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 : 河北古代文学的历史变迁
从先秦到清末，古代河北文学走过了一条曲折、漫长的发展道路。
在河北地域内，最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文学形态是上古时期的神话。中国古代四大神话之首的女娲补天即与河北的冀州有关，河北省邯郸市的涉县至今仍保留着纪念女娲的娲皇宫。促使华夏民族得以形成的炎黄阪泉之战即发生在现今的河北怀来一带。承德的棒槌山和蛤蟆石也同样见证着大禹治水神话的流传。这些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肇启了河北文学的源头。
进入周代，随着礼乐的建立、普及和礼乐文化的发展，《诗经》中的《邶风》成了河北文学的代表，并初步显现出了河北文学的地域化特征。但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河北文学还处于泛音阶段，主旋律并不突出。直至进入战国，由于诸侯争雄，更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形成了实质性威胁，河北处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接处的独特位置逐步凸显，彪悍任侠的地域文化风格逐渐形成，慷慨悲歌才随着《易水歌》的唱响而成为河北文学的基调，并对后世的河北文学乃至河北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河北独特的文化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本土的韵文与散文创作。代表作家就是生活于战国后期的百科全书式人物荀子。浑厚的《荀子》散文，深刻影响后世诗词的《成相》，直接开启汉赋写作的《赋》篇，代表了此一时期河北文学的最高成就。
秦汉时期，河北地区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文学家，他们的作品或气象渊静，或妙语天成，或纡徐婉转，显示出新的时代特色。
在秦汉大一统的新格局下，汉代文学追求巨丽恢弘、铺张扬厉之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文化方向的确立，汉代文学进一步形成严谨质实的风格。广川人董仲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策对，以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为讨论重点，奇伟宏富，醇厚典重，代表了汉代政论文的基本特色。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宗经是有汉以来的社会风气。汉儒传诗，使《诗》经学化，并且形成了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说诗体系和诗教传统。汉代《诗》学四家中就有两家出于河北，它们是今文大家韩婴的韩诗，和在河北河间兴起并发展成熟的毛亨、毛苌的古文毛诗。
两汉时期，歌诗和诵诗分别承担着各种世俗化情感和文人政治情怀的抒写功能。中山人李延年的《李夫人歌》、乐府民歌《陌上桑》和郦炎的《见志诗》二首就是对至美真情和文人不平心志的集中感发。他们对“新声变曲”和五言体式的切身追求，为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东汉社会矛盾尖锐，士人普遍受到抑制，不平则鸣使他们的写作以社会问题为关注点，情感表达激切，文风深邃冷峻。此时河北的文学家有崔篆、崔骃、崔瑗、崔寔。他们以深厚的学识为基底，以感时幽愤的情感为寄托进行创作。辞赋文辞典美，碑铭清丽简洁，政论则卓绝精炼。从总体上看，两汉时期的河北文学内容丰富多彩，成就姿态万方。但由于此时的作家不仅大多饱受经学浸润，且又常常兼有学者的身份，故其作品多以宏博深厚见长而少情致摇荡，多理性光辉而少诗性光彩。
魏晋时期的河北文学，与魏晋文学的整体走向相一致，建安、西晋两朝是此一时期的高潮，而东晋期间则显得相对沉寂。在这段时间里，社会长期动荡不安，间或有短暂的和平稳定，政治中心由北徙南的历史特点直接影响了河北文学的整体格局和发展走向。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外籍作家的强势加盟，以及河北文学在他乡的开花结果，这些不同的面相和风景共同营构起此期河北文学的独特景观。
魏晋时期的河北文学创作展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某些特征。文学集团的活跃是汉魏六朝突出的文学现象，而诞生于河北本土的邺下集团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真正具有文学意义的文学集团。自建安九年（公元２０４）曹操入邺（今河北临漳），而后的十几年间， 繁华浪漫的邺城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墨客，“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三曹、七子、繁钦、杨修、吴质、蔡琰、邯郸淳等，一大批具有个性和文学才情的作家共同书写了文学史上不朽的邺下风流，成就了建安文学空前的繁盛局面。
