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凯思：瓦尔特·本雅明，都市研究，与城市生活的叙事 | 西东合集
陈永国 译
但要堕入真正的精神的底层，不再有什么夜里下降和上升的问题（那是白天吗？），对我来说意味着走老路回到两个面具的剧院，而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酒馆了。（布勒东，1960）
引言
在试图讲述人们如何尝试把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加以理论化的故事时，瓦尔特·本雅明的名字通常不出现在我们可以松散地称作都市研究经典的东西之中。 情况不该这样。本文的部分目的是要趋向一种思想研究，它可能会重新书写这样一部历史，重新把本雅明这个重要角色列在都市社会理论这个人物表中。但只是部分的目的而已。思想影响的接力赛这个比喻只具有有限的价值，用接力棒传递真理的人要稳步积累科学知识。而如果这样一个启蒙比喻的价值是早就提出而尚未解决的问题，那么，这也违背了本雅明自己的精神，即对思想与社会和政治世界之间关系的不甚乐观的看法。
于是，本文就有了两个补充性目的。一个是聚焦于星座的主题，本雅明在描写城市生活本质时处理过这方面的主题，第二个是说明这些主题如何在当下继续具有分析和政治价值的。前者提出的立论是，本雅明的著作使人感到他是过去在分析领域里工作的个体，藐视现成的范畴，但与现在面对的问题产生共鸣，即当今蔓延的都市超现实的过度发展，以及把城市当作当代社会理论之主要焦点或组织性主题的多声部练习。
第二个立论是，本雅明概念框架的核心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步骤，巧妙地分析了多年来毒害了主流都市研究的那些比较过时的争论。由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在本雅明的著作中仍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不足以构成对城市的理论研究。简言之，本雅明的著作既规定了都市感性建构我们现实叙事的方式，同时又论述这种方式何以把城市本身作为研究客体的。一种关于城市的社会理论的正常功能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城市本质的虚幻研究。它总是需要在时间和空间的生产与城市形态的实现之间占据一种比较复杂和比较含混的关系，既是再现的内容，又是对再现的锤炼。
谱系学：瓦尔特·本雅明的至福论与可选的都市思想史
本雅明混淆简单的范畴，这部分因为他个人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因而也没有现成的学科标志，还部分因为他坚决拒绝把学术争论中一些比较传统的对立观点区别开来。他的著述跨越传统的体裁：大多数著作，包括对那不勒斯、巴黎、莫斯科和柏林等城市的描写，都反复地制作为广播、新闻文稿和理论散文。文化与经济相结合，论说散文与分析理论相交替，而逸事则不断侵害概括的叙事，往往总是要有一组张力通过原理的含混这个样式而得到解决，这看起来很像早期的博尔赫斯，而非在法兰克福从事批评理论研究的朋友们和同事们的确定性程序。
本雅明的著作受到英国读者的关注主要是通过他的两部文集的翻译：《启迪》（1973）和《单行道与其他》（1979），还通过主要产生于他对文化和技术之间关系的思考的一个学科焦点，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文化和社会理论中的争论（比如，阿伦特，1972；伊格尔顿，1981；巴克-毛斯，1989）。 这些讨论几乎没有影响到大约在同一时期出现的围绕社会理论和城市的争论，而最显见于两年一次连续召开的“都市变化与冲突”研讨会以及《都市与区域研究国际杂志》等刊物上。因此，最近兴起的对本雅明著作的兴趣可以松散地与关于当代城市的主流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联系起来。虽然这样一种联系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但在思想上却有些简单化。不难认为本雅明的著作并没有在方式上给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争论提供什么深查洞见，那场争论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城市的本质，将其看作经济生产、社会再生产、大众消费或政治动员的决定性因素，但把他的贡献缩小到文化的领域也同样是令人误解的。 