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州文物价值不断地体现出来

鄂州是楚文化的摇篮，鄂州是湖北省内唯一的三国王城兼帝都，鄂州是著名的武昌鱼故乡和湖北省历史文化名城，鄂州是湖北省的简称——“鄂”的来源地。

湖北省还没有哪座城市有鄂州这样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不能凭空捏造，不是信口雌黄，它要以强大的历史文化遗存作支撑；历史的记载不足以让人信服，大量的文物才是最好的证明。争论历史文化积淀的浓厚与否不是目的，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保护文物资源并使之为社会服务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文物保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作为江南古镇鄂州，作为这么小的一块地方，抛开其他，仅从文物方面的相对数量而言却是省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这些文物在扩大鄂州知名度，发展鄂州经济文化事业方面起到了很多行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物在当今社会的巨大价值不断地体现出来。盘点鄂州文物资源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鄂州市传承文明，建设新鄂州的时代发展的需要。

历史 地理——造就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离不开强大的“物质基础”——文物。虽然，文物的发现是一种偶然，但它却是鄂州所处的位置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万里长江从湖北境内自西向东穿流而过，涛涛江水在润泽大地的同时也滋润了人的生命。因为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人类开发程度的原因，鄂州虽未发现一万年以前（考古学上称以打制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存，但却发现众多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上称之为以磨制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时代）。

蒲团吴家大湾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一个被该村人自豪地称为“飞鹅圣地”的地方，其遗存已具有中国龙山文化时代的特征。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年，这里便发现了一件钻有圆孔的石铲，也许，专家们当时谁也回答不出古人如何切割石片，石铲如何抛光与钻孔等问题，但是这并不影响吴家大湾作为湖北省的第一批（1956年）被省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对像。

这种古村落遍布鄂州诸乡镇，在华容区、鄂城区、梁子湖区等范围内均有相当于我国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等时期的原始村落遗址，共30余处。古村落遗址即古文化遗址，它是古代人类生活、生产劳动等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之地，是一种文物综合体，它与古建筑、古摩崖石刻、石窟寺等不可移动文物和馆藏可移动文物一起，构成历史文物的总和。遗址是古人生活的废弃场所，其中含有大量的可移动文物。保护好遗址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文物。

鄂州先民居住遗址的存在与鄂州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鄂州地处江南，是水乡泽国、鱼米之乡。原始人类生存的充要条件便是水，水是生命之源，离开水人类无法生存，但过于亲自水又会惹来杀身之祸——无法逃避的水灾、山洪。故只有选择那些离水不远并依山傍水的二、三级台地上安营扎寨才是较为安全的，这是古人经过上百年、上千年悟出的道理。鄂州先民大多也是选择这些地方居住和建设村落的。在这里，他们以磨制石器为生产工具，烧制陶器作为生活用品；结网、捕鱼、围猎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这便是夏朝开始时的社会景况。鄂州的古村落遗址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华容高老屋的和尚山及太和谢埠金盆垴2处，而和尚山出土的陶器上还有美丽的色彩、图案，可见，此时的人们早已善于美化生活了。据统计，新石器时代至西周的遗址，经公布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共有34处之多。然而，因种种原因，这些遗址均未正式发掘，其文化内涵全貌不甚清楚，当然，这并不影响鄂州先民在此开拓与奋斗的史实。在无条件发掘的情况下，保护好它们才是当务之急。

在距今三千年前后，社会进入商代，人们已掌握了开矿、冶铜、铸造的技术。30多年前，沙窝陈林寨曾出土一件商代青铜爵（一种象征着身份地位的酒器），首开鄂州发现商代文物之先河，随后又于百子畈发现商代的玉器，燕矶沙塘发现商代铜觚。《史记·殷本记》曰：“纣王封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至迟在三千年前已出现“鄂”，尽管学者们或认为“鄂”字因泽国鄂州满地的鳄鱼而来，或认为是因动物“咢”的叫声而来。虽然今天尚无法断定“鄂”的真正来源，也无法断定铜爵是否为鄂侯使用之物，但至少表明商人的足迹已在鄂州山水间徜徉。

