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之——告别日本友人（上）

兔主席 20210613

前两天，与我一个认识十多年的日本朋友在北京相聚。他担任重要公职，即将离开中国回到日本。因为各自忙，因此与这个朋友是约了好些时间才算见上。

我们当年是在哈佛认识的。有许多共同经历。中日学生联谊、各种学校活动、一同到秘鲁远足，还有许多家庭聚会。

傅高义教授当年对我说，他觉得日本人的特征是，一旦交上了朋友，就十分忠诚，很可依赖，即便多年不联系，仍可维持很好的关系。

我有若干这样的日本朋友。与他们的友谊也都维持了很长时间。我与他们偶尔通信，在中国的话，就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他们都会给我提供真诚的反馈。我觉得他们大多是比较“单纯”的（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当然他们在日本并不具备代表性（大多是名校毕业的公务员）。

这位朋友在中国工作前前后后已经很多年。他拥有显赫的学历，乃精英中之精英。他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也学习汉语。他的一个小女儿生于中国。

在离开中国前，他还希望完成一些未尽的心愿。每个周末都带着家人到中国的大好河山和名胜古迹游玩。

而即将离开中国的他，似乎带着比刚来中国时更多的问题。这是一个越发看不懂、看不透的国家。

本文就记录了一些当时的聊天对话。既有他的反馈（不多），也有一些我介绍、解释中国的尝试。

1、他说，目前日本的公共舆论对中国非常负面，比前些年下降很多。他说，有九成日本人现在对中国有负面的感觉（unfavorable / negative feelings）。当然这可能是个夸张的说法。我问他日本人现在都关注什么问题，为何有负面看法。他说有很多的因素，现在日本很关心的是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近期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巡航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这是领土纷争问题，和地缘政治安全相关。再有就是核废排放时间里ZLJ用twitter转发网友对葛饰北斋浮世绘的再创造，称日本舆论对这种所谓的“战狼外交”很反感。他本人表示对这个行为不能理解，因为对维护中日关系没有任何帮助。

2、针对ZLJ转发twitter的事件，我说ZLJ代表的是一种观点，也是一种个人行为。政府内是有不同声音的，并非每个人都认为这是最好的做法。我本人的意见都写在网文里（《西安游、中印“点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体/声音》；《西安游、中印“点火”、日本核污水及官方媒体/声音（二）》），我也认为应该把批评指向东电和政府，没有攻击日本传统的文化符号。这是不必要的扩大打击面，对中国外交并无帮助。我说不同人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国的政府/体制更不是一块死板，是有不同意见存在的。

3、我们还可以尝试去理解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司：它背负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就是长期要和充满敌意的海外媒体打交道，解释中国。现在中国不断地受到外界批评，饱受偏见和恶意，这些做外事工作的人往往要在一线承担很大的压力，是“中国挨骂”的前线承载主体。他们似乎说什么都会被外界批评，肯定会很沮丧。同时，该如何界定其“工作成绩”呢？评估其讲话获得多少的外媒好话？目前看来非常困难：他们可能说什么都会被批评。那还不如适时予以反击。目前我们的方针一定是：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挨骂、忍着，处于被动地位，要在更多的时候出击，对外国的批评予以反击。新闻司一旦反击，就会发现很能受到国内观众的欢迎，有大量的人为其点赞。这种国内舆论的支持，变成了他们工作业绩的某种说明，会给他们更多的信心，更多的政治支持，鼓励他们继续这么做。慢慢的，“战狼外交”会占上风，直至外交/外宣与内宣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由国外受众为主变成了国内受众为主。他表示这是个很新鲜的看法，他之前没有这么想过。

4、他接着问我5月31日政治局会议里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话，和“战狼”会是什么关系，该如何理解。我说，首先我不可能代表官方观点，只能尝试去做一点推演。5月31日关于中国故事的会议/讲话肯定是积累了一段时间了，因为中国面临的舆论环境确实负面，影响到了我们的对外发展，领导人认为现在需要把对外宣传作为一个大事来抓，寻找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了。不过，中国有个特色是“既要、又要”，“两手都要硬”，要同时满足多重目标，也就是：既要更加努力的讲好中国故事，又要在挨骂时适时予以坚决的反击。

5、我接着向他推演几种可能：

1）外事机构和官媒可能会重视对中国多维度的、全方位的、立体的正面宣传（讲中国故事属于“正面宣传”），外交语言上可能会比以前更加注意一些，但新闻司、《环球》这样的单位预计也不会就此放弃“战狼”——因为适时对批评进行正面反击这个诉求并没有变化。

