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华夷之辨：北魏是如何汉化的？
一、华夷之辨与正统论
华夷之辨，或称“夷夏之辨”、“夷夏之防”，主旨就是将华夏族和周边的夷族进行区别。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的衡量标准大致有三个标准：血缘衡量标准，地缘衡量标准，礼仪文化衡量标准。
华夷之辨的最初宗旨体现在商周的很多传统文献中，如《春秋》《礼记》《周礼》《尚书》等。据史书记载，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华夏族最早产生也最为强大，至商周时期已形成正式的古代民族国家。
同时，在中原大地周围，一直有很多部族，他们在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文明制度上都有很大差别。夏夷观念就是在以中原华夏族为核心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难理解，作为中原之主的华夏民族在文化、礼仪、生产力上都占据相对优势，这种观念在当时较为落后原始的时代中反映出对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概括地说，华夷之辨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地域之分；第二，文化差异；第三, 华夷之辨与人种、民族、血缘存在非必然的因果关系；第四, 夷与夏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双方是可以相互交融的，并且随着疆土的扩大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观念背后，我们看到儒家对自身传统的认同与自信，以及天下大同这种高远的政治理想。
正统论是在秦汉时期流行的大一统理论和天命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大一统和天命论是正统论的理论基础，也是论证权力合法性的主要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礼仁文化正统、中原地理正统和五德终始循环。
即，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合法正统政权，既认同礼仁文化，维护礼仁文化的主体核心地位，又要入主中原，建立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加入五德终始循环以获取天命，然后才具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合法性。
综合以上两方面，正统论在论证政治权力的世俗合法性时，所关注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不是从现实的角度，而是将政权置于历史长河中，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合不合“法”。
二、北魏的正统化运动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的分裂时期，此间南北诸矛盾中以民族矛盾最为激烈，而南北政权对中华正统地位的争夺伴随着民族矛盾一同产生。
正统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大地上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再加上之前魏、蜀、吴三国正统之争的“遗风”，在中国北方胡族政权纷纷入主中原的境况下，争夺正统已经成为普遍的潮流，也是各个政权能够建立并长久存在的必要手段。所不同的是，之前的正统之争是汉族政权之间的较量，但这一时期是胡汉之争。
在前面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了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和正统论，面对复杂的继承正统问题，北魏从建国前到中期，一直致力于政权正统化建设，也就是当今所谓的封建化，最终，该政权不仅赢得了北方汉人的拥戴，南朝政权也不得不给予认可，后世的史学家把它纳入了正史正统的行列。
三、定国号为魏
晋室崩溃之后，各少数部族在北部中国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所取的名号，有的根据之前封国之称，如“燕”；有的根据起国之土，如“秦”、“凉”。而鲜卑拓跋部起源于朔漠，拓跋琦卢曾被晋怀帝封为代公，之后其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拓跋政权，但是国号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魏书·太祖纪》关于天兴元年讨论国号有如下记载：
天兴元年六月，诏有司以定国号。群臣曰：“昔周、秦以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国有家，及王天下，即称为号。自汉以来，罢侯置守，时无世继，其应运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资。今国家万事相承，启基云代，臣等以为若取长远，应以代为号。”
但是最终的诏书却这样说：
诏曰：“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昔朕远祖，总御幽都，控制遐国，虽践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处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诸华乏主。民俗虽殊，抚之在德。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
可以看出当时在群臣之间是有不同意见的，一方面是守旧和守旧土，另一方面是革新和开拓新土，尽管“代”的称谓有长久的历史，代表了封国和地域，群臣也都大致赞同，拓跋珪仍然选择“魏”魏国号，其目的就是区别于“总御幽都，控制遐国”的元祖，将以德服民，做中原之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建国之初想统一北方，寻求正统的意图。
最终拓跋珪摒弃了众鲜卑大臣的建议，而是听从了汉族人士崔宏之议，决心称“魏”，对比解释主要体现在“虽曰旧邦，受命惟新”。这里争的正统，正是为了与南方的东晋相争，十六国时期，北方汉族遗民仍尊晋为正统，这一国号大大触及了东晋统治者的忌讳之处。
另外，中国在政权合法性上一直有“五行德运”之说，各个朝代都力争把自己放在五行中继承上一任的合理位置，为此，崔宏等人也予以议定，《魏书·太祖纪》中议定了继承曹魏的土德，曹魏受汉而来，土德继承汉的火德，北魏也必须从之，成为曹魏的继承者。
统治者进行的其他一系列改革，都表明了拓跋统治者不再自视为夷，也不会推东晋为正统，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新气象。从定国号这一开创之举就体现了改造自身，吸引汉族士人，加强汉化，最终成为汉族正统王朝的目的。
另一方面，在南方中国，也就是东晋的统治里，东晋在正统旗帜下进行的北伐，往往成为强臣增强权威的手段，再加上内部政治斗争的激化，南方士族甚至出现了向北方流亡的现象，直到刘裕的上位，北方汉族人士的故国之梦完全破灭，此时北魏政权正变化日益明显，他们的愿望便只能寄托在北方文化的复兴上了。
高闾在《至德颂》中重新排列了正统王朝的序列，但只字不提秦朝、西晋和曹魏之名，而将北魏直接看成是顺承夏、商、周、汉的王朝，虽然说法自成一家，但一切无非是证明北魏的正统，不仅“配天承命”，而且“功冠前往，德侔往圣”。虽然这种说法有各种原因，比如个人受宠，感恩戴德等，但实际上也反映出北魏上层胡汉（华夷）关系的改变和发展，也就是汉族士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同逐渐深化。