真正令鄂州人自豪的应是西周夷王七年（前879年），楚 君熊渠伐扬越而至鄂的事迹。《史记·楚世家》曰：“熊渠生三子。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注：指中原地区）之号谥。’乃立长子毋康为句亶王（注：踞江陵），中子红为鄂王（注：踞鄂州），少子执疪为越章王（注：踞九江），皆在江上楚蛮之地。”鄂王熊红统领之地范围达今黄石、大冶、阳新、江夏、咸宁、嘉鱼、蒲圻、通山、崇阳、通城等地。与鄂地的土著民族（越人），共同拓土开疆，友好相处。熊红以后传六世至熊咢犹居于此，鄂州一直是楚之国都。早在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原武昌太平湖便出土了一件熊咢所铸“夜雨楚公钟”，其铭曰：“惟八月丁巳，楚公逆自作亱雨雷钟……孙子其永宝。”因为有著名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的保护整理功劳，才使我们今天得以看到这段铭文以及铭文背后涉及的历史。到春秋时，楚共王熊审（前590—前560年在位）乃封其三子子皙为鄂君。据西汉刘向《说苑·善说篇》载，子皙曾与鄂地越人泛舟于鄂渚，越人稳把舵，轻摇桨唱起了优美的《越人歌》：“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而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中认为的“楚式镜”（“四山镜”、“草叶纹镜”等）便是从此时开始铸制的。

更有影响的应是“鄂君启节”的发现，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了4块错金铭文的青铜符节，为楚怀王发给其弟鄂君启的通关运输免税凭证。铭文告诉我们，启的运输队分舟车两队，各有舟车50艘（乘），浩浩荡荡往来于长江流域，辐射至江南大片地区。为何在寿县发现此节？郭沫若先生说：“鄂是现今的武昌，为什么‘鄂君节’却出土于寿县？这也是很容易理解。寿县在考烈王末年成为楚国的首都，现今所出土的‘鄂君节’是存在王府的两套的残余，是楚由郢迁陈，由陈迁寿县，转辗迁来的。因此，我的揣想是：将来也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同文的铜节从武昌或别的地出土。”当然，这不仅是郭沫若先生当年的一种期待，同时也是我们鄂州人的一种期盼。虽然该物不在鄂州发现，但它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年鄂地这座古老都市的工商贸易车水马龙一派繁忙的景象。

在鄂州市出土文物中，春秋战国文物占有较大比重，这些文物大多出土于墓葬之中，如2001年前后的凤凰广场建设中，滨湖北路两边的百子畈古墓区共发现春秋战国墓40余座，大部分墓葬是由厚厚的外椁与内棺组成，棺椁内外，以一种特殊的“青膏泥”灌之。出土了以青铜礼器（鼎、敦、壶）、兵器（剑、矛、戈）为主的文物百余件之多。可谓是一座地下宝库。试想，没有较好的社会经济基础如何有如此高档的棺椁；没有一定的生活条件又如何能随葬这么多精美的文物？特别是一枚带有铭文（“敬续新城徒□”）的戈，拟乎向我们说明，有一位中原的人，辗转来到鄂这座移民汇聚之地——不管他是驻守的官兵还是经商的生意人。

鄂是古代的战略要地，这是不容质疑的。这里有丰富的铜铁资源，有长江作为便捷的交通渠道，有较好的养殖种植条件。在那种靠天吃饭的年代，鄂地不失为一个适宜生存的好地方。故楚之六世都于此地，他们“筚路篮缕，以启山林”，为古鄂地的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吴晋时期首都、陪都与战略要地也均在这个地方。这不是偶然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了铜，便拥有了资本；夺得了铜，便夺得了天下。楚君如此，后来的孙权也是如此。

