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的家风底色：立德，立功，立言

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式微，家族地位凸显，涌现出许多簪缨世家，影响历史发展。琅琊王氏是其佼佼者。琅琊王氏自汉代步入历史舞台，历经两晋的兴盛，流风余韵延续至隋唐之世，数百年冠冕不绝，固然与外在之社会政治、经济财力有关，但像他们一样能保持门户不衰的并不多见，这与其良好家风有莫大关系。家风是家族的精神文化传统，关乎家族文化的底色和基调，琅琊王氏家风的底色便是立德、立功、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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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重视礼法、孝友传家

琅琊王氏第一代人物是西汉时期的大儒王吉。汉武帝独尊儒术，士子通一经便可以入仕，而王吉通五经，以高起点步入仕途，后来通过举孝廉，平步青云，地位日显。王氏家风的奠定者当属二十四孝之一的王祥，他是王吉以下第六代，“卧冰求鲤”的主角就是他。王祥的故事类似于上古舜帝的事迹，生母早逝，继母和父亲对其非打即骂，他反而更加恭谨地孝敬父母。面对继母的中伤、迫害，他仍能“笃孝至纯”。父母生病，王祥衣不解带，日夜照顾，汤药必亲自尝过后，再给父母服用。天寒地冻，继母想吃鲜鱼，他脱衣卧于河冰之上，冰被暖化，孝感天地，从冰下跃出两尾鲤鱼。故事经过民间演绎，自然有夸张之处，但王祥的孝在当时是传为佳话的。

王祥对兄弟王览也是爱护有加，兄友弟恭，远近闻名，时人把他们的居所称作“孝悌里”。王祥临终前留下的“五至”遗训，成为此后琅琊王氏一族长期遵循的家训：“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让。此五者，立身之本。”信、德、孝、悌、让的“五至”遗训是琅琊王氏家族子弟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诚信做人，诚实做事，孝敬长辈，兄弟之间互相爱护，不过分看重钱财，这样才能保持家族和睦兴盛。史书记载，琅琊王氏“子孙皆奉而行之”，重教子，尚孝悌，以孝友传家。

同为琅琊王氏的王戎，是竹林七贤之一，也是晋代有名的孝子。晋武帝时，王戎母亲去世，他照常喝酒吃肉，看似逾越礼制，实则内心悲恸，哀伤得起身都得借助拐杖。而尚书和峤同时遭母丧，虽寝苫枕块、粗茶淡饭，但只是表面上的礼节，而气色不衰。时人称王戎为“死孝”。两晋时期，玄风昌炽，士人崇尚清谈，以放浪形骸为高玄境界。然而，高谈阔论的玄言虽然能博得一时声誉，容易走红，却很难助力家族的长远发展。王氏子孙少有这种任诞简傲之徒，恐怕也与其秉承礼法持家的家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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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与时推迁、建立事功

有人根据二十四史中的记载统计，从汉代到明清，琅琊王氏家族共培养出了王导、王睿、王抟等92位宰辅和王融、王羲之、王献之等600余位名士，任何一个中古家族都难以匹望其项背，这种家族成就无疑得益于王氏家风中“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

“与时推迁”的应世态度是一种积极入世、建立事功、不落窠臼、不尽愚忠的处世哲学。王祥是王氏家风的奠定者，王导则是王氏走向极盛的引领者。晋室衣冠南渡，王导与堂兄王敦一内一外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王导安抚南渡的北方士族，联络南方士族，极力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为稳定江东局面，立下汗马功劳，时人言“王与马，共天下”，道出了王导对晋朝的再造之功。

坚定地支持东晋抵御北方胡族的进攻，寻机克服神州，这是王导一生的志向。为了这一志向，笼络江东士族，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他积极寻求与江左名门世家通婚。当时的吴语是北人和江东人士都羞于使用的方言，而王导入乡随俗，不惜屈尊学习吴语。一次盛夏时节，驸马爷刘惔前去拜会王导，看到他把弹棋棋盘贴在腹部降温，嘴里还说道：“怎么这样渹？”“渹”是古代吴地方言，意为“凉”。刘惔离开后，有人问他见到王丞相怎么样，刘惔说：“未见到有什么特别的，只听到他满嘴吴语罢了。”

