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北京的一棵树
我曾许多次去过北京，最终又离开了。
二十四年前，十七岁的我怀着文学梦想第一次来北京，在朝阳区十里堡的国棉一厂亲戚家往了两天，想找份工作。我不切实际地想做编辑，亲戚是厂里的领导，可以按排我在厂报里做事，可我却拒绝了，原因是厂报上没有文学栏目。那时我还没有正式发表过文学作品，带着本写满分行文字的灰色笔记去找工作，可想而知，不会有单位接受那样的我。在高楼林立的北京游走了两天，身上只剩下回程车票的钱时，我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家。第二年我再次去北京，是开诗会。在石景山的一个部队招待所里，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诗友聆听了张志民、邹狄帆，李瑛、谢冕等一些诗坛名家的课，之后虔诚地向他们要了签名。那年冬天我去了遥远的西藏。次年十九岁的我穿着军装再次来到北京参加笔会，又见到了崔道怡、金蝉、邹静之等一些文坛名家，还向一些人讨要了留言。崔道怡先生给我的留言是，“做创造世界的人”，那句话正切合了过去的那个年轻人的心。三年后，二十一岁的我第四次来到北京。我仍然不现实地想要成为一名编辑，自然也没有找到理想工作，最后在通州的一家预制厂打了一段时间工。那时写诗的，满怀理想的我习惯了过有纪律的军旅生活，在一群无组纪律，爱说些粗俗笑话的民工中间显得特别格格不入。不久我便清楚那样下去没有前途，于是决定继续求学。
第五次来北京时我已在西安一家杂志社工作。那时二十七岁的我刚刚写了几篇小说，也都顺利地发表了。我的编辑老师问我想不想来北京做编辑，一直向往北京的我自然是乐意之极。为了在北京做纯文学的编辑，我放弃了原来在时尚杂志每个月四千块的收入，选择了每月只有一千五百块钱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的收入只能使我租住在单位附近的地下室里。五六平方米的房间，狭窄得只能放一张小床，一张椅子。里面看不到一丝阳光，进屋只能拉亮电灯。空气带着一股霉菌味，在里面待久了会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那样的房间，一个月也要收四百六十块钱，此外还要交二十块钱的管理费。即便如此，我的心也是兴奋的，满意的，因为毕竟是在北京做着一份喜欢的工作。只可惜第二年就来了非典，在人心惶恐的情况下单位要求我回到西安去。非典地去半年后我放下在西安的工作，第六次回到了北京。最初在一家做出版的公司做了两个月的编辑，终因所做的不是纯文学而辞了职，跳到另外一家文学选刊做编辑。我曾在六里屯住过几个月，后来搬到单位在周家井的集体宿舍里，再后来还在三间房和定福庄分别租过房子住。我曾经住过的一些地方如今全都变了样，原来我住过的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楼，一个个高档的小区，那如同一种根植于灵魂深处的记忆被无形的大手给硬生生地抹去了，着实令我伤感了一阵子。
在北京也并非没有收入高的工作可供选择，实在是为了一种文学理想，为了所喜欢的事，我一再选择了做纯文学的编辑。纯文学杂志本身读者不多，赚不了太多钱，因此我在北京的收入一直不高。即便是并不多的稿费贴补进去，生活起来仍然捉襟见肘。那时象样一点的饭馆是不敢去的，体面点的，稍稍有些贵的衣服也不敢买来穿，因为钱总是有限的。我在北京漂着的一些文友，大约也好不到哪里去。每次发了工资，或来了稿费，我们奖赏自己的方式便是一起去吃一顿炒肝，喝几瓶啤酒。平时我们吃得最多的是小馆子里的河南面，当时三块钱一碗，面汤里有着少得可怜的，雪花一样薄的羊肉片，几根墨绿色的海带丝。烟也是不敢抽好的，通常是当时两块钱一包的都宝，再好一点便是便宜的中南海。也不敢一条一条的买的，怕抽得过多，通常是一包一包的买。即便是在经济上那样困窘，我也从来没有抱怨过。相反我为能够在北京有份体面的，满意的工作而庆幸。只是在三十岁那年，我有些想要去我从未到过的南方看看了。做为编辑，文学上的朋友遍天下，在南方也有平时有联系的朋友，他们希望我去，和他们一起写作。我梦想着做个自由撰稿人，因此他们的建议有些打动了我，使我变得不太现实起来了。