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研观点|霍跃红：促使优秀中国文化模因“走出去”

霍跃红（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在2015年“全国文化外宣翻译高级研修班”上发言

从翻译的角度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要思考几个问题：让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能“走出去”，为什么有的传播不好，怎样才能让中国文化很好地“走出去”，应该由谁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文学翻译工作都应该由汉学家来进行？那么我们本土翻译家能做什么，与汉学家相比，我们有什么优势，有哪些劣势？因时间所限，我只谈其中的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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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什么样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在跨文化交流工作中，应该梳理好两个关系——即共性与个性、传统与当代的关系。事实上，我国政府一贯强调，“走出去”的应该是优秀民族文化精品，能够代表核心的中华文化思想体系，传播和谐理念，展示真实的中国形象与文化思想。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传统的、体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容易走出去，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比如京剧，现在无论外国人还是我们自己，都认可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但一些外国人看京剧的体验是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一位外国朋友的话很有代表性：“印象里最初那次看京剧，觉得挺新鲜。但来到中国看过一些京剧后，始终没能喜欢上，只是看上去美轮美奂，让人惊奇，但欣赏不了。因为多数时候搞不懂剧情是咋回事，对脸谱、唱腔更是难以理解。”

《窦娥冤》被公认为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神权的代表性作品，却很难被一些外国人所接受。他们不能理解窦娥临死之前为什么要发三个毒誓：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有些外国人问，窦娥自己作为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发了三个誓愿使得其他的百姓也成为受害者？相反，讲述才子佳人故事的《牡丹亭》通过民间交流却走到了国外并受到欢迎。这就促使我们思考特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在宣扬有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同时，要关注这些作品的普世价值，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找到公约数。上海歌舞团团长曾分享过他们国外演出的成功事例：舞剧《朱鹮》选择了在东北亚地区广为人们关注的国际珍稀保护鸟朱鹮为题材，通过表现朱鹮物种濒危、重现的曲折命运，与环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普世情感相关联，表达人类向往和平、珍惜共同家园的美好愿望，从感情上就牢牢地吸引了国外观众的注意。这样的作品，表现了关爱动物、亲情、友情，反而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即使语言不通、文化有一些隔阂，但是人性当中美好的东西还是容易传播出去，这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要保留传统国粹，中华民族要有民族自信，不能一味迁就外国读者的欣赏水平和口味，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层次和需求。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度，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时需要长期考虑的问题。

另外，要梳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国粹和典籍一定很深刻，但关键是怎么能让人理解和接受。典籍英译在很长时间内都占据翻译的很大比重，而现当代作品的英译却还没有形成气候。据统计《道德经》的外文翻译版本在世界上仅次于《圣经》，其他许多古代典籍著作也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译本。可有些译者仍然选择在古代典籍这块土地上继续耕耘。而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连一半都不到。我们不得不思考，在进行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翻译时，我们应该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翻译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合理分配这些资源使中国文化更全面地介绍出去，告诉世界中国不仅有扭秧歌、舞狮子，有张艺谋电影里面的“妻妾成群”，我们更有许多当代的先进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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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有哪些问题？

虽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仍然是翻译的问题。我认为，译者对中国文化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定位失误及受众判断失误导致了翻译策略选择的失误。

首先是译者对中国文化文本的定位失误导致过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符号传播的完整性、原样性。按照多元系统理论，中国作品的翻译在西方多元文化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这决定了从事中国文化作品翻译时应更多考虑译文的可接受性（当翻译文学处于中心时，翻译策略侧重译文的“充分性”；处于边缘时，翻译策略则着重译文的“可接受性”）。现今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传播的大背景下，国内译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传达中国文化的色彩，翻译一些作品时可能会更多地采用直译的翻译方法，硬性地推销中国元素。该种译本不仅可能会有偏离读者的危险，给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造成阅读和理解障碍。更甚者会被看成是一种文化渗透，引起读者的反感。可想而知，传播效果自然不会太好。

其次是对于读者的定位不准，我们较少考虑国外受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更没有琢磨外国人想看什么，喜欢看什么，因而我们翻译出去的东西人家就不爱看。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要贴近外国人的思维，贴近他们的习惯，贴近他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了解受众的需求和层次，一窝蜂地将我们认为好的东西塞给外国人，这是违背翻译原理和翻译规律的。

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自信心，知道中国的优秀文化可以走出去，但是我们要分阶段进行，许多国家的文学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当一个文化体系在主流文化当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放低姿态让世界接受，先让他们接受我们，然后我们再慢慢宣称自己的身份，我倒觉得是一种好的做法。在和其他学员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探讨过为什么有些中国文化内容传播得不好，是不是过于强调中国元素、中国特色？这些文化之中是不是又掺杂着一些伪民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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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先做调研，要知己知彼。怀着尊重、学习的态度了解别国的文化和他们对外来文化的真实需求。除此之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不能抱着“只争朝夕”的功利之态度，应该是一种平常心。让别人接受我们的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曾看到过一句话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取决于你对和你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人的接受程度。”当今社会已经越来越包容了，我们对待国外文化和现象，比如性取向问题已经越来越包容，那么传播中国文化时我们要走的更沉得住气一些。在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还要淡化政府的色彩，提倡公共外交的理念，让每个中国人都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义务。

我一直在思考，外宣工作和教育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培养翻译人才的过程中要注意些什么？我一直认为，学生不仅要读圣贤书，更要“闻窗外事”；不仅要有知识，有能力，更要有家国情怀。我们培养的学生要传播中国文化，首先必须热爱自己的文化，真正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就是说，要想做好外宣，首先要做好内修。外语对于我们了解他国文化很重要，但了解自己的文化也很重要，而且还要把两者能够联系起来，融会贯通，这是学生需要长期培养的能力。

我曾经见到过大约十位大使，对他们满是敬畏，觉得他们在促进着人类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工作十分重要。通过这几天的培训，看着跟我们一起交流的同学们，我忽然意识到，我们都在做着大使的工作，都在传播着文化，所以我们的工作都很重要。作为老师，我也在培养着“大使”，不知道他们有一天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外宣人才，但我觉得只要每个人有家国情怀，有对自己文化真正的热爱，每个人都做好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那么人人都是“大使”。

最后一点，我认为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数量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质量，能不能提升我们的软实力。“走出去”的数量与内容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的上升；负面的文学文化输出比“豆腐渣”文化工程更可怕，甚至可能削弱国家软实力。所以我们要立足当下，调整心态，知彼知己，齐心协力，推动优秀的中国文化走出去。

本文由霍跃红在2015年“全国文化外宣翻译高级研修班”上的发言整理而成。作者授权中国文化译研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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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徐奕欣

中国文化译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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