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齐国为什么能第一个称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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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民间对山东是简称为“齐”还是“鲁”都很有争议。这个争议不是现代才有，自古以来，齐、鲁均可作为山东的简称。齐国是周代最重要的诸侯国之一，鲁国是孔子的家乡，它们是山东半岛上最著名的两个古国。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两国大体以泰山为界，西南侧是鲁国，比较靠近中原；东北侧是齐国，比较靠近大海。战国时期，山东半岛基本上都归战国七雄里的齐国，鲁国只能偏居一隅苟延残喘了。如果不是孔子，鲁国在历史上的存在感是难以与齐国并列。同样是“山东人”，同样身处列国林立的乱世，齐鲁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春秋时期的齐鲁。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这句话很适用于齐国历史。当年武王克商、周公东征，平定了天下局势，开始分封诸侯。周初分封诸侯可不像后世得天下后裂土封侯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周人以蕞尔小邦经略天下，像齐、鲁这些分封出去的重要诸侯都是深入虎穴干革命。
鲁国的周公、伯禽家族和齐国的吕尚（也就是姜子牙）家族，并不是去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享清福，而是拿了独立经营许可证，然后发到最险恶的地区实施“武装开拓”。山东半岛在商末周初是殷商族群势力和土著势力极强盛的地方，周初，东方大叛乱就起源于此，周公率军东征才将之平息，所以把自己的儿子伯禽和当时杰出的军事将领姜太公分封于此。当时的策略，就是把最杰出的人才放在最险恶的地区。东方是齐国、鲁国，北方是召公家族的燕国，南方是南宫括家族的曾国，殷商旧都朝歌是卫康叔家族的卫国，都是如此。这是周人经略天下的智慧，把天下最边缘、最不稳的地区安排上最得力的人，像几颗强有力的钉子钉住四角，内部的局势也就没有大问题了。从结果看，除了北方的燕国因为实在太远、长期失联外，其他几颗“钉子”都经营得很好。
姜子牙剧照。来源/电视剧《封神演义》截图
正所谓机遇与风险共存，齐国、鲁国面临最大的危险，同时也有最好的发展前途。中原腹地的诸侯固然安全，但诸侯挤在有限的空间内，上面有周天子镇着，扩张和吞并都是不允许的。周边的诸侯，面临着殷商旧势力、土著和戎狄，虽然危险，但可以合法扩张，打这些家伙不仅没有问题，而且还受到鼓励和支持。所以，周王朝还在制度上授予齐、鲁征伐之权。后来齐桓公打楚国，号称当年周王朝授权齐国“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还赐给姜太公一双鞋，表示在“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的范围内想打哪就打哪。这个话肯定是夸张了，但齐国从姜太公时期开始就有一定范围内的征伐权应当是没问题的。
地处边远、敌人环伺，一味强调斗争肯定不行，在斗争中也要讲团结。姜太公作为战略大师，自然精于此道，在齐国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也就是顺应齐国土著人群的礼俗，简化周礼的条款。隔壁鲁国的伯禽，到底还是年轻，或许也是背负着周公后嗣的包袱，虽然团结了殷商旧族，但对于土著人群，那是绝对看不上的，更不会在礼俗上迁就他们。所以鲁国采取了“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传说当时在周王朝主政的周公听说齐、鲁政策的差异，就判断“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从此开始，齐国与鲁国之间开始拉开差距。
地理条件上，齐国有独特优势。相对而言，鲁国距离中原更近，而齐国地近海滨，环境更为险恶；正因为齐国近海，所以有“鱼盐之利”。兴鱼盐之利不是管仲发明的政策，而是齐国自姜太公时期就有的政策。整个周王朝都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齐国因地利之便能够享受到渔业、盐业以及因此而起的工商业带来的利益，经济富足程度是遥遥领先的。一直到秦汉时期，齐地都以富庶闻名天下。
齐国的政治经济实力从列国中脱颖而出，所以问题来了，照这个发展势头，有钱、有权、有影响力的齐国大概不用等到春秋时期，就会在东方形成一个新的政治中心，周王朝的统治者自然也看明白这一点，在周初创业阶段结束后，齐国一直受到周王朝的压制，甚至可以说处在相当憋屈的境地。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周夷王烹齐哀公”。