在犹豫着要不要去南方的那段时间，我特意去了西单，王府井，三里屯，香山等一些地方。潜意识中，我是不舍得离开的，北京毕竟是文化人聚集的地方，对于写作的我来说是吸引我，能够影响我，给我带来更好的发展的地方。然而，那颗年轻的，并不安分的心还是动了。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失眠的夜晚，我起床后没有目的走出了家门。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后来街上的车与人渐渐的多了，才想着回家。那时太阳升起来了，大街两旁的绿化树也睡醒一般，静穆地站着。空气尚有一点儿凉，我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时发现许多人聚集在一处。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围观的人，但有一种力量吸引着我过去。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侧身躺在柏油路上，极短的花白头发，身上流出的血有一米多远，鲜红得刺目。肇事车辆距死者有四米左右，车盖变形，挡风玻璃碎裂了。车的前方二十多米处是一辆自行车，也变形了，生硬地蜷曲在地上。围观的人在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我等到救护车来后也难过地走开了。也可以说是一场车祸改变了我的思路。那还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目睹那样的场面，我的心被触动了，感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比脆弱。那天晚上睡觉前，我的海脑中却出奇地浮再出许多许多的树，而在车祸中死去的那位陌生人也变成了其中的一棵，在都市的森林中无声地飞翔着。多少有些是莫明的，我便下了决定，要暂时离开北京去南方了。决定去南方后，我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子，用力地投向了远方。我觉得有一种力需的捉住来看，有一种存在需要远方。我需要走出去，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或者没有原因，也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远方看看。
在我辞了职，准备离开北京时，故乡来北京发展的三个一起长大的伙伴来到了我的住处。他们承包了一个装修工程，要在我的房子里暂住几天。我们吃过饭聊了一会儿，他们累了，便在我的床上睡了，一会儿便发出鼾声。他们睡得很香，我却失眠了。我无法开口让他们第二天到别处去睡，我的世界抵抗这种侵入，却又得承受。他们常在晚上八点钟走进来，穿着蓝色的工装，带着一股难闻的汗臭味。走到房子里他们都热得脱光了衣服，只穿着条短裤，说着家乡话——而我的心思那时却在远处……树，树，我想到故乡的树林，西藏的树，西安的树，北京的树，觉得所有的人都是树的化身，我也是树的化身。想到几天以后他们又将会去别处，而我也要去南方，突然觉得时光里的一切都在滚滚向前，而我感受中，记忆中的那许多树，在都市丛林中密密麻麻地生长着……而我渴望飞翔，渴望变化，渴望奇迹。我需要去寻找，去发现。终于，我打点好行李，坐上开往南方的列车。
尽管我曾经一次次地去往北京，渴望着北京，无比热爱着北京，然而也并不是无法离开。两个月后，身在南方的我在写《欧珠的远方》这篇小说的时，借欧珠的存在写出了我离开北京时的感受：“第二天一大早，欧珠起床把帐篷和糌粑装到玛琼的身上，告别了梅朵和孩子，离开了县城。欧珠走出县城的时候回头看了看，他发现他生活过的地方变成一了幅画，被他轻轻地卷起来，装到心里去了……”
现在，已在深圳生活了十年的我，想起北京时，北京成了我的远方。我爱着远方，可我在鲁院的一位同学邀我再去北京工作时，我还是拒绝了，尽管我无比希望回到北京，回到过去。
如果不是朋友今天发来这张照，我都忘记曾经有过这张了。九年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