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苏：乡村书写与民间叙事
自实施精准扶贫振兴乡村战略以来，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巨大改善和迅猛提升。与此同时，广大作家呼应时代的召唤，也纷纷把兴奋点和注意力转向了广袤乡村。他们马不停蹄地下乡采风，迫切申请到基层挂职，甚至主动驻村定点深入生活，进而创作出了一大批反映乡村巨变的文学作品。
不可否认，在近几年如火如荼的乡村题材创作上，的确出现了一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如赵德发的《经山海》、贺享雍的《天大地大》、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老藤的《遣蛇》、何存中的《官葬》、朱朝敏的《百里洲纪事》等，就是其中的成功之作。这些作品，既有对现实的显性描述，又有对历史的隐性反思；既有对物质的外在关照，又有对精神的内在关怀；既有对内容的宏观拓展，又有对形式的微观探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下连篇累牍、蜂拥而出、堆积如山的乡村书写中，真正的好作品却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寥若晨星，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存在着严重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轻浅，单薄，虚假，粗糙，老套，缺乏生活的洞见力、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震撼力。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们抢抓机遇、急于求成、出手太快之外，关键还是文学观念有问题。众所周知，文学观念决定叙事方式。因为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存在问题，所以叙事方式也就跟着出了问题。
叙事方式也可以看作叙事策略。从叙事策略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坛长期并存着三种形态，一是时政化叙事，二是精英化叙事，三是民间化叙事。从叙事特点来看，时政化叙事主要在于宣传时事政治，类似新闻，聚焦热点，强调导向，追求时效，着力突出官方意志；精英化叙事主要在于思考人类命运，靠近哲学，面向人生，着眼启蒙，尽力传达精英意识；民间化叙事主要在于呈现百姓生活，紧贴文化，立足日常，关注俗世，极力彰显民间意趣。可以说，意志、意识、意趣是三种叙事形态的主要区别。
对于上述三种形态，我们无意于判断孰优孰劣、孰长孰短、孰高孰低。事实上，无论是时政化叙事，还是精英化叙事，或是民间化叙事，它们都各有千秋，也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面对近几年来的乡村题材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大多数写作者运用的都是时政化叙事，激情有余而沉淀不够，描述有余而思考不够，雷同有余而创新不够，导致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也有不少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化叙事，虽然冷静、幽邃、深远，对乡村现实充满了审慎与反思，却显得片面、固执、偏激，而且过滤掉了生活中原有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不能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全貌与本相。相对而言，在当下的乡村书写中，自觉采取民间化叙事的作家并不是太多。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纯文学的角度来讲，民间化叙事的文学性显然超过了时政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我在前面提到的《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遣蛇》《官葬》《百里洲纪事》这几部优秀的乡村文学作品，正是民间化叙事的典范。
在我看来，文学性是判断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当然，人们关于文学性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千差万别，但基本的共识还是有的。事实上，文学性的构成因素也十分丰富而复杂，既有时政化叙事所看重的时代性和导向性，也有精英化叙事所强调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更有民间化叙事所追求的多元性和审美性。但是，不管采用哪种叙事形态，真正的好作品都必须具有可读性。可以说，可读性是文学性的首要属性。如果一部作品没有可读性，那么它的文学性肯定很差、很少、很弱。因此，关于乡村题材的创作，作家们必须调整、转变、更新狭窄的文学观念，高度重视民间化叙事，从而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文学的精品力作。
接下来，我想探讨一下民间化叙事的可读性究竟有哪些来路。考察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我们不难发现，文学可读性的来路主要有四条：一是立场，二是视角，三是结构，四是语言。虽然任何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有立场、视角、结构和语言这四个维度，但与其他叙事形态不同的是，民间化叙事的四维都是民间化的。
既然文学的可读性与民间化叙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在乡村题材的创作中，我们如何通过民间化叙事来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呢？我的回答是，作家在进行乡村书写的时候，必须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好读与耐读的关系
可读性是一个看似浅显实则深奥的学术问题。我们不能把可读性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性、故事性、传奇性。通俗性、故事性和传奇性只能说明好读，即浅近、易懂、有趣、好看等，但是，好读并不完全等于可读，它只是可读性的一个方面。可读性的另一个方面还要求耐读，即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常读常新、百读不厌。因此，可读性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好读，二是耐读。只有既好读又耐读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可读性。