相反，从历史的角度把本雅明的著作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探讨，即通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现的新的都市主义所经历的现代性，同时，再在他以前的个人著述中追溯其思想的轮廓，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样一种实践最明显地诉诸于按年代追溯本雅明的作者。但我们也可以考虑对本雅明之前的都市问题探讨给以评价。尽管本文篇幅有限，但仍然可以看一看恩格斯、布思和梅休等人的实践，在面对都市生活时，他们力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达成一致的，也恰恰是本雅明自己所面对的那些现象。对19世纪的报告文学或经济主义进行这种文化上敏感的阅读近年来导致了对事物的一种相当细致的理解，如运用统计数字衡量健康和道德（Hacking 1990），殖民地感性的都市根源（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从修辞学的角度展示恩格斯的经济思想（Marcus 1973），以及19世纪城市的管理问题。阅读本雅明自己的著作有助于理解这些新近的贡献，因此也有助于构成以文化为焦点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学，正如有助于从文化上探讨当代城市一样。
在当代以如此众多的方式思考都市状况之前，本雅明果断地把经济与文化、理论与经验、技术与感性联系起来；把现代城市看作组合时空中累积的现实。城市是个画谜，由此可以解读社会的总体，但任何这样一个总体也是对特殊再现模式的社会建构。在这个意义上，正是20世纪初城市里过多的信息使本雅明把城市分离出来。面对这样一种混淆，怎样才能把清楚地讲述都市经验的叙事与都市市民结合起来呢？有一个隐蔽的、极少讲述的都市故事的谱系，它涉及对本雅明在都市研究经典中的地位的评价。过去的未来无疑是不确定的。但是，如果本雅明的评论，“甚至打胜仗的死者也不能安全防范敌人的侵犯，”还有几分道理的话，那就可能总结一下这种影响，尽管是简要的。所以，这样一种分类部分是任意的，但仍然值得理顺出五条仍然有影响的线索，并能合理地与本雅明自己的思想关联起来。
1、金融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文化生产
2、探讨现实与时空的生产问题
3、作为文本和符号的城市
4、辉光，距离和封闭性，城市景观的问题
5、真实性与作为身体经验的都市主义
金融文化和经济价值的文化生产
1912年，本雅明在柏林听了乔治·西美尔的讲座，在此后的全部著述中，他几乎成功地强调了经济生活性质的文化维度。 正如马克思以换喻的方式论证了从最小商品的流通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本雅明也从一个变化着的现在的审美感强调商品文化不能与物质经济相分离。
这最清楚地见于他最著名的两篇文章中。在《单行道》中，名单、主题、警句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蒙太奇般地围绕“德国通货膨胀的帝国全景游”而串联在一起。同样，本雅明援引的游手好闲者被普遍看作一个特殊的城市人物，但往往忽视了他的最终目的地；他受百货商店里商品的诱惑，受到金融文化的催眠。
游手好闲者和《单行道》都受到主流文化研究的注意，但也应该在当代经济社会学中看到本雅明的影响。他与布尔迪厄的相近性是一目了然的，他试图把城市变化的技巧和景观再现出来，而位于宏大的城市再生计划核心的幻觉般的经济主义则预示了近来展示的城市想象工程（Boyer 1994; Sorkin 1992; Harvey 1990; Jacobs 1996; Kearns and Philo 1993），而对生产关系的技术的社会生产的迷恋则并行于对经济生活之社会方面的关注（Thrift 1996; Lash and Urry 1994）以及亚当·斯密隐蔽的市场之手的政治和文化建构。
探讨现实与时空的生产问题
人们有时赞扬本雅明重新断言或“激活”了相对于时间的空间的价值（Soja 1996:71）。然而，也许更有用的是根据对天真的真实观念的分析质疑来思考本雅明的意义，他的兴趣时间和空间是何以不仅成为传达真理的媒介，而且还是对现代主义现实的叙事建构的。
本雅明并不拒绝现实的观念，反而表明了把现实作为再现客体而建构的结构模式。在《单行道》中，他最清楚而预见性地公然拒绝辉格党的历史进步论，他评论说，“认为事物不可能这样进展的假设总有一天会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痛苦而言，事物只有一个无法跨越的界限：毁灭”（Benjamin 1979:55）。
在描写购买克莱的油画《新天使》时，本雅明最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历史的怀疑：