王导调和南北矛盾的同时，也没忘了身为近臣要时刻规劝皇帝的职责，他成功劝谏司马睿戒酒、放弃随意改变储君等。一次，晋明帝当着王导的面，询问中书令温峤晋朝得天下的原因。温峤尚未回答，王导上前一步，说：“温峤年轻不熟悉本朝旧事，我来为陛下陈述。”王导便详细地讲述了司马懿创业初始，诛杀名门望族，宠信培植亲近之人，一直讲到司马昭除掉魏帝高贵乡公曹髦等不光彩的事情。王导以此来规劝晋明帝要远小人，行德政。明帝听后很内疚，掩面伏于坐榻之上说：“如公所言，晋室皇祚安得长久！”

历史进入南朝，琅琊王氏子弟王弘、王昙先后辅助刘裕、刘义隆父子建国称帝，将王氏家族再次推向鼎盛；齐代宋，王俭对萧道成的功业立有大功。虽然这种“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的做法，为一些人所诟病，但是放眼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也不过是一部帝王易代的周期率而已。只要顺应历史发展，不为腐朽王朝尽愚忠，维护安定大局，尽可能减少战乱，让百姓少受乱离之苦，就是对历史有功。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而为国为民建立事功，是琅琊王氏家风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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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培养家学、诗书传家

作为个人，若缺少文化知识的熏陶滋润，便难有君子之风，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同样，一个家族若缺少学识文化底蕴，其家风层次也不会太高，更难持久。因此，家风的高下不在于家族中出过多少大官、多少大款，而在于文化之高下。除了立德、立功，琅琊王氏家族的另一个治家之道便是立言，注重家学养成，做文化世家，家学与家风互为促进。琅琊王氏的家族文化最初便是以经学立世，王吉就是西汉时代的五经博士。

以文化立家是琅琊王氏家族绵延不绝的根基，然而，其成功的诀窍不全在此，而是家族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多元性，每每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文化风尚。这一家学风气来自实践，起初，因举贤良，王吉被推荐为昌邑王刘贺的中尉。通过经学，王氏家族开始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并成为家族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汉末军阀割据，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随之解体，社会思潮复现多元化。从王祥开始，就已经“理致清远”，王氏家族开始由道家而玄学，王戎和王衍就是当时的玄学名家。史家陈寅恪曾分析说：“若王吉、贡禹、甘忠可等者，可谓上承齐学有渊源，下启天师之道术。而后来琅琊王氏子孙之为五斗米教徒，必其地域熏习，家世遗传，由来已久。”

晋初，崇尚名教的是辅助司马氏夺取政权的人，而标榜老庄之学的则是与司马氏不合作的人。对名教与自然的主张事关政治立场，与他人不同的是，王戎提出调和儒学与玄学的主张，“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王戎认为二者“将无同”。到了后来，王导因袭了这一主张，王氏家族儒玄兼修，在与清谈大家殷浩等人的一次长谈中，王导提出以儒学治国、以玄学生活的主张，在他的理论中，玄学是被儒家思想支配的工具，当然，其目的仍是为现实服务，结交南北世家，共同维护江左政权的稳定。

另外，王氏子弟在佛学、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也多有建树。王氏家风不允许不学无术的王氏子弟存在，对子弟教育上，倾注大量心血，且不时自我警醒。因此，王家注重名士集会，作为熏陶培养子弟的机会，最著名的当属王羲之召集的兰亭雅集，就连年仅9岁的小儿子王献之也在列，可见其对子弟的培养是不遗余力的。

家风本身就是一种家族文化，它既是家族历史的积淀，又是家族文化的传承。琅琊王氏家风的底色是立德、立功、立言，树立高尚的道德，为国为民建立功绩，培养家族文化底蕴，保持了王氏家族的长盛不衰，这便是祖德家风带来的文化力量。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赵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