公元221年，孙权将都城定在了鄂县，并改县名为“武昌”，同时立武昌郡，辖武昌、阳新、沙羡、下雉、柴桑、浔阳等六县，郡之范围东至九江、黄梅，西至武汉，南至阳新，北至长江。“武”是扛着戈行走而留下脚印的人；“昌”是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壮美貌。“以武而昌”，孙权的用心何其良苦！孙权在武昌除了组建行政机构外，还大修吴王城，又从建业移民千余户人家来武昌参与“城市建设”；组织工匠烧制青瓷、生产铜镜供生活之便；制造铜、铁兵器供战争之需。鄂州曾发现孙权之侄儿孙邻与侄孙孙述之墓，他们是先后保卫过武昌的“将军”，死后葬于武昌。随葬最有名的是一件标明“将军孙邻弩一张”铭文的铜弩机和两组青瓷院落。其中的一组带有“孙将军门楼也”铭文的门楼已于1989年调国家博物馆。孙权之后二百年，南朝著名道教思想家、医学家陶弘景在他的《古今刀剑录》中这样写道：“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1987年出土的全国最长的铁刀（147厘米）完全证明陶氏记载的正确性。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教授柯俊先生曾专程来鄂州考察了这把铁刀。他推测，这把千年不锈之刀同时也很象历史记载中的孙权“百炼钢刀”，果真如此的话，那将对我国金属材料的研究与开发意义重大。

孙权建都武昌，造就了鄂州历史上的再度繁荣，这不仅仅表现在政治经济上，更表现在文化和对外交往上。孙权建都的当年，佛门名士支谦携乡党数十人从洛阳来武昌投奔孙权，孙权聘其为“博士”，辅导太子孙登。两年后，两位印度僧人也来到武昌。他们共同在武昌翻译佛经，传播佛法，长达十几年时间，所以，鄂州既有独立的供膜拜的釉陶佛像出土，也有一些佛教内容反映在了青瓷和铜镜上。黄武五年（226年）又有大秦（罗马帝国）商人秦论来吴国访问，并互相交换了礼物、互相介绍了当地的“方土谣俗”。巧得很，鄂州出土的一件蜻蜓眼花纹的玻璃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分析，便是此时从罗马传入的“钙玻璃”制品，而时代正好在三国。这恐怕是鄂州有史以来最早的“进口商品”了。而那些较多戴着尖顶帽的胡人俑的出土，同样表明的是当时与西城交往的一种现象。这个时期，从国外和郡外来的人到底有多少，准确数字难以统计，但据专家考证，当时武昌城常住人口不少于10万，有大约50%是从外地而来。如曾有一位从广陵高邮（今江苏、安徽之间的扬州一带）来武昌的人，年仅十九，他来武昌不知是求学还是寻亲访友亦或谋求生存之道。不幸的是，他亡故在了武昌，在他的墓中，人们发现了六片木牍（写有文字的木片，类似竹简，作“拜帖”用）上书“广陵史绰再拜，问起居”、“童子史绰再拜，问起居 ，广陵高邮字浇瑜”等，隐约地告诉我们在武昌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繁荣的背后还藏着一段伤心的故事。

之所以上述这些人往来于武昌，这与当时武昌作为首都，郡、县治所在的地位是分不开的。古代一个地区的繁荣，往往是与其政治、经济地位密不可分，以致于吴末帝孙皓再次迁都武昌时，经济实力已超过武昌的建业，人们便不大想再来武昌了，所以，才在建业出现了满街传唱的“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的童谣了。

两晋时期，武昌从一个政治中心变成了一个军事重镇和朝廷的前沿阵地，一些宫廷悲喜剧便是在武昌导演的。先是陶侃在此任武昌太守、刺史、大将军，再是大将军王敦从武昌两度发兵包围京城建康，后是陶侃、温峤在武昌收拾殘局，最后是三朝元老庾亮座镇武昌。动乱始于武昌，平乱来于武昌；武昌乱则朝廷乱，武昌治则国家治。陶侃在武昌城西种植“官柳”、城东辟“夷市”兴贸易;庾亮在武昌办学堂、兴农商，府库充盈。他们既是地方官，也是朝廷的中流抵柱。正因如此，才有了被今人记住的陶侃读书堂、陶公井、庾亮楼等一系列纪念建筑物。

南北朝及以后各朝，武昌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下降，但这并不影响鄂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确立。而此后，一大批名人或为官、或寓居、或路过、或云游，在武昌都会留下一些胜迹，其中多是冲着武昌这座古都城的名气而来。如唐李白、李阳冰；宋苏轼兄弟及苏门诸学士；元丁鹤年，铁山；明谌谦、李有朋；清熊登、张之洞，彭玉麟等。武昌的历史、风物、人文景观极大地吸引着他们，激发着他们的热情与冲动，正因如此才给今天的鄂州留下了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我们的财富，鄂州也才不愧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

