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诗人”张新颖的三行诗
“我不是一个诗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开宗明义，“这句话不是谦虚，我也并非一个谦虚的人。我想表达的是，普通人和诗歌之间能够形成何种关系。诗歌发展到当代，似乎成了高精尖的东西，把很多人排斥在外。其实，诗歌和普通人的关系，有时候比诗人更接近。”
带着新近出版的两部诗集《三行集》《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来到思南读书会，张新颖这样解读活动的主题“诗的礼物”，“礼物之于人的关系是亲切温暖的，但并非人生的必需品，而是偶然而至的。我不想夸大诗歌的作用，礼物有大有小，有的是装饰品、消耗品，有的可能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诗歌会成为哪种性质的礼物？取决于你与诗歌的关系。当诗带给你重新打量世界的眼睛、重新感受世界的节奏韵律和生活中新的发现，这份礼物就可能成为人生的礼物。”
诗歌盛行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复旦求学的张新颖曾加入复旦诗社，但很快发现自己没有才华，也不像诗人。当时，他对诗人的认识如同英国诗人奥登在《小说家》中写的，“装在各自的才能里像穿了制服，每一位诗人的级别总一目了然”。后来，他开始欣赏穆旦、冯至这类“不像是诗人的诗人”，才开始觉得诗人不一定是某种样子，才华也不一定有某种标准。
正因自认“不是诗人”，2011年开始，他重新开始写诗毫无压力。“写毛笔字的时候，不小心碰倒了一个杯子，我心里祈祷着杯子不要掉下去，相较于实际掉落的速度，这个心理过程被拉长了。杯子是容器，可以盛水放牛奶，也可以盛放抽象的物质，比如爱情、事业、家庭或其他。某一天，它可能会被打碎。坠落的过程中，你会焦灼，也可能最终释然，也有人始终不得释然。我用毛笔把自己的心理过程写下来，后来记录到电脑上，这首《杯子》就是我重新写诗的起点。”
“抒情的诗往往与失去有关，写诗的人通过文字将失去的东西某种程度保留于瞬间，这是诗歌特别动人之处。”青年评论家、诗人张定浩说，“强调细微的意境，抖出小小的包袱，加上不同分行，一分行就会产生断裂感，似乎这样就能产生诗意，但其实更接近于诗的幻觉。《三行集》里的文字，并不强调这是一首诗，更接近于思想者的文字，可以连在一起读，也能分开读。”
“《三行集》从2016年4月写到2017年3月，正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白昼黑夜，在其中流转。人类其实就居住在日子里，好的诗像日子、像呼吸一样自然、自如，真的成为了一种礼物。”青年评论家、诗人木叶感受到，《三行集》带来的礼物是关于“光与力以及爱”的思考。“从爱伦·坡的《乌鸦》到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再到《荒原》《嚎叫》，现代诗歌里充斥了黑暗、分裂、拒绝。从二十世纪尾声开始，中国诗人里出现了新的幸福诗学，从黑暗、失望、悲观中看到光与力量。每个人都有失望、悲观的时刻，我们可否尝试在创作中点燃肯定的火焰？”
《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里有首诗叫《更大一点的爱》，张新颖写道，“假如你愿意，做许多事物的业余选手”。在青年评论家方岩看来，张新颖就是这样一位“卓越的业余诗人”。“进入当代后，无论诗歌还是小说、散文写作，似乎都设置了某种专业的语言门槛和准入原则，以至于忘了文学是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情感共振关系。”方岩认为，人文学科的从业者应该用自己的思想、学识、情感为文体赋予新的生命和感受，“如同'五四’时期那些大家，其实在写作上并没有分明的泾渭。”
《三行集》每页三行，方岩觉得，这种设计本身在召唤一种阅读状态，“最好的形式是大家围坐在一起，一首一首讨论下去，把感想写在空白处”。张新颖坦言，“留白”确是写诗者面临的形式压力，“一张白纸上的字越少，这些字承担的重量、包含的信息就应该越丰富，才足以对抗空白。”
有读者提问，什么是判定诗歌高下的标准？张新颖答道：“好的诗歌就是你够不着但努力接近的东西。没有本质化的好诗标准，当你没有达到之际，可能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诗；在你努力接近的过程中，会推动你对于好诗的标准一点一点发生变化。”
《三行集》选录
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把自己切成一块一块填进一个一个小框子 填满一份表格以后他将熟练将不再流血将把人生直接长成表格
萱草的花开得热烈 脱落得干净茎上突兀的伤面 像是外力硬生生横折其实是它自己的决断
如何才能够不辜负这一小片野地 宽阔的奇迹每一次喊出一种新开小花的名字
少年在屋顶上风在少年上面 他伸手去够风星群在风的上面 温暖的黑暗在下面
语言拥堵在学术高架路上都习惯了 假装在往前挪动并且真地学会了一边排放一边嗅闻尾气
风吹到句子之间风吹词语风吹到旷野和字的笔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