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谈命理：百岁老人写的总结，果真很有说服力
今天杨绛老先生辞世，回忆起了好多看过的书，补了她最新的作品，翻了翻她与报纸的对答，哭的稀里哗啦的《我们仨》和百岁自问自答《走在人生边上》，觉得相比传说中羡煞旁人的爱情，她的命理观值得拿来与大家分享。
整理：微博@翰蓝
以下节选自《坐在人生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谈到了诸多文章所强调“贤妻良母”与知识分子自由之矛盾之处：
文汇报：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对于苦难时期的理解，气节是度过难关的那根稻草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怎么看待《围城》的中心？不全是婚姻，而是欲望。如今看来，大家越着力描写她与钱老的爱情，是不是就离围城里的教材更近一步？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
尽管以爱情出名，对于家庭的文字温柔有趣有少女感，杨先生经过了民国、留学、战争、批斗、亲人的相继离去后的十年，对于人生的体味也拥有历史的厚重感，措辞更是非常铿锵有力。
在《走在人生边上》里，行文更像是中国版的哲学书摘，专门有一章探讨命理（强烈安利），杨绛一家不信八字，所以在跟钱老结婚时给了假的八字：
后期随着人生慢慢进展，也总结了自己的想法，觉得命理是说得通的数术，如果知道如何变通，也能推算的很准。
可那是不是证明无需在努力了？nonono，“命主”依旧关键，即使是命理书上也不可否认此点。日主是八字的根本，命主也是星盘里的重要地位，这么看来，人生中的变数就是命主。
当今世界，大家信奉金钱至上，官商相护。历史中的七七八八，已经把名利物欲解释的足够透彻，而今的官商场，如同当年的战场，阻碍了太多的良心。
牛顿晚年开始研究神学，因为物理并不能解决终极的困惑；而杨先生也晚年开始重读《圣经》，找回当时教会神父在小时候教她的大爱，也提醒大家，这世道虽然变了，人性却一直未变。
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估计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治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锻炼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
至此，本想用《我们仨》里的结尾来怀念杨老，但那时她的文字沉浸在悲伤中，更像稍许脆弱的母亲妻子，不如近年来的追寻自己的随笔更有力量，做回了年轻时博览群书，好问求知的民国知识分子。也更愿意用这篇节选，来祝她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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