他的眼睛凝视着，他的嘴大张着，他的翅膀张开着。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的天使的。他的面孔朝向过去。在我们看到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了不断堆积残骸、把残骸扔在他脚下的一次灾难。天使愿意留下，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东西整合起来。但是，一场暴风雨从天堂刮来；狂暴地攫住了天使的翅膀，再也不能合拢了。这场风暴不可抵抗地把他推向他所背向的未来，而面前的那堆残骸则越积越高。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Benjamin 1968:249；转引自Buck-Morss 1989:95）
他对地点和空间、历史和记忆的社会建构和技术传媒方式的迷恋使这种悲观主义复杂起来，但却使城市观察者的文本策略和由混淆的众多现实构成的都市状况成为他散文、剪辑和艺术品等多媒介收藏的合法题材。对都市震惊感的本质的这种关注再次与诸如勒费弗尔和韦瑞利奥等后来的理论家们的关注直接关联起来（Der Derian 1998:3）。
因此，在本雅明的著作中有对现实的质疑，但却没有一点折扣。更重要的是，城市同时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Soja 1996; Keith and Pile 1993），所以是各种再现技术的产物；统计学建构的积累，全景视野和地点占有，管理的客体以及迷恋与恐惧的时刻，所有这些都被以资本主义童话为重点的一个叙事凝聚在一起。这种多元性再次与芝加哥人种学学派有趣而时而幼稚的研究形成对照，成为20世纪90年代都市理论家的先导，如尼尔·史密斯，罗萨琳·德伊施，莎伦·朱金和埃德·索雅，他们步勒费弗尔的后尘而聚焦于空间的生产。本雅明的研究既要求理论的深化，也要求经验上的投入，这混淆了后现代都市主义的一些比较简单的探讨，但却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即学术探讨这种从来不是天真的劳动如何面对城市日常生活的肮脏现实。拒绝历史就是拒绝一种特定的秩序，而这正是本雅明的著作及其后续生命的特点。没有对空间的补偿性颂扬。对本雅明来说空间性也是人工制品。
作为文本和符号的城市
尽管他对风景的挪用显然是文本的，但本雅明并未仅仅阅读现代城市的风景，他以全部的感官面对都市，在论城市肖像和《单行道》等文本中，视觉形象只是知识生产的多种形式之一。
在解读城市的时候，本雅明对细节和日常生活的迷恋“从最小的清楚而准确建构的建筑群中建起了高楼大厦。实际上，那是在对最小的透明的个体因素的分析中发现存在的总体性”（Benjamin，转引自Frisby 1985: 190）。本雅明的著作将捕捉日常生活的边缘细节，通读这些细节中的换喻和隐喻，继而表现整个城市生活转瞬即逝的象征因素。同样表现出来的还有特殊的历史时刻和人物，这是为了用寓言来描写政治的现实。
吉罗克（1996）和巴克-毛斯（1989）都敏感而卓越地探讨了他在城市符号学方面的实践的细腻和多面性。面对“城市建筑学的流产，”“本雅明把城市的边缘看作最重要的阐释线索”（Gilloch 1996:30）。 意义、读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一个先例，并贯穿辨证形象的全过程：“辨证的形象是象征的一种现代形式。……为了表示文明之不朽而建立起来的丰碑的塌倒反倒成了其瞬间性的证明”（Buck-Morss 1989:170）。
本雅明显然既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同时又颇有影响地把超现实主义的洞见应用到现代城市之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任何面孔都不像城市的真实面孔那样具有超现实性”（Benyamin [1929] 1985:230）。这里显然有一笔遗产。他对寓言、隐喻和换喻感兴趣，没有本雅明就没有巴特，伊塔罗·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1977）完全可能是在马赛与德·昆西玩鸦片的本雅明写的，而伊安·钱伯斯、伊丽莎白·威尔逊、帕特里克·怀特、伊安·辛克莱的叙事中为当代城市描绘的象征性缩影，以及伦敦的乔纳生·拉班和洛杉矶的麦克·戴维斯，都从一种书写样式那里汲取了灵感，尽管有时是无意的，这种书写样式与本雅明在自传中开辟的与城市的遭遇紧密相关。
与此相关的是，本雅明的城市肖像的魅力在于体验过的经验、理论知识、权威性与对一个城市的空间了解之间的关系。在“柏林纪事”（1932）中，本雅明童年的城市是通过这个城市的五项指南来介绍的，它们都是可交替的权威模式，每一个都揭示了平凡、日常生活和神话的并置，由此而创造的精神模式把身体置于城市之中，使心理地缘学合理化，给精神分析学以正当的理由，使社会边缘的象征性核心成为可理解的了（Pile 1996; Stallybrass and White 1986）。