周夷王烹齐哀公。来源/网络
齐国有一个邻国纪国，也是姜姓国。照理说，同为姜家人，又都在海边讨生活，就算不能同甘共苦，至少也要和平共处吧。可齐哀公在位期间，纪国的国君跑到周夷王那里说齐哀公的坏话。具体说了什么也没有记载了，但后果非常严重。周夷王听信谗言大为恼火，虽然当时周王室已经走下坡路了，但发火上头的周夷王还是要雄起一回，直接把齐哀公扔到大鼎里给煮了，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周烹哀公”。不要说在西周这个天下秩序比较稳定的时期，就是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直接把一代诸侯烹死的事情也是极为罕见的，更何况是齐侯这种位高权重的大国诸侯。由此可见，周王朝与齐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到何等程度，周王朝对齐国的不信任又到了何种程度。
西周时期的齐地所在位置。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前些年，在山东高青县陈庄村出土的《引簋》铭文是西周时期的周、齐关系的重要史料。《引簋》铭文记载了周王对“引”这位官员的册命，有趣的是，周王并非任命“引”担任周王朝官员，而是任命“引”继承他父祖的职位，继续管理“齐师”，也就是齐国军队。《引簋》又正好出土于齐国的地界内，也就是说，西周时期齐国军队的统帅，并不是由齐侯任命的，而是由周王任命，空降到齐国，直接对周王负责。铭文中，周王让“引”继承其父祖的职位，说明周王直接任命“齐师”的统帅并非偶发情况，而是惯例。《引簋》中出现的这位周王，极有可能就是周夷王的父亲周懿王。
山东高青县陈庄村出土的《引簋》铭文。来源/网络
我们再回头看文献，文献中记载齐国执掌政权的上卿是“天子之二守”，即在齐国世代执政的两个世卿家族：国氏和高氏，他们的权位同样也不是齐国国君授予的，而是周天子直接授予的。
西周时期，齐国国君以下，执政的上卿由周天子任命，军队的统帅也由周天子任命，等于齐国的政权、军权很大程度上不在齐侯手中。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周王室权威已经衰落的周夷王时期，周王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以烹杀这种极其残酷的方式处死齐侯。
齐国作为当时稳定天下局势的政治力量，不能被彻底拔除；齐国因其地利而造就的富庶也非人力可控。那么压制齐国一飞冲天的办法，就只剩下在政治制度上管控齐侯的权力。齐国就在这种环境下熬过了西周的两百多年，虽然从实力上讲一直都是大国，但长期不被信任、饱受压制。时间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断送了西周王朝，原本处于最高权力位置的周王朝失去了掌控天下格局的能力，天下秩序分崩。
周幽王剧照。来源/《东周列国·春秋篇》截图
当最高权力缺失，在政治格局中次一级的权力就要向上递补，以填补权力真空。在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制度中，早已为这种情况预设了方案，就是“侯伯”制度。“侯”，就是诸侯；“伯”，就是“长”。所谓“侯伯”，就是诸侯之长。也就是说，在王朝权力孱弱的情况下，由强势的诸侯成为“侯伯”，代行王朝的功能，掌管天下秩序。传说在夏代的昆吾，商代的大彭、豕韦，都曾在王朝衰弱时成为“侯伯”。我们今天所说的“霸”，其实是“侯伯”之“伯”的通假字；所谓“霸主”，官方称谓就是“侯伯”。
两周之际，天下诸侯中最具实力的有以下几个：晋国、卫国、鲁国、宋国、郑国、齐国。他们是这场争霸赛的首发选手，这几位选手，可以说各有优势。
春秋时期全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晋国原本是最早接近霸主的诸侯，可晋国不仅没有成为周代第一个霸主，反而陷入了长久的内乱，可以说，成也晋文侯，败也晋文侯。在两周之际的变乱中，晋文侯是拥立周平王以及护送平王东迁的第一功臣，凭借这些政治资本和影响力，如果能好好发展，成为“侯伯”应当只是时间问题。
实际上，《尚书·文侯之命》中记载周平王对晋文侯的册命，已经颇有些册命侯伯的意味，只是没有明说。可惜，此时晋文侯已是晚年，留给他经略天下的时间很少了；而他的弟弟公子成师颇有野心，晋文侯无法解决他弟弟的问题。晋文侯死后，留下了乱世中进行到一半的努力，和一个野心、实力一起膨胀的弟弟。公子成师被分封到晋国的旧都曲沃，形成一个强大的国中之国，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晋国内乱，造成晋国元气大伤。直到曲沃代晋，公子成师的后代成为新的晋侯，此时齐桓公已经在位近十年了。晋国在争霸事业中，可以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晋文侯画像。来源/网络