战国 六朝——成就文物大市

文物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见证，但悠久的历史并不能与文物的多少划等号。西方曾有“寻找失落的文明”之说。通过寻找文物、考古发掘，从而再现历史，复原历史，这是考古学的基本任务。我国近代文史巨匠王国维曾形象地把文物与历史的关系比喻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它们是社会进程中文字与实物的“记录簿”和“档案柜”，从不同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式来记录社会的发展。文物又属于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成为我们的历史财富。鄂州之所以称为文物大市，主要也是体现在战国与六朝这两大时段的特色文物方面。

战国既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也是个战争频繁的时代。文物的特征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得较为充分。一方面，诸侯个个都想充“老大”，都想拥有“九鼎之尊”，一手把着爵杯，一手搂着美人。从鄂州古墓中可看出，有实力者所葬之物数量多，质量好，礼数规格高，如铜铸的鼎、敦、壶成套的组合；戈、矛、剑、戟一应俱全。而实力差者，或铜身铁足鼎，或用仿铜陶鼎等，都想挤上“周礼”的末班车。如果说西周所葬鼎的数量代表着一定的身分地位的话，那么，到战国，更多的 则是体现出生者给死者的一种安慰。而墓中常见有漆、木制品，如鄂州古墓中出土的虎座凤架鼓，想象独特，制作精美，将鼓与凤的结合，既是作为礼乐的需要，也是楚人崇凤的体现。特别是几百件兵器，出土时仍寒光闪闪，有吹风断发之效。而前面所述铭文戈的发现，更是进一步证实了战争已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融入了鄂州当地的丧葬风俗之中。

鄂州文物大市地位的确立更离不开三国六朝文物。汉末三国六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文化发达、思想繁荣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些社会现象，总要体现在文物上，其代表文物一是铜镜，二是青瓷。

铜镜本是供人照脸的生活用品，但随着时代发展，赋予了它更多的社会属性。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首先反映到了汉代的铜镜上。鄂州素有“铜镜之乡”的美誉，这并不是说鄂州的铜镜很多，而是指鄂州铜镜在中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填补了某一方面的空白，如“神兽镜”等。“神兽镜”是总称，它是鄂州所产的特殊镜类之一，它含有“半圆方枚神兽镜”、“分段式重列神兽镜”、“环列式兽镜”……是将神仙道教中的神人如东王公、西王母、三皇五帝、真人、羽人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禄、辟邪等神兽结合在一起作为纹饰的一种镜类，是社会神仙道教信仰在铜镜上的反映。日本学者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著作中曾记载，长沙出土过一面神兽镜，它的铭文明确地记载：“黄初二年，武昌元作明镜 ……”。近几十年来，鄂州出土的神兽镜中也屡见有“武昌”铭文，如“黄武六年十一月……家在武昌，思其少天下命吉……”等等，以铭文的形式记录了武昌产镜的历史。

其次是佛教在铜镜上的反映。凤凰广场中心的“铜镜广场”，用石雕展示的便是一面“佛像夔凤镜”，上面展示的是几组佛祖传法的故事。特别是那一组前有供养人跪拜，后有持伞盖弟子协持的场景尤其生动，使人不能不佩服古人的聪明智慧。特别是这种佛像镜，为“江南传教先于武昌 ”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通过它也向我们勾勒出一条佛教的南传路线图：佛教经滇缅道——长江上游入武昌——下游至江浙——海外至日本等。因为日本不仅发现了佛像镜，而且发现了与鄂州出土的神兽镜为一个模子所出的多种铜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说鄂州铜镜之乡的理由也并不仅仅是指发现上述这两类铜镜，而是指在汉晚期至六朝这个时段内，武昌存在一个诸如“尚方”之类的官办铜镜作坊，成为当时洛阳、会稽、徐州、武昌四大产铜、铸镜中心之一。一面小小的铜镜蕴含着无穷的奥妙，起码有以下诸点值得我们关注：

1、时代顺序明显。如仅从东汉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至吴宝鼎二年（267年）这一百年间，就涉及到11个帝王年号、50种镜类，仅铜镜就可以形成一个断代史；