辉光，距离和封闭性，城市景观的问题
那清澈澄明的眼睛变成了谎言，也许整个天真的表达模式都变成了纯粹的无能。今天，透视事物核心的最真实的商业注视就是广告。它废除了思考所运动的空间。（《单行道》p.89）
使得本雅明认真考虑景观的问题的是收藏的观念和对作为特殊叙述形式的历史和/或地理学的自证性的质疑，这主要见于围绕作为观察之有机技术的全景和万花筒的讨论之中：“飞机上的乘客只看到道路如何冲破大地景观，它如何按照相同的规律随着周围的土地而展开的。只有亲身在公路上步行的人才能感受到路的威力，对飞行者来说那片未收拢的平原对于步行者来说则是美景，就像在前线运筹帷幄的指挥官一样，他生产了距离、景观、空地和每一个转角后的新景象”（《单行道》50）。
本雅明擅长解释最小的变化何以导致认识方式的重大突破，而这些变化又主要是来自并影响了20世纪的现代城市的。从人们是否在新的交通工具中相互观看，到报纸印刷的视觉安排，本雅明最有影响的著作集中论述的是技术与文化再生产之间的关系。
本雅明在论“照相”的文章中讨论了从空中观看的景观与大街上的景观相对立的性质。但是，错误地利用他的讨论而以浪漫主义的形式高扬日常生活和现世生活，因而不必要地贬低了空中观看的景观的，却是德·塞都和勒费弗尔等人。分析家们不应该忘记本雅明既为全景具有欺骗性的总体性所迷，同时也喜欢大街的感觉。
因此，有价值的与其说是本雅明寻求的某一特殊视角，毋宁说是那个视角所唤起的对视觉无意识的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人对环境的敬而远之”的需要和“受过政治教育的眼光，在这个眼光的注视下，一切亲密关系都为细节的澄明而牺牲”（Benyamin[1931] 1985:251）。
这些著作的引申意义在克里斯蒂·鲍耶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刻的探讨，尤其是开拓性的“集体记忆的城市”（1994），但关于亲密性和距离的思考的引申意义却在试图把经济空间与城市的文化相调和的都市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尽管有些令人羡慕的例外（Savage and Warde 1993）。
真实性与作为身体经验的都市主义
本雅明的审美感性、描写轶事的散文和在知识生产的母体内部突出个人的做法似乎说明了他何以没有被收入城市研究经典的原因。他的著作有时外在于社会研究的传统，因此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城市史相分离（Katznelson 1992），也与一种文化谱系研究相分离，这种谱系研究把19世纪的城市探讨与芝加哥人种学派联系起来，通过社区研究文献与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联系起来。
乔治·史坦纳甚至明确地把审美领域与对社会世界的详尽研究区别开来，几乎用这种区别来解释本雅明的学术失败，悲叹他死后被“新左派”的（误）挪用。他指出，对寓言和象征的本质的这种迷恋意味着“恰恰是阿比·沃尔堡小组，首先在德国、然后是伦敦的沃尔堡学院，给本雅明提供了真正的思想和心理学之家，而不是社会科学院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社会研究所，他与这个研究所的关系是非常模糊的，在他有生期间几乎没有什么结果“（Steiner 1985:19）。这种分类不但特别贬低了阿多诺的著作，而且更重要的是低估了本雅明方法的真正性质。因为正是由于他拒绝把美学与政治、与政治经济学相分离，他的著作才富有洞见，即便这些洞见的代价使他的著作难以分类。也正是这种范畴的疏漏唤引出回荡在当代城市中的一些主题。
主题学：通过城市的故事而再现为可视的社会
本雅明对比利时-英国艺术家詹姆斯·恩索尔于1889年画的《基督进入布鲁塞尔》非常着迷。颇具象征意义的是，这幅画的复制品现挂在加里福尼亚州马立布市被用制作戈蒂博物馆的庞培别墅。从寓言的角度看，有可能把这幅画当作一个框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框架辨认本雅明著作中仍然与当代有关的一些主题，表明其著作的持续的重要性。
在本雅明描写和论述城市生活的著作中，新生事物的直观性与旧世界的废墟对立起来；对本雅明来说，现代性至少部分是关于社会形式的巨变的，这些巨变占据了前工业城邦的已然结构：城市的人群，变形了的城市风景，新技术的惊人影响，以在城市日常生活的废墟中风化了的历史为名的灾难性变化的堆积。但对本雅明同样重要的是使这些现实得以理解的方式；通过再现的技术，理解的方法论，以及既组织时空又利用时空组织理性的叙事而使现实可以理解了。19世纪末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再现性体裁， 把焦点放在了多样而矛盾的城市生活现实与多样而有时不可协调的认识城市的方式之间的关系上，但却表达负载过重的城市感性，使西美尔与本雅明之间的联系清晰起来，使本雅明与恩索尔的联系具有了启示意义。
