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探微：石膏
本草探微：石膏
石膏做药使用，始载于《神农本草经》，但彼时尚不明确石膏的基源。约500年后，南朝梁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细理白泽者良，黄者令人淋”，显而易见当时有两种石膏，以前者为佳。不过，后来的唐代苏敬《新修本草》说“未见有真石膏也”，宋代苏颂《本草图经》也提及“然不知石膏定是何物”。这就说明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事物分类日益细致，对石膏的认识也逐步清晰，但当时社会上的石膏却十分混乱不清，这种混乱表现为古代医家将石膏、方解石、寒水石、凝水石、理石、长石等矿物药大多混用，所以才导致苏敬、苏颂有这样的记载。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总结前人经验说“石膏有软、硬二种”，“至朱震亨始断然以软者为石膏，而后人遵用有验，千古之惑始明矣”，李时珍把前代石膏归为软、硬两种，并记载说从元代朱丹溪开始就只用软石膏了。到清代时期《本草崇原》、《本草详节》及日人所著《药证》、《中国药物学大纲》《汉药良劣鉴别法》等著作中均记载以质软者为石膏。根据历代本草文献记载，可知以元代为界，在此之前的石膏基源十分混乱，元代之后石膏的基源才逐渐清晰起来的。现今明确石膏为硫酸盐类矿物硬石膏族石膏，主含含水硫酸钙（CaSO4·2H2O），其质软，纵断面具绢丝样光泽，外观呈白色、灰白色或淡黄色，有的半透明。
石膏的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载“味辛，微寒。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惊喘，口干苦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名医别录》载“味甘，大寒，无毒。主除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膈热，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亦可作浴汤。”神农、陶氏两人所记石膏的具有清热的功效，兼顾表里，外可主“中风寒热”“身热”“皮肤热”，内可主“三焦大热”“肠胃中膈热”，即可“解肌”又可除“腹中坚痛”。此外，石膏尚可“止消渴”除“口干苦焦”。这也就是后世至今所讲的清热泻火，除烦止渴的石膏药效由来。历史上擅长用石膏的名家不在少数，其中以张仲景、张锡纯最为知名，《伤寒杂病论》中有含石膏方剂多达17首，其中麻杏石甘汤、白虎汤、大青龙汤、厚朴麻黄汤、麻黄升麻汤等至今仍为临床常用，仲景用石膏有清阳明实热、清热生津止渴、清肺平喘等作用，其范围不离《本经》。张锡纯更有“张石膏”的美誉，张氏褒赞“石膏其性凉而能散，有透表解肌之力，为清阳明胃腑实热之圣药，无论内伤、外感用之皆效，即他脏腑有实热者用之亦效”。张氏用石膏量也较大，“愚用生石膏以治外感实热，轻证亦必至两许；若实热炽盛，又恒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或单用，或与他药同用。”
石膏的临床使用尽管有着两千的历史之久，但仍存在三个重大的疑问。第一个疑问是石膏的解热机制。历史上石膏总以清热闻达于世，但现今的研究尚未能解读其作用机制。有研究讲石膏因钙离子作用起到镇静解痉、抑制汗腺的分泌而起作用，但同样含钙的其他矿物却并没有解热作用，比如牡蛎；此外，也有学者提出石膏通过中枢途径实现其解热作用的假说，但也并未能阐释其作用机制。因此，目前来讲石膏的解热机制还是一个待解之谜。第二个疑问是石膏的使用方法。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记载的石膏入药，凡入汤剂者并没有“先煎”的脚注，白虎汤、麻黄升麻汤等方剂中均注明为“碎”，也就提示张氏用石膏是碎石膏，以便于煎出有效成分，同时也无需先煎。李时珍《本草纲目》载“古法惟打碎如豆大，绢包入汤煮之”，日人吉益东洞《药证》中也说“用之之法，唯打碎之已”，而今石膏“先煎”显然是乌龙事件。现今已有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无论复方或单味生石膏，在煎熬20～40min时钙溶出量达最高。第三个疑问是使用剂量。石膏使用剂量范围较大，少则10克，多达300克，凡伤寒、温热、热郁烦渴等均可用之，但如何用好石膏，其剂量把握显然也是要中之要。。所有这些，都是中医圈同仁不可回避的问题，来日方长，期待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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