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根：融入生活的二维码，仍面争议
文/陈根
智能化生活的普及过程里，一个最易被忽视也最易被发现的改变，大概就是“扫码”的普及——在万物互联的时代，二维码作为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技术，起到了链接“线上+线下”的桥梁作用，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价值。
当然，“扫码”的快速普及也离不开社会变量的推动，而新冠疫情自然就成为那个最大的变量，疫情之后，目之所及，已经无处不“扫码”。疫情加速二维码技术的革命，在技术更迭和技术应用加快的同时，关于二维码的争论也随之而来。已经融入生活的二维码，需要怎样平衡与制约其优劣？
从条形码到二维码
事实上，在二维码推广与普及前，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条形码。条形码（barcode）是将宽度不等的多个黑条和空白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排列，用以表达一组信息的图形标识符。
条形码携带了许多信息，包括物品的生产国、制造厂家、商品名称、生产日期、图书分类号、邮件起止地点、类别、日期等，因而在商品流通、图书管理、邮政管理、银行系统等许多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条形码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至德雷克塞尔大学的学生乔·伍德兰德（Joe Woodland）和他的同学在1952年申请了一项专利——一种可以从任何方向读取信息的靶心状符号。当然，他们开始只是想在杂货店实行这一方法，但在读取技术这一方面陷入了困境，计划也因此被搁置。
20世纪60年代的两项研发改变了条形码读取技术的困境。首先，激光问世。千分之一瓦的激光束轻而易举地就能产生与伍德兰德500瓦巨型灯泡等量的聚集光。其次，计算机科技发展到了一定水平。计算机已经可以十分容易地读取、存取和处理条形码上的信息。
1972年，超市开始采用统一条形编码。英文词头缩写为UPC，也就是IBM工程师乔治·劳雷尔（George Laurer）参与发明的条形码。它是一种长度固定的连续型条码，由于其应用范围广泛，又被称万用条码——这就是人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条形码，甚至在人体艺术业中也能找到它的身影。直到二维码的出现。
二维码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是用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记录数据符号信息。二维码在代码编制上巧妙地利用构成计算机内部逻辑基础的“0”、“1”二进制比特流的概念，黑色表示二进制的“1”，白色表示二进制的“0”，并使用若干个与二进制相对应的几何形体来表示文字数值信息，通过图象输入设备或光电扫描设备自动识读以实现信息自动处理。
当前人们常见的大多为QR Code二维码，该码制由日本电装公司（DENSO）于1994年发明。QR来自英文 Quick Response 的缩写，一方面，QR Code二维码具有较大的数据容量而且识读快速、准确，另一方面，由于采用了Reed-Solomon纠错算法，QR Code二维码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在部分损坏后，依然能够通过纠错进行机器识读。
相对于传统的条形码技术，二维码的信息量大，技术门槛低，已成为连接线上、线下的重要通道。不论是在制造业信息管理系统中的应用、在珠宝首饰检验及销售管理中的应用、在火车票管理中的应用、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还是在会议会展行业信息化中的应用等，二维码都已经深度结合了移动端，融入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
当然，不论是条形码还是二维码，其之所以能够流行，都是源于一个基本问题：几乎所有行业都需要一种迅速读取数据的方法。而条形码技术和二维码技术对迅速读取数据需求的满足也是使其能够长盛至今的原因。
二维码仍面争议
如上所述，二维码技术已经深度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对于物联网而言，其应用自然更离不开自动识别，条码、二维码已被普遍认同。二维码相对一维码，具有数据存储量大，保密性好等特点，能够更好地与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相结合，形成更好的互动性和用户体验。
当前，二维码技术在民生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各大企业二维码技术应用于产品溯源的上在当下来说已经是一个快消品行业已经必不可少。比如，果农将种植的苹果、梨等水果上贴二维码，顾客用手机一扫，对水果的产地、生长环境等信息就能一目了然。
除了对商品的溯源，更多的场景还有广告、优惠券等，拍二维码下单，卖产品返利等。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运用包括：二维码的溯源、产品的追溯、营销创新等。真正做到了生产均衡、盘活库存、精准防窜、渠道管理、传播消费。但任何技术都有其背面，包括二维码。
一方面，当前我国二维码依然存在标准缺失，在技术层面较缺少主动权的困境。不论是微信的“扫一扫”，还是其他扫码程序，都多为日本的QR码和美国的PDF417码。但是我国的汉信码、龙贝码、GM码、CM码人们却少有听说，其根本原因正是标准缺失。
由于国内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顶层编码和解析体系，不同码制标准之间、同一码制标准下不同应用系统之间的二维码，难以实现互联互通。工信部信息化推进司产业处副处长杨志刚也曾表示“与技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二维码市场、产业都处于比较分散、杂乱的状态;依然存在一些基础的关键性的的问题”。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更要尽快争取解决不同码制的互通，以加强我国在二维码技术标准的发言权，做好物联网顶层设计，实现“自主、安全、规范”。
另一方面，从二维码的商业化应用来看，当扫码越来越普及时，也意味着人们的选择愈发单一，而没有良好的信息安全保障，更将加剧消费者的“扫码”不安。比如，越来越多的餐厅推行扫码点单的方式。
毫无疑问，这一方式有着电子类服务特有的便捷优势：节约了消费者的时间成本，也减少了商家的人力成本，提高了收益和工作效率。然而，由于隐私权保障的不到位与选择的限制，扫码点单却遭到了越来越多多消费者的不满。
很多商家扫码后必须要消费者“同意获取个人信息”“同意获取用户位置信息”“同意第三方获取信息”，或者要求消费者注册会员，通常要获取消费者姓名、出生年月、位置等信息才能点单，甚至有些不点“同意”消费者就无法点餐。这使得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有泄漏的风险，也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
此外，只提供扫码点单的方式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很多商家只提供了扫码点餐一种选择，甚至很多店铺已经不再提供纸质菜单。这对很多不愿意采用扫码点单的消费者和一些不会使用或者不方便使用扫码点单方式的消费者造成了不便。
毫无疑问，二维码将成为未来数字世界的重要技术之一，二维码迅速读取数据的能力受到了数字世界的欢迎，但其前提是技术被人所使用，为人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