2）在具体的操作中，两个目标是有可能存在冲突的，即战狼做的不好，反而会影响中国形象，会削弱中国故事。而这确实也是我接触的大多数外国人的反馈。而在具体执行时，尺度是很难把握的。也不太可能找到更具体、可参照的指引，往往需要一线人员去自己把握。这个分寸把握得稍微不好，就有可能出问题，即说中国故事付出的正面宣传努力被“战狼”所抵消。这个很难评估。

3）根据我自己的理解，除非引发特别重大的风波（比如说明确看出和哪个国家的关系确实变差了），问题显现了，共识出现了，确实需要进行某些调整，否则的话，一些小的、边际性的，重要性和因素不太容易评估的事件，是不容易导致大的调整。中国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有自我修正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是有一定的惯性的，纠正和调整也需要时间

6、我说现在的中国人和过去二十年前不同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日本的恶感下降了，二是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自日本的不安全感下降了，对日本的关注度下降了（尽管时不时也还会有涉及日本的问题登上头条，譬如近期的蒋方舟事件），但这和日本的情况可能是相反的：即，日本对中国的厌恶感提升了，日本对中国的不安全感提升了，对中国的关注度也提升了。所以，现在的钓鱼岛问题，在日本舆论场里可能是个比在中国舆论场里更大的问题。

7、先说第一个问题，中国对日本的恶感是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这些年很多中国人到日本旅游，发现日本旅游环境和文化环境都不错，人也比较友善，这对改善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是有很大帮助的；

2）新一代年轻人受日本的动漫文化影响仍然非常大的（甚至大于70后80后）；

3）日本与中国社会有相似之处，许多方面发展走在中国前面，中国觉得可以和日本学习很多（当然也有不少是负面经验教训）；

4）中国对日本的“工匠精神”非常感兴趣，也在中国自身发现和培育这种文化（日本友人立即表示在中国多次听说过“工匠精神”这个提法）；

5）日本的一些生活方式、文化品味、美学、“腔调”在中国的大城市“精英”里有相当一批追随者。（说得好听叫“知日”，说得不好听就是“哈日”、“精日”了）；

6）中国要科技强国，对日本一些尖端科技的国际领先地位还是非常尊重的。7）毕竟离战争年代越来越远了。8）中国能力与地位提高了，对日本也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情结了（以前可能觉得不如日本）。

8、第二个问题，中国现在对日本也不那么关注了。原因也多方面。

1）中国的经济及整体实力远远超过日本了；

2）对日本不那么依赖了；

3）日本经济停滞发展这么多年，觉得日本也不过如此；

4）看到了日本社会的种种问题和流弊；

5）觉得日本都算不上什么大的威胁，就是个好玩的地方；

6）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大国，看的是美国，关心的是美国，日本在七八十年代也是这样的，不可能太关注中国，只会关注美国。

9、十多年前我在美国时，中日关系不仅仅是个焦点问题，还是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所以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组织中日学生联谊和对话，帮助修复中日关系，在两国学生之间建立友谊。当时都有点破冰的感觉。我不知道现在的校园里是个什么情况，但感觉不太可能像十多年前那样紧张。傅高义教授前两年提笔写中日关系史时问过我的意见，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研究，不过可能已经不是当下中国知识界/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了。

10、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受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大，基本跟随西方看待中国。至少从媒体上观察是这样。日本舆论也普遍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而在“人权”的定义和概念上也基本跟随西方。我说：日本本来是可以做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某种桥梁的，现在是日本不能影响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反倒是西方主导着日本对中国的看法。

11、我又问他在中国生活得如何，习惯与否，开心不开心。他说在中国生活非常得好。他晃了晃了手机，说在中国出门只要带一部手机就可以了，做什么都非常方便，回到日本就没有这种生活了。他的孩子们也非常适应中国的生活。但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制度与社会太特殊了，和其他国家太不一样，来到这里住一段时间就明白了，但很难向外国解释。我说现在港台都有这个情况。在大陆呆过，再回去说大陆怎么怎么好，别人就觉得你有问题。得了大陆什么好处。立场有问题。美国也是，夸中国好的都可能和中国有利益关系，要么做生意的，要么是研究中国（或和中国学者共事）的学者。他们都被认为是立场有问题的panda-hugger。他说，日本对中国的舆论环境就是负面的，他如果回到他的体系（公职体系）去说中国好，别人也会认为他是panda-hugger：人家一方面不理解你在说什么，另一方面可能觉得你的立场有问题，所以，他回去后估计也很难说什么。（我想到，这都是在国际上述说中国故事的难点所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