四、引用汉人
北魏要实现正统化，不得不改变的就是整个王朝的官僚系统，因为整个政权运转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一套官僚体系，必须获得汉族士人的承认和支持。《魏书·太祖纪》中记载：
“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已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崔玄伯、崔逞、高湖等人，尤其崔宏，出身名门，受到拓跋珪的待见尤高，“常引问古今旧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则。”
虽然北魏早期统治者已有正统化的思想，但与彻底汉化并不一致，对汉服饰言语等也不能持很宽容的态度。到列帝之后，这种汉化的倾向才越来越明显，任用汉族士人入朝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需要注意的是，北魏政权任用汉人也相应地促进了汉人对北魏政权的认可，一批批汉族士人秉持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进入政权，希望借这个新政权实现读书人的抱负，其日常操作过程无疑也促进了北魏的汉化。
与之前的介绍相一致，可以说，在官僚阶层或汉族士人这一群体内，由华夷之分到正统确立的观点是经历了一个巨大变化的，这种巨变与北魏任用汉人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北魏正统化的道路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孝文帝关于德运问题的重新定义
北魏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由冯太后和孝文帝两人主持，冯太后主持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而孝文帝更多地着手于礼俗文化上的改革。此时北魏的正统问题已经逐渐从地域正统观走向了汉民族文化正统观。
太和十四年，汉化改革已经进入新的时期，孝文帝适时展开了一场关于北魏的德运问题的讨论。此时的德运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继承性问题，更多地要考虑到为以后政权发展作指导。
在这次讨论中，高闾、崔光代表两派，并引入了群臣的意见，最终孝文帝采用了承晋为水德的说法，也就是直接否定了西晋之后赵、燕、秦的政权地位，进一步视东晋为伪朝，从而形成了以汉民族文化正统为核心的思想，也为下一步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保证。
六、迁都洛阳
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迁都之一。关于迁都洛阳的原因，现有看法是“控制中原地区，摆脱保守势力的影响；到经济更发达的地区，解决边防和粮食问题”等，但有必要把它放在汉化运动中来进一步考察。
孝文帝一心着力于汉化运动，但是北方鲜卑旧族力量强大，予以重重阻挠，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把眼光放在了中原乃至南方的广大地区，在南征途中至黄河流域，孝文帝借群臣畏惧之心把都城定在了洛阳，固然有政治经济的考虑，但更考虑到了平城为用武之地，河洛为文治之地，要继续汉化必须离开旧都到洛阳去，在那里“托周改制”就有了地域和文化的双重合理性。正如孝文帝所说：
“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
七、汉化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除了政治上整顿吏治、改革官制，经济上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外，文化上的变革尤其明显，如改皇族姓氏，改拓跋氏为“元”；调整语言，禁止胡语；尊崇孔子，修孔庙祭孔；提倡拓跋部改着汉装等等。另外在宗教领域，最终废除“四月西郊祭天”的旧俗，正式采用汉族人士建议，中原帝王祭祀天地，把汉族的天神当作自己的神灵加以敬奉，这无疑是把北魏政权的正统性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八、北魏民族观与华夷身份的转变
最后简单概括一下北魏政权从初建到中后期民族观，也即华夷身份认知的变化。华夷秩序的建立是一个古老的过程，其目的是建立稳固的政治与文化壁垒，隔绝外族入侵，这本是一个长期稳定存在的体系，却在魏晋时期由于分裂混乱、胡族入主中原而遭到了极大挑战，华夷身份也变得模糊甚至得到转变。
在十六国时期，华夷观念几乎未受冲击，因为诸王并未取得军事上的优势，也就只得以“夷”自称，但他们始终对此心怀芥蒂，希望早日摆脱夷狄身份，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北方政权日益强大，东晋多次北伐不利，汉族人士也发生倾斜，开始试探性地配合。拓跋氏建立政权并定国号为魏时，这种华夷秩序正式受到挑战。
到了太武帝时期，华夷身份的冲突日益明显，如著名的崔浩案，因为国史的修撰而遭到杀身之祸，可以说这是一场因华夷身份认知引发的悲剧，此时的华夷身份在北魏政权中已触及了核心问题。
到孝文帝时期，华夷身份可以说是实现了彻底的转变，无论从“诏罢西郊祭天”的对内政令，还是视敕勒、柔然为虏，将南朝视为夷狄的对外政策，都表明北魏彻底实现了身份的转换。如，太和十四年八月议定五德行次，中书监高闾上表曰：“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将刘裕、萧道成视为蛮夷。又太和十八年孝文帝诏书称：“方一区宇，子育万姓，若苟如此，南人岂知朝德哉? 可诏荆、郢、东荆 三 州，敕勒蛮民，勿有侵暴。”将南朝荆、郢、东荆三州等同于敕勒蛮民。
总之，从政权初建到孝文帝迁都，北魏华夷身份实现了彻底的转变，这种身份的转变不是北魏统治者个人观念能够左右的，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更概括地说是当时一个时代社会发展情况下的必然趋势，这也为北魏能够作为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进入中国正史奠定了基础。
九、结语
综合以上对于华夷观、正统论和北魏正统化运动的概论，可以看出华夏正统思想在北魏的实践：凡立国中原，行华夏圣王之制的君主、王朝就是华夏正统；民族的分野不在于血统而在于文化。陈寅恪先生在研究了北朝文化之后得出结论：“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曰为汉人，胡化之人即曰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北魏时期历代帝王的正统化运动，确实取得了实效，实现政权合法性，取得北方各民族的支持，本来就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使自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纳入正史的少数民族政权之外，也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以孝文帝为显著标志的汉化运动有诸多隐患，华夷之隔依然深重，也因此产生了六镇之乱等分裂敌对，但是我们仍旧应当给予北魏政权以足够的重视，期待从历史演变中或多或少得出些许对于历史规律的认知，以及能够用于今天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