此后政治中心的转移，邺下集团也随之风流云散，河北文学创作的重心开始由本土迁移他乡，河北籍作家中有相当多的人活跃于京洛地区。魏晋易代之际，刘劭、李康以政论文创作活跃于文坛，《人物志》、《运命论》在中国散文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西晋太康、元康时期，河北籍作家各擅胜场、各有建树。张华领袖文坛，张载刻剑阁名文，张协创“景阳之体”，欧阳建有临终之叹，木华赋海，束皙“补亡”，石崇“思归”……在“勃而复兴”的文学大环境中，他们装点起了西晋文坛“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的绚丽色彩。西晋末年，国家遭遇内忧外患之时，曾是“二十四友”成员的刘琨挺身卫国，转战幽并，以慷慨之悲歌遥承建安风骨；卢谌则以“凄戾之词” 与之赠答呼应。他们为“采缛”、“力柔”的西晋主流文坛注入了深沉的格调与清刚之气。晋室南渡，玄风大盛。南迁江左的河北籍作家中，许询成为盛极一时的清谈名士，也是前期玄言诗人的代表。虽然其人并无一首完整的诗作传世，但却名垂诗史。祖台之《志怪》的出现则成为六朝志怪小说兴盛的表征。
从三曹七子在邺城文学足迹的清晰可辨，到许询、祖台之居江南“生卒不详”，魏晋时期的河北文学渐行渐远，至南朝则几乎完全淡出史家的视线。但历史的机缘使河北文学在北朝又得以重放异彩，这也许是历史对河北的又一次垂青，抑或是历史对河北的一种补偿。
当然，从总体而言，北朝文学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都是较为寂寥的。这一时期战乱频仍，造物主没有为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作家和作品不仅数量很少，质量也无法与此前和后代相媲美。
十六国时期，河北文学的主题是散文创作，韵文和诗歌都只有寥寥数篇，而且篇幅短小，艺术手法和技巧也很稚嫩。即使是篇数较多的散文，也主要是表章等应用文字，题材贫乏，风格以质朴为主。
进入北魏，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统一局面的形成， 河北文学有了较大的进步，散文、诗歌都有了飞跃式发展。散文方面，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鸿篇巨制，它不仅在河北文学发展中而且在整个中国散文发展史上都堪称里程碑式作品。诗歌方面仍以四言诗为主，但艺术表现手法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文人们着意写诗的主观意识得到不断加强，这就为东魏、北齐的繁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东魏和北齐两朝，河北文学被时代带入了第一个繁盛期。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的河北可谓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也因此聚集了一大批文人雅客，他们多待诏文林馆，专职写作，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得起历史检验而流传后世的优秀作品，出现了邢劭、魏收、颜之推等文学大家，《魏书》《颜氏家训》等均是在文学史上占据相当地位的优秀作品。北齐诗歌最为显著的特色是五言诗迅速发展，并最终取代四言而成为诗坛的主要体式。总的来说，从十六国时期至北齐，河北文学经历了一个从荒凉寂寞到兴盛繁荣的过程，这一时期文学的出现，为更加繁荣的唐代河北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诗坛的天空群星璀璨，众星云集。在这闪耀的群星中，河北籍诗人作家的光芒和风采，真正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河北文学也因此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唐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重要流派，乃至每一种文学思潮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河北籍作家的身影。他们所取得的极其辉煌的成就，对后世也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唐代河北地区先后涌现出卢照邻、李峤、高适、李颀、李端、卢纶、韩愈、贾岛等名垂青史的著名诗人。另外，从“初唐四杰”、“珠英学士”到“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咸通十哲”，这些不同时期的文士团体和诗歌流派中，也无一不有河北籍文士的积极参与。还有贾至、李华、刘言史、卢殷、卢仝、刘叉、张仲素、崔玄亮、崔元翰、僧无可、高骈、高蟾、崔渥、卢延让、公乘亿、卢汝弼、张读等，这些作家在当时的文坛上都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在唐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链条上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他们在唐代文坛上淋漓尽致地演绎出了一段段辉煌绚丽的华美乐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河北籍历代文士身上一脉相承、持续秉持的刚健气质，其作为北方地区特有而宝贵的文学品质，一直为唐诗风骨的形成和发展，不断注入着活力和激情，不断矫正和引领着唐代文坛的主流走向，在对浮糜绮艳的不良风气进行制约和遏制的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了规范唐代文学发展道路的积极作用。