卫国在两周之际最大的优势是其国君卫武公。卫武公是一代有德之君，在位五十五年，活了近一百岁。卫武公在位期间，卫国实力大增。但卫武公死后，继位的卫庄公并不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物，还犯了过分宠爱小儿子的毛病，导致“州吁之乱”。在此之后，卫国内乱频发，致使卫国因内乱而衰。
鲁国最大的优势是其宗法地位。鲁国是周公之国，周公作为周初实际的无冕之王，地位极高，所以鲁国在祭祀时可以使用天子礼乐。如果说周王室不行，鲁国效法周公旧事、代行王朝政事，可以说是很顺畅的。但无奈鲁国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差点意思，导致实力不济。在时机上，鲁国没有参与两周之际的纷争，只是静观其变，错失了乱中得利的最佳机遇期；在地理上，鲁国夹在齐国、宋国两大国之间，北面、西面、南面都没有扩张的余地，只有东南方向可以扩张，还偏偏遇到邾国这么个颇为强劲的对手。鲁国为了灭掉邾国，蹉跎了整个春秋时代。无法扩张吞并，就无法获得大量土地与人民，也就无法建立其庞大的军队。在人事上，虽然从西周灭亡到春秋早期鲁国几代国君并不算无能，但也都不是能够大破大立的雄主。
宋国的优势在于，其在诸侯中的等级最高。宋国作为殷商王室后裔，名义上不属于周王朝分封的诸侯，而是作为周王室的客人，因此直到春秋早期，在诸侯会盟中，宋国还是要排在第一位。所谓风水轮流转，当年周朝取代商朝，现在周朝不行了，我们殷商能不能回个锅？道理说得通，但宋国的实力并没有什么优势。宋国当年分封的这个位置，就不是个能够长足发展的地方。西边是郑国，东北是鲁国，北边是曹国，南边是陈、蔡，往哪个方向都是很难扩张的。加上宋国国君经常搞高风亮节的让位，破坏了原本的君位继承秩序，好心办坏事，造成内乱。
对于郑国，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双刃剑。郑国始封君郑桓公抓住西周灭亡前短暂的时机，率先经营东方，在西周灭亡的动乱中保存了郑国的力量；继任的郑武公更是拥立周平王的功臣之一，所以当时人说“周之东迁，晋、郑焉依”，郑武公抓住机遇，当上了周王朝的执政卿士。在地域上，郑国位于天下之中，商业发达、国家富庶。而且，郑国桓公、武公、庄公三代明君，让郑国在六七十年的时间里平稳发展；郑庄公的儿子们也非常出色，公子忽、公子突都很有能力，有力支持了郑庄公的“小霸”。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郑国在两周之际变乱的机遇期中积累的政治资本不断消耗，周王朝与郑国的关系越来越差；郑国处于中原最核心地域，周边列国林立，根本没有战略扩展空间；郑庄公的儿子们都太能干，都能当国君而且都想当国君，这就造成了郑庄公死后，郑国长达三十年的内乱。
郑庄公剧照。来源/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截图
在天下纷争的形势下，少出错、善纠错的国家往往会走在最前面。相较于以上诸国，齐国从西周末年到春秋初年，都没有发生过重大动乱。两周之际天下纷乱，当时齐国在位的是齐庄公，他治下的齐国在东方安享太平岁月。齐国本身是富庶的拥有广阔土地和众多人口的大国，之前受到周王朝打压，而周王朝的崩溃恰好让齐国失去了枷锁。齐庄公对重新扶立周王室兴趣不大，安心于国内的发展。到其子齐僖公即位时，齐国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大国。当时正处于鼎盛的郑国太子不愿意娶齐国女子为妻，理由是“齐大非偶”。可见，齐国的绝对实力在当时是郑国都难以企及的。
所以，春秋初年的“小霸”，有郑庄公和齐僖公两人。郑庄公“小霸”，更多的是依靠其个人能力；齐僖公个人能力并不突出，他的“小霸”更多是借助齐国强大的国力。齐僖公死后，其子齐襄公虽然作风荒唐，但在争霸事业上毫不含糊。他灭掉了当年害死其祖先齐哀公的纪国，实现了“大复仇”；果断肉体消灭了已显示出争霸之相的鲁国国君鲁桓公。虽然他死于公孙无知发动的政变，但这次内乱并未给齐国造成根本性打击。公孙无知之乱后，大家熟悉的齐桓公和管仲登上了政治舞台，正式开启了春秋时期的霸主时代。
管仲剧照。来源/电视剧《东周列国·春秋篇》截图
齐桓公这样的雄主和管仲这样的良相，固然对齐国称霸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他们做的，归根到底是把齐国本身已有的优势发挥出来。
“叁其国而伍其鄙”，是将齐国的土地人口优势发挥出来；
“轻重鱼盐之利”，是将齐国固有的渔业盐业优势进一步扩大。
如果没有齐国从西周积累下来的一系列优势，即使有齐桓公和管仲，恐怕也难以将齐国送上霸主之位。郑庄公的能力胜于齐桓公，郑国祭仲等人也未必比管仲逊色，但郑国终究只停留在“小霸”阶段。齐国能够成为第一个称霸的诸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而非仅系于一二英雄人物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