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梯尔和盖梯尔问题

盖梯尔（Edmund Gettier，1927—2021）于1963年发表了著名的三页短文《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知识吗？》（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那时，他正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哲学系教书。我在该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因此很早就知道他的大名。盖梯尔是让该校哲学系感到骄傲与自豪的存在，他曾经任教十年之久（1957—1967）的韦恩州立大学大概也是他心中难以忘怀的地方。后来，盖梯尔去了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哲学系，教书育人，直到退休和去世。

据说，盖梯尔给学生写作的建议是，文章“首先要清楚并尽可能短”。他那篇闻名遐迩的论文总共只有不到1000词，完美诠释了他的建议。盖梯尔一生只发表了两篇半论文，都是在韦恩州立大学完成的。那半篇论文也是为获得终身教职而作，之所以只算“半篇”，是因为该文虽为《批评家》（Critica）所采用，这一事实确实也帮助盖梯尔获得了终身教职，但临近出版时该杂志将稿件弄丢了，杂志方面请盖梯尔再寄一份，但他竟未留底稿，此事便不了了之，该文也从未真正发表。哲学界人士喜欢谈论盖梯尔，除了他的人格魅力外，一个重要原因大概就是他发表的论文如此之少、如此之短，但获得的名气却如此之大。因此，盖梯尔成为了“不以论文数量和篇幅论英雄”的典范。

盖梯尔改变认识论发展方向

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家便有一个信念：知识就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盖梯尔则证明这一信念是错误的，因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并不能构成知识的充分条件。“盖梯尔问题”是指：构成知识的充分条件究竟是什么。到今天，距盖梯尔当初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短文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该文成为这半个多世纪西方认识论灵感的源泉，人们甚至将该文发表之后的认识论称之为“后盖梯尔认识论”。

1964年，当时认识论领域的专家齐硕姆（Roderick Chisholm）对彼时的西方知识论状况有一个评估。他认为知识论的绝大多数问题已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及古希腊怀疑主义者详尽地讨论过了，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过去2000多年的时间里，知识论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然而，在他这份评估发表的前几个月，盖梯尔发表了那篇短文并由此改变了这一切。许多传统的认识论问题重新获得了活力，随后几代哲人开始重新审视柏拉图最初提出的问题：“何为知识”。波洛克（John Pollock）认为，盖梯尔是一位“只手便改变了认识论发展方向”的哲学家。普兰廷格则认为，盖梯尔的短文乃“神赐之作”（godsend），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看待一切冠以认识论之名的事物的方式，甚至认为它的论证带来了当代哲学“认识论的文艺复兴”（epistemological renaissance）。

盖梯尔问题受到广泛探讨

关于应如何评价盖梯尔问题，哲学家们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刘易斯（David Lewis）代表了很多哲学家的看法，认为“盖梯尔问题”的论证在哲学领域里达到最为接近于证明（a proof）的程度，哲学家们罕见地对盖梯尔问题达成共识：知识不等于得到辩护的真信念。然而，少数哲学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波洛克认为，尽管盖梯尔只手便改变了认识论发展方向，但这种改变使认识论研究的焦点发生了令人惋惜的转移，认识论的中心问题理应是认识的辩护问题，即获得各种知识究竟是如何可能的，而不是知识概念的分析。斯蒂奇（Stephen Stich）则认为，沉迷于盖梯尔问题犯了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论错误：对某些场合中我们具有或不具有知识的直觉进行了错误的经验概括。

此外，盖梯尔在方法上预设了人们对他两个反例的反应和他自己的反应应当是一样的。比如，认定反例中的主角实际上并不具备知识。但这一方法论的预设遭到新兴的实验哲学的质疑并引起新一波哲学方法论的争论。斯蒂奇的一项经验调查显示，“西方的、受教育的、工业化的、有钱的、大众的”受调查者认为，盖梯尔反例中的主角有知识，而不是职业哲学家们所认定的没有知识。但实验哲学的类似研究遭到其他哲学家的反驳。有的哲学家认为职业哲学家的直觉比哲学新手的直觉更可靠，有的则认为大多数这类哲学直觉的经验调查不具有科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可重复性。

那么，盖梯尔问题究竟有没有解答的可能？有的哲学家认为盖梯尔问题可以有一个清晰、唾手可得的解答，有的则直接给出答案——这些答案包括因果理论、可否定性理论、可靠主义、美德认识论等。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拉塞尔（Bruce Russell）给出的答案是：知识是非偶然地得到辩护的真信念，这一答案在目前的解答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哲学家们对这些答案是否成功解决了盖梯尔问题并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干脆认为盖梯尔问题是无解的，还有的认为盖梯尔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它或依赖于一个错误的概念分析理想，或依赖于一个模态谬误，或是一种不必要的哲学游戏。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认为，寻求知识还原论解释的任务注定不会成功，建议不要再追求无谓的解答或知识概念的分析。他甚至认为，目前认识论进展的沉寂状态（lull）就是由于盖梯尔的那篇短文。尽管争议不断，人们依然对盖梯尔做出高度评价：他的短文引发的持续争论表明它足以与哲学史上的哲学经典相媲美，他所提出的问题足以成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

盖梯尔问题影响深远

盖梯尔问题之所以对当代西方认识论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在某种意义上戳中了人类知识的痛点：即使得到知识级别辩护的信念也可能是错误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几乎所有知识都是推理性知识，即使亲知也是通过推理获得的。按照直接实在论的观点，我们的知觉知识或知觉信念也是通过非信念的知觉印象或记忆状态直接得到辩护的。然而，这种推理性知识中的推理或辩护难以尽善尽美，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错，那么即使信念碰巧为真，我们也不能断言我们真的有知识。盖梯尔的反例则进一步表明，即使推理过程逻辑上没有明显的毛病（比如，推理过程是有效的，作为前提的证据或理由通常意义上是充分的，等等），但我们依然可能会相信一个错误的（假的）结论（比如，盖梯尔反例中的“琼斯拥有一辆福特牌轿车”）。也就是说，一个错误的信念也可以得到知识级别的辩护，这一观点被称为关于推理性知识的可误论。

盖梯尔反例所预设的可误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得到知识级别辩护的信念也可能是错误的，而我们又不可能离开我们的辩护和推理去直接认识世界（这正是笛卡尔恶魔论证和缸中之脑思想实验的基本预设），那么，我们能否以及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盖梯尔问题所引起的关于知识概念的持续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告诉我们，知识其实就是其辩护最终未得到否定的真信念。按照对“知识”的这一理解，大量的直觉或日常例子告诉我们，我们至少有时是可以获得这样的知识的。比如，我此刻得到辩护地相信我正在撰写纪念盖梯尔的文章，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的这一信念在最终的意义上也没有被否定，因而我知道我正在撰写纪念盖梯尔的文章。

因此，我们可以获得知识是毫无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在其他更为复杂或者充满意外和偶然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知道我们的信念辩护是没有被否定的，并且在最终的意义上也没有被否定？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信念的辩护都是初始（prima facie）意义上的辩护，即还没有发现否定该辩护的压倒性理由的辩护，因此，我们的知识或“知道”都是初始意义上的知识或“知道”。

由于大量的日常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获得得到最终辩护或最终未被否定的知识，因此，我们相信，尽管很多情况下我们信念的辩护都只是初始意义上的，但它们正是通向最终辩护的桥梁，即通向得到最终辩护的知识的桥梁。因此，知识依然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只是我们需要在“辩护”的前面加上某些限定性条件，如“非偶然的”“反运气的”“最终未否定的”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百年元伦理学史研究”（19ZDA03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和道德教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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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何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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