同时，在唐代文学的历次革新运动中，河北籍文人多能积极参与，勇于革新，体现了锐于进取的积极精神。河北籍文士多数敢于直视生活的苦难，也勇于背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不公和民生疾苦大声疾呼，故其诗文中蕴涵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就特别突出。毫不夸张地说，唐代河北文学史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整个唐代文学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如果缺少了“慷慨悲歌”的燕赵作家的高质量创作，唐代文学的色彩就不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绚丽灿烂。燕赵大地孕育产生的这些优秀作家，是我们河北的光荣和骄傲，古燕赵地区一脉相承的优秀文学传统，也值得我们今天今人不断地继承和发扬。
单纯从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言，唐及唐前河北文学的辉煌成就不用说是黄河文化孕育的结果。宋以后河北文学的发展，除去其各自的时代与社会因素外， 从总体上来看它们共同面对着的是三大文化转型， 这就是，黄河文化的衰落与长江文化的崛起；传统的燕赵文化向近世的京畿文化转型；唐宋文化的转型。在此三大文化转型的作用下，宋及宋以后河北文学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展示出更加丰厚的文化蕴含。
黄河文化包括上源的河陇文化、中游的关中文化、中原文化和下游的齐鲁文化。在黄河文化体系中， 燕赵文化处于黄河流域的边缘地带。从地缘定位来看，燕赵文化哺育下的河北大地，汉唐之世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北边之地。从中国古代历史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出：河北属于《尚书·禹贡》所列“九州”之一的冀州，位处北部边域。秦统一六国， 完成了中华地域性国家的版图雏型，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河北”这一地域概念尚不存在。春秋战国以来包括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在内的河北大地被视为燕赵古国，归属于山东（指华山以东）北部诸郡，以燕昭王复仇伐齐、燕太子丹谋刺秦王以及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界标，重信尚义、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已初具雏型，但河北的地域概念此时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两汉之世，河北分属于幽州刺史部和冀州刺史部。三国时期河北归属于曹魏，仍以幽州、冀州分称。西晋承继曹魏，河北依然为幽州、冀州区划。东晋十六国时期，河北为前燕所有，属其北部地区。北朝时期河北大地归属北魏，北魏分裂后，属东魏，后为北齐代替。隋朝统一全国后，改变了秦朝以来因山为界的区划特征，在保持因山为界的区划设置的同时，更增加了因河划界的观念。以关中为核心，以黄河为界标，把整个北方大地分为河东（今山西）、河西（甘肃、青海和新疆部分地区）、河南（今河南、山东）、河北四大板块。其中太行以东、黄河以北广大地区为河北诸郡，初步建立起河北的区域概念。此时的河北包括今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南、山东两省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基本形成了以古燕国、赵国、中山国为主体的辽阔的河北区域概念。唐因隋制，改郡为州，以州为单位，按大的区域把全国划分为十道，隋代以来形成的河北区划被设为河北道，位列十道之四，治魏州（今邯郸市大名县东北），统辖古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隋唐代河北道的设置，最终确立了河北的地域区划概念。
因河划界与河北地域概念的出现与确立，与隋唐时期人们对黄河文化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上古至中古的华夏文明一直以黄河文化为核心。东汉和东晋两朝，因战乱流离，造成大批北人南迁，不仅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对开发长江流域的江南大地经济与文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随着江南开发的不断推进，隋唐时期南方经济与文化发展逐渐取代黄河流域的北方，在全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中取得了优势地位。隋代大运河的开凿表层起因于隋炀帝的江都游乐，深层却在于南方丰富的物质财富北运的需要。与南方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南方文化，经过六朝的积累，到隋唐时期已足以抗衡北方甚至超过北方。就文学而言，从远古神话到《诗经》，从汉代散文到乐府，从曹魏的邺下文人集团到西晋的二陆三张两潘一左，文学史的主体建构都在黄河文化哺育下的北方。然而经过东晋南朝的发展，南方的崇文风尚，促使南方文化与文学迅速崛起。到隋唐之时，南北文化出现了分庭抗礼的局面。