2、数量多而集中。在此时段有三百多面汉六朝铜镜出于西山周围这几平方公 里的范围内，这种现象全国罕见；

3、镜中铭文丰富。在三百余面镜中，几乎都有铭文，记录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除宣扬佛道思想外还有记录社会政治、生活等诸方面的内容。

如果上述的这一切还不足以让您完全了解鄂州铜镜文化的话，下面的这个故事一定会加深您对铜镜文化的认识：公元589年，六朝最后一个朝代——陈，行将覆灭之时，附马徐德言料美貌的妻子乐昌公主会被人掠去，便将一镜一破为二，各执一半，为他日重见时的凭证，并约定正月十五日卖镜于市以相探讯。陈亡，乐昌公主果为隋朝大臣杨素掠走。后徐德言至京城，正月十五日，一人叫卖破镜，与所藏半镜相合，逐题诗带与公主云：“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公主见诗，终日悲泣不食，后杨素知之，便放公主与德言重新团圆，归江南终老。

这便是“破镜重圆”的故事。想不到的是，鄂州宋时的人们也重复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1956年9月，武大铁路修到华容时，发现一座宋墓留有半面葵瓣形铜镜，当时以为是抢时间将该镜的残破部份随土到掉，人们并未在意。几天后，在前方不远处又发现一座宋墓，又发现一块破损的铜镜。这次考古人员接受教训，小心行事，结果，并未发现该镜的其它部分。怎么回事？难道葬的本身是破镜？难道是破镜 ——重圆？人们突然想起前几天发现的那半面镜子，忙拿来一拼，嘿呀！果然是一面完好的铜镜。人们不禁都感慨万千，定是痴情人生前的约定：破镜为凭，死后阴间相会，仍做夫妻。

一个是古代版的爱情故事，一个是“现代版”（相对而言，宋人亦称其为古人）的爱情故事；一个是人间的破镜重圆，一个是阴间的破镜重圆。在铜镜上，中国人的浪漫表现得如此的凄美，铜镜文化的内涵如此深厚，这是值得今人细心地去体会的。

丰富的青瓷器构成了鄂州文物的第二个特色。青瓷器烧造是当时的一种新兴的行业。“青瓷”相对于明清白瓷而言，主要特点是它的烧制火候较低，吸水率较高。由于受到社会风俗的影响，除了生活器以外，有相当一部分青瓷是专为死者烧制的“冥器”，它们共同构成中国陶瓷发展史中的一座里程碑。

如果说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烧制的器皿仅是为了生活、生产需要的话，那么，汉六朝时期的青瓷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在鄂州青瓷中，常见有如香薰、辟雍砚、水盂、注 子等文房用具；有鸡、鸭、羊、狗和男女人物俑、等类似于玩具的模型制品；特别是表现死者生前之物的门楼、青瓷磨、碓、臼、水井、禽圈畜舍、牛马车辆等等。凡是生活之中有的，墓中也一定会出现，这是古人丧葬的一种基本习俗。而六朝时期，青瓷的数量与类别丰富的程度是任何时期的埋藏都无法比拟的。如“孙将军门楼”与“仓廪院落”模型。他们是孙权侄儿与侄孙父子两位将军墓中之物，前者表现的是将军府弟的规模，后者表现的是将军粮仓的结构。深深的庭院，高高的门楼与雕楼，众多的房屋，无不体现出将军生前的一种威严。前者在建国40周年前夕调到了国家博物馆，以充实其六朝展览之不足，至今仍在展出；后者在南京举办中国第一个展示六朝文明的专题陈列——《六朝风采》时，特地从鄂州复制一套展出。它们是中国青瓷器中的绝品，堪称“国宝”。此外，青瓷五联灯、青瓷乐俑、佛像与佛像香薰、鸡首壶、虎子等等，个个造型独特，生活气息浓厚。

六朝青瓷的丰富多彩是与六朝社会意识形态、生活习惯、人生信仰紧紧相联的；六朝文化的繁荣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时期。信佛教，道教、黄老神仙者有之；在朝为官，积极向上谋求一官半职者有之；清静无为，退居山林者有之。一切社会众生相或多或少在文物上体现出来，只不过鄂州的 铜镜与青瓷表现得更充分一些罢了。