恩索尔说自己对城市的幻影着迷，在这个幻影中，有面具这个多义的隐喻，有与“巴赫金文本之视觉性相同的”对狂欢的自觉运用（Hyman 1997:78），以及比耶稣受难日早五天的棕榈主日的庆祝，都并行于本雅明对真实性、同一性、寓言和巴洛克的着迷；并行于他的历史悲观主义以及用偶像人物表现再现意义的做法。
本雅明把恩索尔的美学比作埃德嘉·爱伦·坡的美学，用他的作品探讨游手好闲者的本质：“害怕、厌恶和恐惧是他的情感，是大城市的人群在第一次观察它的人的内心唤起的。在坡的眼里，它有点野性；纪律刚好能驯服它。后来，詹姆斯·恩索尔孜孜不倦地把城市的纪律与城市的野性对立起来；他喜欢把军队放在狂欢的人群中，而二者相处极善——如同极权主义国家的原型，在这些国家里，警察和暴民从事共同的事业”（[1939] 1973：170）。
本雅明接着责怪坡用一种“荒诞的”千篇一律来描写人群中的面孔。形象的政治是悬而未决的。 然而，上写着“理论的炫耀：成功的永恒”字样的标语牌唤起一种意识形态的恐惧，但更重要的是，这整个形象例示了一种有问题的社会学观察。本雅明汲取了波德莱尔的观念，即把淹没在城市人群中的惊恐的人看成是“有意义的万花筒，”试图通过视觉再现的技术来了解城市（Benjamin 1973:187）。但是，虽然看的技术和观察的视角赋予我们了解城市的能力，但“社会”却是由于典型的人物而成为可见的人群的。那幅画的顶端有一面用作字幕的旗帜，上写着“社会万岁”，旗帜下面的人群和街道就是实际的布鲁塞尔社会；作为荒诞戏剧，它的整体只能通过狂欢的部分来理解。
类似的是，本雅明的著作中也贯穿一系列偶像人物，他们既是让人理解城市的，同时又是用来展示这种总体化的城市故事的局限的。
皮埃尔·米萨把本雅明的方法说成是“棋盘上的马”（1995：61），在他看来，本雅明笔下的城市要通过体验过城市的感官，通过图绘城市的导游以及展示城市的再现技术来认识。因此，都市世界里栖居着“各种各样的人”（Missac 1995: 76），他们把城市的形态人格化，而城市的各种现实和真实性就是通过这些形态得以理解、经验、探讨、叙述和再现的。因此，本雅明在“柏林纪事”的开篇就明确提到五种使他认识城市的向导，包括“巴黎本身，这是从女仆开始的一系列有意或无意的向导中的第四个。”在别处，在不同的时间，故事家，收藏家，考古学家，游手好闲者，儿童，拾垃圾者，集邮者，统计学家，侦探，面包师和赌徒都是以不同方式认识城市的人物，这些隐喻以换喻的方式例示了可以认识的不同城市。
这些“典型”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连续互动使本雅明著作中的弱点暴露无遗。打开女性化空间这个观念在都市探险者那里产生了特殊的共鸣（Boyer 1996; Heron 1993），被普遍认同为法勒斯中心主义的城市叙事：布莱克和狄更斯的过去的伦敦，钱德勒的过去和现在的洛杉矶，伊安·辛克莱的伦敦心理地缘图绘。在妓女这个人物身上，以及在关于游手好闲者的性别问题的持续争论上（Tester 1994; Wilson 1992; Wolff 1985），街道的性欲化显然成为讨论的问题：“无论如何，第一次跨越阶级门槛的感觉无疑促进了在大街上公开勾搭妓女的几乎毫不相称的迷恋。然而，开始时所跨越的疆界不仅是社会的而且还有地形的，街道的整个网络都在嫖娼活动中敞开了（Missac 1995: 106）。
然而，这些人物都是故意设计的未完成的和有缺陷的叙事手段。在论卡夫卡的文章中，本雅明在一段深刻的文字中进行了对比：“印度神话中有一些干闼婆，是处于未完成状态的天神。卡夫卡笔下的助手就属于这种类型：既不属于其他人物类型，但对于他们又不是陌生的，相反，他们是不同组合间的信使。……他们还没有完全从自然的胚胎中释放出来”（Benjamin 1973: 113）。
在故意“没有完成的”叙事人物中，他就像棋盘上的马一样运动，这指向都市研究中不同于传统上理解的一种跨学科性。本雅明的思想无法用学科范畴来划分，恰恰因为学科范畴是他研究的客体。城市类型成了组织性比喻，成了了解城市的中介，但他们也暗示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语言表达。因此，在本雅明的著作中有对伦理、美学和技术等机制的一种补充性迷恋，通过这些机制，这种知识才得以收集、组织、叙述、展示和揭示出来。