而进入宋代，南方文学最终超过了北方。南北文化乃至文学的荣衰消长表面上看是社会政治、经济运行变化的结果，而从深层讲，它实际是中华大地上两大江河文明此消彼长的一大现实表现。长江作为中华第一大河，其文化虽然开发迟滞，但经过先秦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不断积累与发展，隋唐之后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的黄河文化。唐前的河北文学正是在两大江河文化的并行发展中受黄河文化孕育影响的结果。然而随着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与黄河文化的渐退次席，隋唐之后的河北文学经历了宋金的衰退与低谷，直到元明清时期随着河北京畿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才再度呈现繁荣与辉煌的局面。
比较隋唐的河北区域划分与历史地位，宋金时期没有实质性变化。宋代改唐代的河北道为河北路，仍治大名府（今大名县东）。熙宁时又把河北拆分为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东路治大名府，西路治真定府（今正定）。金朝沿续河北东西两路的区划，而将河北东路治所由大名府迁至河间府（今沧州市河间县）。从地理位置来说，此时的河北依然是北方边塞之地。
宋代河北文学在整个时代大格局中规模较小，著名作家不多， 但仍有一些作家值得特别说及。诗歌方面，北宋前期李昉、李至的《二李唱和集》为宋初“香山体”的代表性作品，刘筠的“西昆体”创作在诗坛占据一席之地，另外柳开、刘挚、宋白、刘跂、王安中、宋敏求等的诗歌都值得一提。柳开不仅于诗歌创作贡献较大，而且也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者。散文方面，除刘筠、刘挚和刘跂的一些作品文学色彩浓郁外，其他作家的创作大多为制诏、奏议、书表类作品，文学性一般不强。词人中，赵令畤上承传统婉约风格以柔美清丽的语言写景抒情，清丽秀冶。王安中词虽有时不免失之轻浮，但总体风格还是清新自然，俊丽别致的。
辽、金、元三朝都始于游牧，性格强悍勇武而文化艺术则远落后于中原，辽、金两代尤其如此。辽代河北作家中唯一值得提及的是王鼎，他的诗歌创作颇有成就，他的传奇小说《焚椒录》可能是现存辽代小说中的唯一作品。金代河北作家则在其每个时段上都留下了深深的足迹，金代初期正定人蔡松年不仅官至宰相，而且也是同期留存诗歌最多的诗人。他的词作成就更高影响更大，历代词论家将之与吴激并提，称为“吴蔡体”。此后，蔡松年之子蔡珪在金代中期，金宣宗贞祐南渡之后的赵秉文、李纯甫都是所生活时代的诗坛领袖。而王若虚则不仅是金代著名诗人，而且也是著名诗论家。
蒙元时期，蒙古族以武力征服天下，忽必烈任命刘秉忠为总监于１２６６年在金朝中都（今北京）建造新都即元大都，１２７３ 年正式定都北京。元大都的建立对河北行政区域与历史地位影响极大极深。此前的河北，无论是早期的幽州、冀州，还是后来的河北道与河北路，河北在中华版图上基本处于北方边塞区域。在此前的河北文学中，如唐代高适写河北的《营州歌》《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等均被看作边塞诗，唐人写“蓟北”的内容也总是与边情有关。元朝定都大都以后，往昔处于边塞的河北大地，边地位置骤变为王朝中心的畿辅重地。另外，元朝疆域辽阔，北接大漠，西北、西南与蒙古四大汗国接壤，东至辽左，南至海隅，不仅包括了辽、宋、夏、金各朝的广大南北领地，而且还拥有了今新疆、西藏、云南等大西北、大西南之地以及漠北、辽左等北方、东北的广大地区。《元史·地理志》称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其版图范围大大超过了此前的汉唐盛世。地近北边的河北燕赵大地，随之由边塞而成为京畿重地，处于国家政治中心的外围，不仅其政治地位得到极大的提升，而且其文化也获得迅速的发展。
区位重要性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元代河北文学的变化，由此产生了元代的代表性文学元曲——杂剧和散曲。这其中的河北作家作品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质量也达到空前的顶峰。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以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大都作家群、真定作家群，几乎完全占据了元代前期曲坛，为我们留下了诸如《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西厢记》、《汉宫秋》《梧桐雨》《墙头马上》《赵氏孤儿》等一大批名剧。诗（词）文方面，河北也产生了刘因、白朴、刘秉忠、胡子山、张弘范等一大批名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元代各体文学中，河北作家都取得了那个时代可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正是他们的杰出创作引领了元代文学的潮流。