在处理好读与耐读的关系上，民间化叙事首先保证了作品的好读性。为了确保它的好读性，民间化叙事作品选择了平民立场、人性立场和世俗立场。这几个立场紧贴民间大地，紧贴大众生活，紧贴读者需求，能有效地调动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并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同时，傻瓜视角、鬼魂视角、疯癫视角和儿童视角，这些比较怪异而反常的民间化叙事视角，也十分符合广大读者的求新、求奇、求异心理，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好读性。还有，反讽、隐喻、圈套、错位等民间结构模式，与广大读者的欣赏习惯高度一致，因此使作品也变得更为好读。另外，地方语言、口头语言和粗鄙语言这三类民间语言的大量运用，进一步加强了作品的生动性，也为抓住读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耐读的内涵比好读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它不光要求作品对读者具有长久的诱惑力，还要求文本必须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拥有更多的解读空间、言说空间和发挥空间，为读者提供参与文本意义再构的可能性。为了使作品获得这种耐读性，民间化叙事采用了多种策略，包括观念性策略和技术性策略。如杂糅的叙事立场、复合的叙事视角、多重的叙事结构、交响的叙事语言，这些民间化的叙事策略，使作品有了更多的耐读因素。
如果拥有了既好读又耐读这样的双重性，那么作品便有了真正的可读性。这样的作品，无论对于消费性读者还是对于生产性读者，都是具有可读性的。
二、意思与意义的关系
作品的意思，是相对作品的意义而言的。意义指的是思想价值、认识价值、教育价值，意思指的则是情调、趣味和美感。从可读性的角度来看，有意思的作品显然比有意义的作品更有可读性，尤其是好读性。民间化叙事为了突出作品的意思，它不像时政化叙事那样居高临下地指导百姓，也不像精英化叙事那样故作高深地启蒙大众，而是努力渲染一种情调，传达一种趣味，追求一种美感。它不打官腔、不端架子、不板面孔，从平民立场、人性立场和世俗立场出发，遵循快乐原则，发扬狂欢精神，描写日常生活，关注生命本身，抒发世俗情怀，传达民间趣味，让读者感到亲切、轻松、愉悦，换句话说就是“有意思”。
为了加强作品的耐读性，民间化叙事在强调意思的同时，也注重意义的建构。因为，最具可读性的作品无疑是既有意思又有意义的，在这样的作品中，意思和意义这两个元素不仅都有，而且两者必须水乳交融、严丝合缝、浑然一体。它们不能是两张皮，不能牵强附会、生拉硬扯、风马牛不相及。为了将意思和意义有机地融合起来，民间化叙事作品想了很多心思，比如在叙述上制造叙述裂缝、拓展叙述边界、调整叙述时空、转换叙述姿态，目的都是为了让文本的意义在有意思的形式中自然生成。
在处理意思与意义的关系上，民间化叙事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意思和意义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相互转化，即意思中有意义，意义中有意思。
三、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学术界是一个喋喋不休、众说纷纭、言说不尽的话题，其中还牵涉到地域性、民族性、世界性、全球性等众多问题。在时政化叙事和精英化叙事看来，传统性和现代性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它们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对立结构。因此，时政化叙事往往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排斥现代性，而精英化叙事又常常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嘲讽传统性。但在民间化叙事看来，传统和现代并不完全矛盾，二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互转的结构。
更有意思的是，民间化叙事还从民间发现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平时一说到民间，人们总以为它代表着保守，代表着封闭，代表着禁锢，代表着绝对，代表着实用，总之是传统的代名词，似乎与科学、文明、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相对等格格不入，与现代性隔着十万八千里。其实不然，民间虽说是一个自在的、边缘的、芜杂的文化空间，但它本身蕴藏着丰富的现代性元素。民间文化的核心是多元共存，强调自由、自主、自在、自足，法自然，尊人性，有搞笑，有反讽，有批判意识，有怀疑精神。这本身就是现代性。所以，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民间的一切都是俗的、浅的、旧的、传统的，必须要用西方的现代之光来照亮它、打扮它、提升它。作家们的正确做法应该是，诚心地回到民间，专心地观察民间，真心地热爱民间，虚心地学习民间，热心地开发民间，从而把隐藏在民间深处的现代性找到，将它唤醒，将它激活，将它点燃。
民间化叙事的一个重要贡献，正在于它从民间发现并发掘了现代性。原来，现代性就在身边，就在眼前，就在民间，就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之中。为了在作品中表现这种来自民间和传统的现代性，民间化叙事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民间的生活资源与传统的文化资源，一方面又适当运用了夸张、变形、荒诞、象征、错位等多种现代叙事技巧，同时还借鉴了德里达的解构思维和巴赫金的狂欢精神，从而将现代与传统熔为一炉，异质同构，使文本既充满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又闪耀出现代思想的光芒。
从可读性来讲，民间化叙事作品因为妥善处理好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所以它既能适应传统型读者的欣赏口味，同时也能满足现代型读者的阅读诉求，对任何一种类型的读者来说都是有可读性的。
最后，我们再回到乡村题材的创作上来。以我的识见，创作的地气、底气和生气都来自大地，来自生活，来自民间。因此，如果作家们在新时代的乡村书写中能够强化民间叙事，那就一定能够大大地增加作品的可读性，进而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乡村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