书画 石刻——华夏青史留名

何为“青史留名”？在古代，要想青史留名，必须借助于石刻。石刻碑版不仅是保存古史的方式，也是保存书画作品的根本方式。而在鄂州文物中 ，通过这种方式留名千秋的不泛社会名流、艺术大家。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鄂州出现的时间可追溯到距今1700余年前的三国时期。孙权，作为一位帝王，也算是一位书家。唐代韦续《九品书人论》中称孙权“工行草书，其书在中之下”。从三国孙权至清代杨 守敬止。在书法史上留名的书家有20余人驻足于鄂州，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做到了“青史留名”，但最真实而直接的方式还是文物中的石刻碑版。

说到书法，不得不谈到书圣王羲之来武昌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东晋咸和九年（334年），庾亮接替陶侃的职位，王羲之则被庾亮召为参军。那一年的中秋夜，因庾亮与部属在南楼咏谈不拘礼教的事被众人目睹 而被传为一段佳话。王羲之就是跟随庾亮上楼的10余人之一。王羲之在武昌所写《远宦帖》是其成名前的重要作品，也是研究书法史、鄂州地方史的重要资料，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正是因为有了王氏的努力，才给几千年的汉字书写带来一种全新的风气，并直接影响到后来诸朝。

最令人注目的还是唐宋两代的书家及其作品。因为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与鄂州有着直接的关系。

《怡亭铭》是我国唐代著名古文字学家、书法家李阳冰等人的作品。唐永泰元年（765年），李阳冰在当涂为贫国潦倒的诗仙李白料理完后事不久，携友人来到武昌，在江边“猴子石”上留下了这篇著名的篆书铭记，成为后来各朝代习篆者的范本。李阳冰是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人物，颜真卿的《颜氏家庙碑》碑额的篆书是请李阳冰书写的。故李氏当时便被人称为“笔虎”、“不减李斯”、“仓颉后身”等等，名气不在颜真卿之下。清代，著名金石、书法家巴慰祖为追寻李氏足迹，在石刻下“留连十有七日，手拓诸摩崖而去”，并在石上留下一篇题记。今天的“猴子石”早已是鄂州的一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百年后，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秦观来到武昌，苏轼留下诸多诗文，其中，后朝变成碑刻的有《武昌西山诗》等，可惜，该石刻早年离开了鄂州。不过，从书法史角度而言，黄庭坚《枫风阁诗》的名气更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黄庭坚），虽昂藏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松风阁诗》系黄庭坚等人夜宿西山松风阁时所书。有学者认为该诗书于苏轼死后，系“四学士”等人追寻苏轼足迹来武昌时而书，有人认为书于苏轼被贬黄州之时。不管怎样，学者认为《松风阁》的书写不亚于王羲之等人当年在会稽的“兰亭修契”。该作是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第二件与鄂州有密切关系的“国宝”。

然而，令人更觉惊奇的是“苏门四士”中的三人为武昌县尉李援之父李深之（进士）、母（龚氏）所作的墓志铭。从铭文中可知，李氏与张耒家为世交，李深之晚年居武昌。崇宁元年9月，苏门三学士均聚于武昌，恰逢李深之病逝，其子便请当时的名家联手为其父撰写了墓志铭。铭文由张耒撰写，张耒、晁补之书于志石，黄庭坚篆志盖。三位名家、三位进士为死去的一位进士树碑立传，实属罕见。这一次，也是三人最后的相聚与合作，堪称最后的绝唱。三块志石（龚氏缺盖），系1991年“六五三”油库消防工程中发现。要感谢当时的建设者，要不是他们及时报告给博物馆，这三块志石也许早已损毁，其背后所隐藏的历史故事也就永远无人知晓了。这里要说几句题外话，对于墓志、地券而言，它本身并不值钱，也很不起眼，发现后有人将它当作普通“方砖”或“棋盘”丢弃，但它们往往对于地方历史的发掘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故一旦发现，如能及时向 文物部门报告的话，或许，“青史”上又会增加一位人物。