研究城市的途径指的是借以揭示意义的一些同源技术：故事和小说，报纸和照片，博物馆和展览——所有这些都表现特殊的真理形式，都标志着它们的生产条件，都带有伦理和认识论的踪迹。本雅明所迷恋的似乎是表现的技巧，在掩盖的过程中替代叙事、把精神分析时刻包括近来的一种技巧；通过超现实的惊奇而把隐藏的权力机制和商品的诱惑逻辑暴露出来的一种技巧。本雅明选择了文学的蒙太奇、表示“没什么可说的，而只展示”的时候，这恰恰是因为他喜欢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这种“鄙俗的启迪。” 就部分而言，城市的总体性被他描写为星座认识论的万花筒的维度所破坏。因此，我们不应该把本雅明的著作当作社会研究手册，而应当作一种舞台照明的形式，揭示了对城市进行思想探讨的一些特殊形式。但比较有趣的当然是把本雅明的探讨转向其自身；揭示游手好闲者、新闻和社会注视之间的关联；揭示特殊叙事形式内部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建构，用他连续的语境渗透为差异城市的社会研究提供一个伦理罗盘，而传统的都市研究却把这些差异减少了。
目前，社会政策、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城市似乎没有共同之处，在亚学科的层面上，相似性就更小，并由于方法论、范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而分化开来。这里的论点是，这种竞争的万花筒式的框架可能是有用的。因此，本雅明的著作趋向于对都市认识的一种语境化而非相对化，在一个层面上，这一步骤可能显得平凡，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却又比较复杂。这种观点显然不是要回归经验，或与E.P.汤普森抨击贫穷理论的都市研究变体相等同，彼得·霍尔最近发表的欧洲中心的《文明中的城市》（1998）在开篇几章谈到了汤普森的抨击。其他人也探讨过这种语境化观念（Keith and Pile 1993），但都致力于重新思考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关系，模糊了美学、伦理学和认识论之间的界限，这尤其适合于具有多元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生产、审美化商品、以及受过度的人文主义危及的伦理真空等特点的当代城市。
时空与多视角城市中的技术
城市的多元性给定义城市本质的尝试设置了障碍。把知识变成可见形式的任何尝试都揭示出绘图的技巧。本雅明把玩的就是这种多义性；他产生了用地图策划生活的想法（Benjamin [1932] 1985:295），为这样一个前景所迷，即“地图几乎就像列宁的肖像那样接近俄国新的偶像崇拜的中心”（Benjamin [1928] 1985: 196），从不同角度把城市看作迷宫、统计技巧、展览、拼贴、全景和感觉机关。
因此，相近性和距离之间的互动就成了本雅明论“艺术作品”的文章的核心，也充斥于他大多数关于城市的再现性著述中，这显然不是对某一特定视角的推崇。时间是通过历史和自传的生产而得以中介的，通过以奇怪的注视观察城市的儿童等偶像人物来展示的。空间则通过可见物的不同框架、再现的不同观点和不同技术而成为众多空间性的媒介的，这些空间性是通过陌生人和游手好闲者等偶像人物来实现的。如吉洛所说：“本雅明提供了视角间一种微妙的、复杂的互动，其中，相近性是自相矛盾地通过距离而获得的。城市并非是通过简单的距离效果，而通过连续运动或见解的浮动而被再现为陌生的。细腻的特写与遥远的观察相互流动。本雅明描写的城市形象不是静止的，而是辨证的”（1996：62）。
因此，时间与空间之间关系的造型建构（Bullock and Jennings 1996: 499）就为建造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感性结构提供了一个分析焦点，而这些感性结构只能通过对主体地理和历史的必要叙事加以并置和突然的(超现实的)突破才能隔断和揭示出来。因此，对时间暴政的塌倒和历史的终结给以任何学科上的支持都是错误的（Soja 1996）。如果我们从本雅明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些叙事中包含的技巧与这种秩序相对立——无论是推崇时间的秩序还是推崇空间的秩序。事物的秩序掩盖的与揭示的一样多，可以通过并置而打破，但这并不由于构造而使分析丧失伦理指向。
“作为诗歌客体的商品”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展示了使社会生活商品化的生产的物质条件，那么，本雅明就揭示了这个商品化过程充斥于各种文化形式以及协调各种文化再现实践的方式。他是卓有成效地在文化与资本之间的相临地带进行图绘的先驱者。对当代城市中新的工业地区、文化产业和文化区域的研究，对与作为空间的符号相差无几的设计经济的研究，都离不开对商品审美化的本质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当代都市研究来说，本雅明对他所说的作为诗歌客体的商品的开拓性理解是适时的，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铺就了把城市的文化研究方法与都市的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一条分析之路。
