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英星的两面性:克己复礼和过犹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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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头了和没达到的效果其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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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庙堂、明堂
先秦时代,儒家和道家在方向上是一致的,都以入世为手段,以济世为目标。与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百家相比,儒家和道家讲三皇五帝的频率最高,都向往远古时代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儒和道分道扬镳是从西汉董仲舒开始,到宋代彻底分为两条路,分开以后,道家更讲究遁世,阴柔了许多;而儒家更讲究入世,毛糙了许多。南老师讲,中国人以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文化表面毛糙以后,文化性情就会变得极端一些,逐渐两极化发展。
三家不管是内里的心还是外在的表,本身可以言说的东西都很多,自成体系,自成一统,但骨架子本身就简约,硬邦邦,直通通,说出来既不好看也不好听,只得拿别家的理论来修饰。
克己复礼本是儒家约束自己的方法,曾子说的日三省吾身和《易经》中讲的君子夕惕若厉是一种鱼的两种吃法,不管清蒸还是红烧,总之是要通过不断的自省形成习性,由坚持习性而发现内心的自性。
性相近,习相远,所以“习”很重要,通过“习”了解礼,通过“克己”巩固“习”,最终发现心中本身的那个“仁”。
这一切起于“学堂”,然后贯穿一个中国文人的一生,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反正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才为“易”。
这一切的明白体现就是“明堂”,也可以说是“庙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居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总之是要两头照顾,方能达到那个微妙的中庸。
后来明堂的意义转变了,变成了坟墓之前的空地,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就由“学堂”—“庙堂”—“明堂”贯穿起来,从生到死,庸庸碌碌或名留丹青。
这三个堂,都离不了“空、阔、大、高”,都离不了“烛火、文书、纹饰、文明”,所以,奇门九星之中,就以天英星统而代之,八门呢,则是景门。
为何景门利于献策?因献策需在庙堂之上;
为何景门利于学业?因学习需在学堂之内;
为何景门利于修茔?因修坟需在明堂之旁;
知其然,需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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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犹不及
礼仪之于人类文明,狭义讲是等级的产物,穿衣、走路、佩戴、吃喝、敦伦无一不浸透其中。古之孩童进蒙学,一待七八年,学的无非就是“洒扫、应对、进退”三样。
洒扫中有礼仪,洒扫的好,可扫除心界不遗尘;洒扫不好,起码居住环境不染尘;
应对中有礼仪,应对的好,可尊上卑下和同窗;应对不好,起码待人接物不畏缩;
进退中有礼仪,进退的好,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进退不好,砥柱做不得,水底住等取经人;
总之是有个去处,有个了处。
广义讲,礼仪之于人类,是高等级智慧生物的标志,是与原始兽性区隔的防火墙。恰如黑暗森林中的那一点火光,随后烧肉之味顺风十里,从此人只所以为人,兽之所以为兽,各得其所。
因此火成了文明的标志,也成了礼仪的标志,天英星属火,自然归类于此。
小火烧肉,大火焚林,小火点烛,大火焚屋,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好处显而易见,是以人心思趋之。趋利避害,人之天性,本无可厚非。偏有一类妄人,只趋利,见不得一点害,处处行事皆要过,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生生把自己活成“过儿”。
殊不知,过犹不及,礼多反疏,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克己过甚,反成懦弱,临战之时,不敢拈弓;
复礼过甚,反成酸儒,一板一眼,不知变通;
更甚者,自我感觉待人接物彬彬有礼,实则礼多则恭,恭多则疏,中间一直隔着“礼貌”一张皮,一张皮拒人于千里之外,始终不得交心。何解?因只知礼是好东西,不知全是好东西,好中也会显出坏来。
所以孔夫子说:中庸!中庸!中庸!中庸之为德,民鲜久矣!又过了2500年了,依然“鲜久矣”,为何?人性没变,之前怎样,现在依然怎样。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没有过儿,如何显得中庸?
如果没有癫狂,如何显出正常?
依后学之见,孔老夫子,您还是继续敲黑板吧。哈哈。
---本文完---
我知道有物书斋的读者都是喜欢深度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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