我国地广人多，文化丰富多样。教育事业发展不能“一刀切”,要避免出现“千校一面”的不良生态。尤其是，在基础教育从外延发展转向内涵发展的过程中，更要积极鼓励各地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善于结合地域文化办出特色和水平。要把每所学校办成有特色，把每地教育办成有特点，进而形成优质化和多样化并重的高质量发展新样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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