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后，河北改称顺天府，为朝廷直属的京畿重地。清代仍都北京，河北也以京畿重地的身份，被划为直隶顺天府，直到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改直隶顺天府为河北省，河北最终被纳入了现代行政区划之中。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对河北燕赵大地的政治地位、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以及风俗民情等等都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前代作为游牧与农耕文化结合部的河北大地，由游牧部族入侵中原的跑马场，变成了京师文化辐射的京畿地，河北地域在承继燕赵文化传统与精神的同时，又不断吸收京师文化内涵， 融入了重视正统观念的皇权文化特征，皇权意识浓厚、推尊正统、仰附权威，表现出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与企羡情怀。同时京师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其文化功能对畿辅河北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艺术发展、城市建筑、风俗民情等也具有直接的影响与辐射作用。
很显然，元代以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著名作家为代表的大都作家群，以白朴、尚仲贤为代表的真定作家群，以李好古为代表的保定作家群的杂剧与散曲创作，无一不是受京师戏曲演出习尚的影响而出现的。而进入明代，杨继盛、赵南星、孙承宗、尹耕等人的诗文创作鲜明的政治倾向与忧国忧民的情怀，典型体现了河北文学所受的京师文化与正统思想观念的影响。
清代的河朔诗派以及正定梁氏家族与保定边氏家族的文学创作，既是深厚燕赵文化传统涵养的结果，也与明清以来京师文化对河北文化的辐射作用密不可分，尤其是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与八旗诗人的创作，是典型的京都文化在河北文学中的展现。这些是清代文学展现京畿文化之荦荦大者。与此同时，翁方纲、朱筠、张之洞的诗歌创作，纳兰性德、顾春、边浴礼的词创作，董榕、舒位的戏曲创作，以及纪昀、和邦额、李汝珍、崔象川、储仁逊、李庆辰、石玉昆、连梦青的小说创作，不仅体现着河北文学对京畿文化的依赖，也从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表达了文化转型后河北人民的生活与人性。
宋以后河北文学的发展变迁，与唐宋文化转型也有密切关系。宏观地看，以中唐元和年间为界，中国文化在唐宋之际发生了巨大的转型变化。首先，是政治上由贵族政治向文官政治转型。秦汉以来以贵族为主体的贵族政治向中唐以后的文官政治转变。与此相连，是不同政治群体的产生与政治上党争的出现。如唐中期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庆历党争、熙宁的新旧党争、庆元党争、明代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等等。文官政治使诗人文士跻身社会政治中心，导致诗人的创作题材与主题，往往突破“仕与隐”、“出与处”、“生与死”等传统文士的思想阈限，而强化了时代的政治内涵，密切了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关系。
宋元明清河北文学所体现出的强烈的时代精神与丰富厚重的思想内涵，都与这种政治转型密不可分。其次是经济上，中唐大历以来实行两税法，改变了原来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经济体制，成为明代中叶以前主要的经济形式。明代首创的“一条鞭法”与清代的“摊丁入亩”的变革，经济发展方式对文人作家的社会地位、思想情感与文化心态也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还有文化方面，从中唐以后开始，学术文化逐渐由汉学向宋学转型，汉儒的章句之学向崇尚义理与自由解经的方向发展，学术转型与科举的结合，导致从宋代一开始，诗人文士便与学者经师合二为一，由此而带来宋元明清文学中诗人之诗下降而学者之诗上升，传统的诗文创作由诗人文士的自由浪漫抒写向结构设计的理性经营转型。宋以前诗人多凭兴会写作，所谓“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而宋以后， 诗文创作则重视文化积淀，讲究学问，强调典故、文化语符的使用，诗人深思熟虑，有意识地设计经营自己的作品。这些努力直接导致了文学审美情趣的新变。古典浪漫主义转向古典现代主义，重韵味、重意境转向重气格理趣，所谓情志理趣，在宋以后的文学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与审美情趣转型相呼应，文学的表达方式也由重表现转向重再现，写实与致用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当然，唐与宋文学最突出的分界与转折还是贵族雅文学向大众通俗文学的转型。戏曲、小说的兴起与繁荣作为这种转型的标志性成就，在元明清文学中精彩纷呈，成为近世中国文学的主导体式，也成为近世河北文学的主导体式。
宋元明清时期的河北文学，正是在沐浴燕赵文化传统，接受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展开其辉煌灿烂的新篇章的。
（本文是为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河北文学通史》古代部分所写的序言，阎福玲教授、曾志安博士对本文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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