传统的城市政治经济一直集中分析生产力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导致了偶然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对比之下，本雅明把叙事形式作为重点，商品化过程、商品崇拜、特殊的资本主义时空形式的出现，都是通过这些叙事变成可见形式的。
商品化和消费拜物教的性质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商品……以物化的形式储藏社会改造的幻想力”（Buck-Morss 1989: 29）。尽管本雅明放弃了把拱廊计划命名为“一个辨证的仙境”的打算，因为它太具诗意（Buck-Morss1989:49），但审美化过程仍然是他关于城市的著述的核心：“方法上，我们应该开始研究整个历史过程中神话与金钱的联系，看到金钱从基督教那里汲取了如此多的因素，以至于能够编造自己的神话了”（Benjamin 1921:290）。
用特里·伊格尔顿的话说，“在这种微观分析中，个别现象的全部多元决定的复杂性被理解成一个有待于破译的密码或画迷，犀利的眼光也不容易屈服的社会过程的一个彻底简略的形象，……这个方法所传达的是一种诗意的或小说式的社会学，其中，整体似乎只包含图像上密密的花纹；因此代表着社会研究的一个审美化模式”（1990：329-30）。
本雅明提出了一种“星座认识论，”其中，“思想之于物体就如同星座之于星星。这首先意味着思想既不是物体的概念，也不是它们的法则”（Benjamin,转引自Eagleton 1990:328）。美学，认识论和伦理学都是通过这些星座主题同时实现的，因为“正如哲学利用象征性概念把伦理学和语言引入理论领域，同样，理论（逻辑）也可能以象征的方式融入伦理学和语言之中。我们因此看到伦理和审美批判的出现”（Benjamin 1919:219）。
然而，在认真对待审美维度的时候，这种探讨并非没有看到位于日益审美化的商品形式之核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越来越模糊的关系。对伊格尔顿来说，“这是建构严格的物体经济的问题，这种经济拒绝身份的诱惑，允许其成分在相互矛盾中相互揭示”（1990：330）。
反人文主义与叙事
《单行道与其他》是本雅明在有生期间完成并发表的两部书之一。它是对当代状况的思考，是本雅明对现代性进行的最具实验性和最自觉的开拓性探讨。在这部和另一部著作中，城市是本雅明借以表达思想的贯穿主题。
也许，与论超现实主义的论文一起读《单行道》才是最便捷的方法。这篇散文明显的散漫而有时招人喜欢的性质不应该掩盖他要在由星座和并置引起的惊人修辞内部提出一个特殊政治项目的企图。如巴克-毛斯所列举的，致力于超现实主义研究是卓有成效的，但却不是值得称赞的。对历史正典和自然地理之建构性的揭露唤起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其他思考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政治的其他思考方式的工具性政治建构就恰恰是本雅明方法论策略的目标。如巴克-毛斯所评论的：“法西斯主义颠倒了先锋把现实置于舞台之上的实践，不仅把政治景观而且把历史事件也拿到舞台上来，因此把'现实’本身变成了戏剧”（Buck-Morss 1989: 36）。这里的关注点在于叙事形式，故事的建构和技巧，风景肖像的调节作用，所有这些都将导致美学、认识论和伦理学在一个特殊的自由观念中的结合：“自巴枯宁以来，欧洲就缺乏一个根本的自由概念。超现实主义有一个。他们是最先解除硬化的自由、道德、人文主义的自由理想的，因为他们相信'在这个地球上只能用上千个重大牺牲才能换来的自由必须不加任何限制地充分享受，只要它存在就无需进行任何使用的打算’”（Benjamin 1929:136）。
范例：需要瓦尔特的争论
在思考城市的整体与城市的部分之间的互动时，有可能尽管太短暂地提出本雅明可能在今天会探讨的都市研究的各种问题。最明显的是，这意味着拒绝把日常生活和街道推崇为一种特殊的人文主义城市之残余的认识论和政治。确切地说，德·塞都的空间实践忽视了本雅明论照相的文章，反而推崇街道诗人，谴责全景城市再现中暗含的法勒斯式的权力意志，这是有其遗传根源的。有时，这出现在对一种特殊的男性都市研究的清晰而有力的批判中（Boyer 1996; Deutsche 1996）。但是，对以特殊方式再现城市的男性故事的批判却不应该掩盖在对整个城市的其他再现中把都市作为话语主体和技术控制的客体的一种研究。
如巴思所指出的：“在我看来，日常生活的实践错误地判断了它所描述的把视觉性依附于权力的主要方法的规模、时间性和技术。在思考视觉性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时候，德·塞都所想象的是一个守规矩而不是受管制的城市，而这把空间与规训视觉性的技术混淆起来了，事实上，那种管制却与城市和国家的自由政府密切相关”（1996：474）。