历年来，鄂州碑刻、墓志、地券时有发现，重要的如宋代《李氏五小娘子墓志》，明代《文林郎唐宗器墓志》，《孟洋湖·程氏墓志》，清代张裕钊撰书《黄孺人墓志》等等。早在《武昌县志》中便有此类记载，如晋慧远《寒溪桥诗》，《滴滴泉摩崖石刻》、梁代《惠宝寺碑》、宋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宋苏轼诸题名，元明两朝的《武昌修学记碑》、《武昌县修城记》等等。而清代的各种记事、乡规民约、禁示碑则遍布鄂州城乡。这一切，既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地方历史发展的见证，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天灾人锅，我们今天见到的又何止是这些。

十景 八景——见证时代进程

文物古迹与历史景观是历史的“活化石”，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一古楼、二宝塔、三眼桥、四眼井、五（邬）家巷、六大坊、七星塘、八卦石、九曲亭、十字街”——对鄂州城内古景点概括的“十景”，被鄂州百姓代代传唱。如果说这是鄂州历史文化以“俗”的方式流传的话，那么“吴王古刹”、“凤台烟树”、“南湖映月”、“龙蟠晓渡”、“苏子遗亭”、“西山积翠”、“书堂夜雨”、“塞溪漱玉”这“八景”则是以“雅”的方式来传承，虽然这些景点与景观很多已远离我们而去，但是正因为有了这种“雅俗共赏”才使古老的文化一代代相传；也正是这十景与八景等文物古迹，才真正见证了鄂州时代发展的进程。

鄂州古迹中很多都被公布为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国家级2处（怡亭铭石刻、观音阁），省级3处（吴王城、庾亮楼、彭楚藩墓），市级数十处，除了本文前面谈及到的外，还有部分古迹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

观音阁，在“八景”中有一个意境深遽的名称——“龙蟠晓渡”。观音阁始建于元代至正年间，为当时武昌最高行政长官铁山主持修建，虽经六百余年来无数次的风雨侵蚀、洪水损毁，但它仍然屹立在长江之中，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雄伟挺拔。对于它，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是清人郑覆中对于它的一段描写：“江光万顷，一碧遥涵，沙鸟风帆，往来不绝者，春也；薰风徐来，江流有声，天籁争鸣，洗耳清心者，夏也；万里澄清，江天一色，夜阑人静，风清月白者，秋也；岁暮严寒，风雪弥漫，乐此江中，渔夫独钓者，冬也。”而明代李荣的诗句则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龙津石下接通津，未晓先闻唤渡人。帆影带星流水面，橹声摇月过江滨。”我们不谈观音阁的历史、观音阁的建筑特色，仅凭上述这些前人绘声绘色的描写，便能使人沉浸在美的享受之中，我们应该为鄂州有如此美丽的景观感到自豪，应对前人心存敬畏之心。如果观音阁这座“万里长江第一阁”要是毁在谁的手里，那么，他一定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罪人。

吴王城，虽不是景观，但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却胜于景观。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一道废弃的土墙（即使是土墙，土墙之中也有无尽的历史信息），而应看作东吴社会发展的“另一只车轮”。“城”是一种社会的综合体。如城墙东到凤凰路，西到熊家巷，南到濠塘，北到长江，它的范围要胜于明清武昌红石城；城内建筑：东北的窑山一带为武昌宫所在地，古人称其盖宫殿的瓦“可以为砚，一瓦值万钱”。民居、官署分布有序，城内水井林立；城内作坊甚多：铜镜、兵器的铸制与青瓷的烧造；护城河：河内又葬有多少冤屈的鬼魂……。对此，著名考古学家、南京大学教授蒋赞初先生20年前在《孙权与古武昌》一文中说：“由于它是我国三国时代城墙遗址比较明确的唯一城址，历史价值和考古价值都很高，有关方面必须坚决予以保护，不应再在遗址范围内大规模施工动土。”

吴王城是在汉代鄂县城的基础修筑的，真实地反映出三国都城的规模与格局，代表着当时国都与城市的实力与水平，价值不是能用简单的几句话来概括的。蒋赞初先生作为我国六朝考古权威，曾为鄂州历史文化的保护、西山历史资料的开发作了很多工作，为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也曾撰写过很多文章，进行推荐。一位知名学府的老专家能为鄂州历史文化的保护与弘扬而奔走呼吁，在“感动鄂州”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