本雅明表明，在观察领域之外运动的观者不可能不玷污经验审查和观察的过程。 这圈定了这种注视的政治性，但并未谴责对城市的纯理论分析：“从这个空间内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你获得对这个城市的包容性经验，或再现它，因为每一个包厢也都是舞台，每一个观者同时也被观察者。在对空间经验的这种理解中（可以说成是'纯理论的’），每一个立场都是与其他立场协调关系的过程；没有固定的或空间的形式可以像豪斯曼的巴黎街道那样来控制参与者的位置”（Caygill 1998: 122）。
在某种意义上，乔治·斯坦纳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本雅明不仅陷入了诠释学的循环——用部分界定整体，而整体自身的定义又控制着部分的地位——但是，像海德格尔一样，他欢迎这个循环，从中看到了人文科学中把阐释的客体与对客体的阐释结合起来的特殊亲密性”（Steiner 1985:21）。
因此，当代争论中有一种多元性，其部分与整体的张力在都市研究中表现出来，而本雅明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把城市揭示为管理的客体，当作疏导行为的一种形态（Foucault 1991），这指的是通过再现整个城市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来研究技术的一个方法。城市的符号，从公共场所的涂鸦（Hebdige 1993; Back, Keith, and Solomos 1999）到西姆城的各种虚拟现实（Soja 1999），都要求技术、再现和都市之间的互动。
当代城市再生的故事的艺术光环取决于展览主义，这是本雅明的拱廊计划的核心。类比的城市，“既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城市。也不要完全是一个虚构的城市”（Bpyer 1994:175），1999年在联合王国出现，建筑师理查·罗杰斯率领的一支城建大军以一种高度审美化的都市主义掀起了一场互文渗透，这是本雅明认为当然的事。
热衷于对城市进行精神分析学的阅读也同样源自本雅明（Pile 1996）。把景观当作视觉组织的产物等观念开启了视角主义与城市生活之间关系的研究（Jay 1992, 1994）。通过追问经验哲学，本雅明把我们引向了认识城市的感官系统，延长了听觉的、口头的、感觉得到的以及永远真实和想象的现实：“它迫使哲学认识到，城市经验永远质疑和破坏应用于城市的那些范畴——甚至多孔性和及物性范畴”（Caygill 1998: 124）。
有关伦敦政府的争论中提出的民主整体问题需要对其所叙述的城市进行详细研究，代议制民主的客体包括作为代理市长的重新发明的国王，一直到近来可以数得清的给警察的各种定义。
通过绘制盛行白人至上主义的伦敦郊区的地图来理解种族主义者谋杀斯蒂芬·劳伦斯的悲惨历史，这呼应了大西洋两岸就郊区居民与恶棍的肖像的对话，肯定了对神话与都市之间互动的一种复杂表现，要求回应理查德·怀特提出的看法，即黑人和白人作家总是就散文中捕捉现实的问题争斗。
首尔和拉格斯出现的新工业区以及芝加哥和洛杉矶出现的文化工业和文化区，都要求一种组织化的政治经济来建设复杂的文化观念（Robins and Webster 1999）。碎块的城市，流动的城市，信息的城市，以及分化的城市，都通过它们组织的时间和空间叙事而要求对城市进行特殊的语境化（Castells 1996, 1997, 1998）。
结论
本文并没有把本雅明当作都市研究的一些替代性范式的源泉。 他的著作既有助于避免限定城市的理论本质的幻景，又有助于避免把城市淹没在当代社会理论中的勒德主义。对城市同一性的异想天开的研究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污染了英语国家的都市研究文献。然而，本文的核心就是指出，都市的经验功利性和城市的理论价值决没有因为没能给都市状况以纯粹的定义而受到破坏。本雅明是一个社会理论家，使我们能够把传统的问题颠倒过来；让我们去探讨把城市表现为可理解的各种可视形式的故事，如不同的思想方式，书写样式，视觉领域，管理形态，以及经济的合理化。
他提出了比较谦虚的一个理论规划，其思想观念和解释都集中在对比较广泛的社会语境内对个别客体的详细研究；同时或交替性地进行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审查。如果这有时也会导致小规模的胜利和大规模的失败，那么，它也要求重新思考在城市的日常生活中理论和经验的劳动分别得以评价和信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